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越 长远 张墨成）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日前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为抗击新冠肺炎和预防疫情出现全球性大流行，国际社会应充分加强在信息沟通、疫苗研发、药品开发等领域合作。
黄严忠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圆桌会议召集人、美国塞顿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卫生研究项目主任。对于如何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他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多管齐下完善疾控机制
《参考消息》：您如何评价面对此次疫情国际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黄严忠：这是一个比较现实也比较重要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合作中可以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他们也开会强调各国要在疫苗和药品研发方面进行合作。目前，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包括传染源现在还没有找到。希望世卫组织专家协助中国专家找出感染源，了解病毒本身的特性，例如易感人群、潜伏期、死亡人员特征等。中国跟国际社会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中国实际上已经做了为国际社会称道的事情，例如及时分析出病毒的基因序列并跟国际社会分享。目前更重要的是，反思现有的疾控体系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存在不足，特别是遇到新型病毒暴发，目前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否需要改进。
《参考消息》：在美国，疫情发生后人们的关注点似乎并不集中在地方政府的反应。
黄严忠：在美国，民众想要知道相关信息，首先想到的是疾控中心网站，它们在反应速度和信息公开方面都比较迅速，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比较畅通，不依赖于地方政府，但同时保持有紧密合作。
另外，在队伍建设方面，美国疾控中心有一支公共卫生部队，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兵种，约有6000人。他们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预备役，平时跟正常医务人员一起工作，抽出一定时间进行训练，一旦需要可以立即调遣这支部队，不仅在美国国内防疫，在国外抗击疾病暴发时也可以随时出发。这一点中国可以考虑借鉴，如果有些人有志于此，可以报名参加，相当于预备役军人，这本身也是一种荣誉感，能够鼓励人们加入。
《参考消息》：疫情暴发后出现口罩脱销、防护服紧缺的情况。遇到疫情，在物资储备方面我们能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黄严忠：一般的国家都要有应急储存，不光是抗病毒药品，还要有与此相关的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等。但物资储备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必须更新，就像抗病毒药，过两三年就过期了，因此这种储存并不容易，成本比较高，而且发生疫情才能体现出价值。各国需要有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大规模生产医疗物资的能力，否则紧急应对能力会受到很大制约。
对“大流行”应提前做预案
《参考消息》：您之前谈到公众对未知疾病的恐慌会影响公共政策，您如何看待美国及其他国家采取旅行限制、暂停商业航班等措施？是否存在反应过度的情况？
黄严忠：目前来看，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实际上是无序的，而且在很多地方是过度反应。由于人们对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的恐惧，这种过度反应也属情理之中，特别是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来协调的情况之下。其实各国基本上都签署了2005年修改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法律采取应对措施，但是不能过度反应，否则就是违背了《国际卫生条例》精神。一般来说，世卫组织可以要求这些国家作出科学说明，或是点名批评。
《参考消息》：您认为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会发展成大流行吗？
黄严忠：世卫组织对所谓的大流行是有严格定义的，基本上是说这个病毒已经传开了，围堵措施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就是即使发展为“大流行”，也不代表病毒的毒性就很强。一般来说，病毒第一代毒性比较强，第二代第三代会减弱，大流行并不一定意味着病毒更加可怕，而是在地理范围上扩展开来了。
目前来看，如果中国采取的这些强力措施有效，是可以把病毒围堵住的，也就是不会大规模蔓延到其他国家，造成进一步的流行或者暴发性的流行。如果发展为大流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非典更严重，因为非典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是对消费者的影响，但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不仅在消费端，而且发生在供给端，工人复工困难，劳动力的供应受到影响，一旦变成一个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现在应该开始着手准备应对，要有预案，并且更多强调国际合作，在开发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等方面需要加快进度。如果更多的抗病毒药物能够临床试验证明有效，进行大规模生产分配不仅可以有效救治病人，也能够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
如果出现大流行，我们的应对策略要做出调整，目前的围堵措施可能就不适应实际情况了，需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成为止损策略，更多地侧重于救治重症患者和有慢性病的高危群体，而不是花费精力和物力去围堵病人及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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