公孫弘
其實，在西漢朝堂，公孫弘的資歷比主父偃老得多，年齡也大得多。
因為生年不詳，主父偃死時享年幾何，不得而知。不過，出任齊相之前，他曾向勸誡者宣稱“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照此推斷，他早年離家出遊時，應該是十餘歲，掙扎奮鬥四十多年，到元朔三年（前126）他被族誅時，已經是年過半百的油膩老男人了。而公孫弘的生年是公元前200年，此時已經74歲，兩年後，即元朔五年（前124），他出任丞相時，已是76歲高齡了。追溯他的早年歲月，卻是一曲頗為勵志的傳奇橋段，且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之記載：“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
太史公用一組蒙太奇鏡頭，攝取了公孫先生的幾個人生片段。其一，公孫弘，名弘，字季，其出生地齊國菑川薛縣乃秦代設置，後廢除，具體位置訖無定論，一般說是山東壽光市南部紀臺鎮。其二，他年輕時曾在薛縣監獄做獄吏，因犯法被開除，因為生計艱難，“牧豕海上”，在渤海邊給人家放豬，當了一名“豬倌”。其三，四十多歲時，他開始發奮學習春秋等百家著作，漸漸聞名鄉里，他對後母很孝順，至於生身父母，已不可考。
豬倌公孫弘
景帝時代，公孫弘拜著名公羊學博士胡毋生為師，《史記·儒林列傳》載：“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清代學者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頌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
建元元年（前140）十月，武帝下詔要求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時，公孫弘已年屆花甲，慨然應徵，名列“賢良”，被舉薦為博士。“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公孫弘來到京城長安，邂逅了年過九旬的老學究轅固先生。這位轅固老，堪稱儒林奇葩，《漢書·儒林傳》記載了他的兩樁迂腐事，其一，他與黃生在景帝面前激烈爭論“湯武革命”究竟是“受命”還是“篡弒”？兩人吵得面紅耳赤，唾沫橫飛，景帝實在煩了，於是說道：“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景帝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美味吧；治學不論湯武是否“受命”，也不算蠢豬嘛。兩人這才啞口無言。其二，竇太后痴迷《老子》，將他招來問學，他竟說這些都是閒言俗語，一堆垃圾，惹得老太太勃然大怒，下令將他扔進野豬圈裡，與野豬角鬥，若不是景帝暗中搭救，早一命嗚呼了。
對於這位藹然長者，公孫弘畢恭畢敬，尊崇有加，老先生告誡他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公孫先生，請您務必誠心正意傳播學問，切勿用歪理邪說來投世人之所好！
轅固先生鬥野豬
後來，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因為回來後覆命不合聖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他究竟說了些啥觸怒無敵，太史公沒有記載，想來可能是書呆子之論吧，武帝還算寬厚，沒有加以刑戮，只是令他免官回鄉。
時光荏苒，風月無波，轉眼到了元光五年（前130）八月，公孫弘年屆七旬，已是古稀之年，武帝再次下令求賢，菑川國再次推薦了七旬老翁公孫弘。他說，我先前應命赴京，因為無能罷官回家，諸位還是推舉賢者上位吧！這期間，他的後母去世，他謹遵禮節，守孝三年，賢名卓著。故鄉人不肯改變決定，他只好再次入京，接受皇帝策問。武帝向眾賢良發佈制書，策問“天人之道”。《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記載了公孫弘的策文：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常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孫先生論天下
他說，我聽說啊，上古堯舜之時，不注重功名封賞而人心向善，不倚重刑罰鎮壓而百姓遵紀守法，那是因為統治者率先垂範，言明身正，為百姓樹立了信義。而那些末世之君，縱然厚加賞賜，卻難以打動人心，縱然刑罰苛酷，卻難以止息各類犯罪，那是因為當權者自身不能，老百姓也不肯信任，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啊。因此呢，選拔有才能者上位，令其恪盡職守；遏制無用的廢話，減少扯淡糾纏；拋棄無用的奢侈器物，減免百姓賦稅；不剝奪農時，不浪費民力，則百姓富庶；才德兼備者提拔，少才無德者黜退，則朝廷威德愈重；立功者爵祿高登，無能者下臺滾蛋，則群臣心有所忌，奮力競爭；罰當其罪，則奸邪之徒心懷恐懼，犯罪行為日趨減少；賞賜賢者，則天下臣民更加努力，奮勇爭先——這八項“治民之本”，堪稱統治老百姓的“要術”，皇帝陛下不可不察也。
說罷了“治民”，公孫先生開始講述“施治之道”，即統治者應遵循的道法，就是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說罷了“治民之本”與“施治之道”，他意猶未盡，開始疾言厲色——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我聽說堯帝時遭遇滔滔洪水，令大禹治水，可是沒聽說過大禹先生身上帶水呀！然而，商湯之時天下大旱，那是夏桀、商紂遺留下來的禍害呢。桀紂之惡行，受到了蒼天的懲罰；大禹、商湯積德，所以能統一天下。我因此觀之，感慨遙深矣！蒼天之大德，浩渺無際，沒有絲毫私心，順之者則雄起千丈，高聳寰宇；逆之者則覆亡無極，分崩離析。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總合的輪迴之道啊！
呵呵！公孫弘之論，正如《荀子·天論》所云：“天行無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他拿老天爺來警告武帝“順應天道”，其寓意實在過於明顯，連自己都感覺有些驚悚，於是趕緊申明——“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我是個愚昧無知的蠢貨啊，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陛下的“大對”！
公孫與武帝
負責“閱卷”的太常大人審閱了一百多位賢良的對策“試卷”，認為公孫弘的對策平淡無奇，或許是感覺過分尖銳，害怕觸怒皇帝呢，於是將他列為下等，“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武帝最後審閱，一見公孫先生策文，大呼妙文，定為第一，傳令進見，一個年過古稀的老爺子，白髮如雪，齒牙豁落，哪還有什麼“狀貌甚麗”啊，太史公之遣詞，無非形容他精神健旺，朝氣蓬勃也。
武帝給他派發的官帽，是左內史，主管策命等文事。上任伊始，他就揮筆給武帝上了一封奏疏：“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他說，先世“吏正”（良正），今世“吏邪”（邪惡），導致“民薄”（民風澆薄），因為弊政叢生，所以“倦而不聽”，號令不靈；而那些“邪吏”推行“弊政”，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用“倦令”（懶政濫政）來治理“薄民”，天曉得會出現怎樣一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啊！
公孫弘用詞之犀利，火力之猛烈，猶如刀劍，寒光閃閃；他所說的“先聖”，則是輔佐周武王建立周朝的周公旦。“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武帝看了奏疏，作書詰問他：先生您稱頌周公如何了得，您覺得自己與周公相比，哪個更優秀呢？公孫先生見到皇上如此責問，回懟說：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術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大禹治水
他說，愚臣淺薄，哪裡敢與周公比試高低呀！儘管如此，我還是曉得，躬行治世之道，是可以達到先聖時期之治業的。那些虎豹馬牛，看上去是禽獸中難以制服的啊，可是等到它們被馴服，就變得很乖，對人唯命是從啦！我聽說啊，木匠烘彎一根直木需要數日，而銷熔一塊金石卻需要數月，人對於利害好惡的認知與取捨，豈是禽獸木石可以比擬的嘛？教化多年才能有所改變，愚臣認為還是太慢啦！
武帝與公孫這番言語，頗堪玩味。武帝質問他與周公相比如何？與其說是責難，不如說是調侃，你甚至可以透過這句話，窺視到武帝臉上盪漾的一絲絲惡作劇之波；而公孫弘毫不示弱，繼續怒懟，說周公時代的理想境界，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就看你努力與否啦！——武帝聽罷，頗為驚異，“上異其言”。
人生多少事，盡在傳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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