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鼠疫发生且有蔓延之趋势，清政府下令全力扑灭之。随后，清政府耗费1000余万两白银，设立民政部防疫局、京师卫生警察队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等。此举为近代我国卫生事业之发轫。
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被记录下来，6世纪左右的东罗马帝国、14世纪的欧洲以及清末的中国，都曾遭受鼠疫的重创，其强传染性与高致死率至今令人类闻风丧胆。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左）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任大会主席。
腺鼠疫与肺鼠疫
占星家把腺鼠疫归咎于土星、木星以及火星的一次恶毒的联接。流行病学家已经发现鼠疫流行的原因在于耶尔森氏杆菌、跳蚤和老鼠的灾难性联合。对于微生物、跳蚤、啮齿动物以及人类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进行一次简单回顾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鼠疫的大流行、延续到17世纪的鼠疫浪潮以及瘟疫在今天的状态。历史上对于毁灭性流行病的记述经常是模糊混乱的，而且经常套用医生和外行人认为有高度简洁的症状和体征的术语。
14世纪对于黑死病的记述包括如下可怕的症状：疼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坏死的器官、鼻孔流血、血性痰、血管出血，这些症状导致皮肤出现斑点及变色。更令人困惑的是，腺鼠疫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一种特定的微生物能够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比如这种病主要表现为腹股沟腺鼠疫和肺型鼠疫，偶尔也表现为败血症鼠疫。在缺乏合适抗生素的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超过50%，而肺型鼠疫和败血症鼠疫的死亡率接近100%。即使在今天拥有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病人死于这种病。
如果耶尔森氏鼠疫杆菌通过感染的跳蚤叮咬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就是腺鼠疫。经过一个二到六天的潜伏期，细菌在淋巴结内繁殖，潜伏期过后患者突然出现高烧、头痛、胸痛、咳嗽、呼吸困难、呕血、皮肤黑斑等症状。腺鼠疫的最典型症状是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疼痛性淋巴结肿大的出现，经常是在腹股沟、腋窝、脖子等部位。其他症状还有：不安宁、焦虑、精神混乱、幻觉、昏迷。某些特定的细菌蛋白抑制了能够阻止病菌繁殖或扩散的免疫反应。鼠疫杆菌也释放一种毒素，能够导致休克、循环衰竭，继而器官衰竭，最终死亡。
而在败血症鼠疫中，细菌通过血液迅速传播，破坏内部器官和血管，导致坏疽、内出血、鼻和耳朵出血甚至昏迷。患者会在一到三天内死亡，不会出现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症状。
直接通过唾液进行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肺型鼠疫具有高传染性和致死率。什么环境使得广泛传播的腺鼠疫转变为肺型鼠疫尚不得而知。当腺鼠疫患者的大量病菌扩散到肺内时，肺脓肿出现了，同时伴有剧烈的咳嗽和喷嚏，并通过痰释放出大量病菌。病菌进入新的宿主的呼吸系统时迅速繁殖，导致了高传染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的
肺型鼠疫。肺型鼠疫的潜伏期只有一到三天，爆发非常突然。症状表现为胸痛伴有剧烈咳嗽，并引发咳血痰，继而发展为神经紊乱加重，患者能力丧失。出血导致皮肤出现黑紫色的斑点。咳嗽伴随着窒息，病人最终窒息而死。这种高致命性鼠疫的患者会经历发热、寒战和致命性肺炎。2001年，研究者成功破译了耶尔森氏杆菌的基因和质粒，它取自1992年死于肺型鼠疫的一名科罗拉多州兽医的身上(感染来自猫的喷嚏)。在DNA序列的研究基础上，微生物学家认为耶尔森氏杆菌很可能是从两万年前的伪结核耶尔森氏杆菌进化而来，那是一种很小的人类肠道病原体。分子生物学家认为，耶尔森氏杆菌变成致命的病原体是由于获得了新的基因、丢失或者不表达伪结核病基因，并且建立一种奇异的染色体重组模式，使它的基因组有异乎寻常的活力。依靠来自于其他细菌的基因，耶尔森氏杆菌能够克隆新的环境。很明显，这些基因中有一组编码了允许细菌在跳蚤的内脏里生存的酶，跳蚤变成了疾病的携带者。
耶尔森氏杆菌属
虽然排列好的耶尔森氏杆菌菌株已经可以在48小时之内让人致命，但是生化专家指出，添加基因使菌株变异并使之具有抵抗抗生素和任何潜在疫苗的能力是有可能的。
19世纪90年代，当大面积流行的鼠疫连续性地在广州、香港、孟买、爪哇、日本、小亚细亚、南非、美国的北部和南部、葡萄牙、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爆发时，鼠疫博物学的很多方面才最终弄明白。历史流行病学家估计19世纪90年代流行的鼠疫杀死了超过1200万人，但是其他人认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仅印度死于鼠疫的就有1000万人。亚历山大·耶尔森在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期间，从患者尸体的腹股沟处分离出了引起鼠疫的细菌。耶尔森把细菌样本送到了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利用那个样本，爱密尔·鲁研制出了第一份抗鼠疫血清。耶尔森为了纪念他的导师路易·巴斯德， 把他自己发现的鼠疫细菌叫做巴斯德菌。以研究破伤风和白喉而闻名的北里柴三郎为日本政府研究1894年在香港爆发的鼠疫，也独立地确定了引起鼠疫的细菌。
亚历山大·耶尔森（左） & 北里柴三郎（右）
1971年，为了纪念亚历山大·耶尔森，引起腺鼠疫的细菌被重新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今天至少已经知道了三个耶尔森氏杆菌的自然变种。三个变种都能引起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致命性的感染。耶尔森氏杆菌能够在啮齿动物繁殖地的同样小气候里存活好几个月。在快要腐化的尸体上它的寿命只有几天，但是它可以在冰冻的尸体上生存好几年。因此，鼠疫的局部爆发取决于啮齿动物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处理鼠疫受害者尸体的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世界卫生组织记录了24个国家18000鼠疫病例，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非洲。在美国，有13个州报道过鼠疫发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鼠疫病例事实上是增加了，鼠疫应该被列为再次出现的疾病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抗生素对鼠疫杆菌才普遍起了反应。用抗生素治疗鼠疫的死亡率大约在15%，对比没有治疗的鼠疫死亡率估计是50%—90%。糟糕的是，最近马达加斯加岛巴斯德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株鼠疫菌株对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和磺胺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如果耐药性基因在其他菌属广泛传播，腺鼠疫作为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将再次出现。
虽然耶尔森氏杄菌能够很容易地穿透黏膜，但是它不能通过健康的没有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因此，它通常依靠跳蚤到达新的宿主。19世纪90年代，科学家报告说在跳蚤的胃里发现了鼠疫菌，那个跳蚤来自于一只被感染了的老鼠。但是“跳蚤理论”遭到了怀疑。例如，孟买的英国鼠疫委员会成员作了试验证明跳蚤并没有传播鼠疫。他们“证明”他们的假设，是因为他们假定“一个跳蚤就是一个跳蚤”。跳蚤理论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不是所有的跳蚤在传播鼠疫方面都起一样的作用。
2000种不同的跳蚤中，黑鼠的跳蚤(印鼠跳蚤)作为最有效的鼠疫携带者排在第一位，但是至少有八个品种的跳蚤能够把鼠疫菌传给人类。依赖于宿主、热量、湿度的不同，跳蚤可以生存几天甚至一年之久。一个被感染的跳蚤事实上成为快速繁殖鼠疫菌的牺牲品。最终，跳蚤的胃被细菌塞堵住了。当饥饿的跳蚤咬了一个新的受害者时，咽下的血液和细菌接触并被细菌混合。被咽下的物质中的一部分包括大量的细菌返流到伤口，导致鼠疫菌在离咬伤处最近的淋巴结里大量繁殖。跳蚤一般来说相当忠诚于它的主要宿主。但是，不幸的是，印鼠跳蚤发现人类是一个可接受的老鼠的替代品。人类跳蚤并不能达到老鼠跳蚤的感染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数量可以补偿质量。
一旦阐明了老鼠和鼠疫之间的关系，许多权威人士就认为黑鼠是鼠疫流行的唯一来源。然而，几乎有近两百种啮齿动物可以被确定为鼠疫可能的宿主。“野生啮齿动物鼠疫”的概念认可了耶尔森氏杆菌在各种野生动物种族中的生态学意义。
土拨鼠同样可能传播鼠疫
关于中世纪早期欧洲黑鼠的情况存在着一些争议。一个事实是，古代的年代编年史作者在提到“害虫”和奇怪的行为被看作灾难的预兆时，并没有区分是田鼠还是家鼠，这进一步增加了混乱。当通常生活在地下的田鼠、家鼠、鼹鼠和其他动物逃到地面上来、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甚至大批死掉的时候，中世纪的医生甚至普通人都会很害怕：引起瘟疫的疾病很快就要来临了。然而，这些奇怪的征兆很容易与另一个观点达成一致，那就是形成于地下的有害气体扩散到空气中，产生了致命的有毒气体。
在中世纪的某个时间，黑鼠一路前行来到欧洲，幸福地居住在城镇和乡村，成为永久的居民。在思乡人朦胧的双眼里，中世纪的城镇看起来也许很独特，很美丽，但是那是一个充满污秽的不卫生的地方，就像啮齿动物拥挤的养殖场，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周围随意分布着小块的花园、猪圈、粪堆、商店、屋舍，还有人畜共用的杂物间。也许，欧洲鼠疫发病率的显著下降和大棕鼠——一个后来者把黑鼠赶出欧洲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不是一个巧合。
鼠疫的“黑”历史
虽然在非常遥远的古代流行性腺鼠疫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早期关于“鼠疫和瘟疫”的描述太模糊，不能提供明确的诊断。因此，540年，査士丁尼鼠疫通常被看作欧洲鼠疫的第一次流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鼠疫进一步的波动能够制成图表。最后，这一疾病看起来在西方灭绝了，但是，它从地中海的港口开始周期性的重演。
虽然我们对早期鼠疫的流行知识比较缺乏，但是仍然有一些关于它们的推测。有人认为鼠疫造成的死亡和混乱导致了拜占庭王国的衰败。在欧洲，从南到北，从地中海到北海，力量对比的变化可能是鼠疫没能蔓延到不列颠群岛、北部高卢和赫马尼亚地区的结果。被惊惶和恐惧吓坏了的目击者为了传达灾难的暴行，经常采用象征性词语或者夸大一些数字。许多中世纪鼠疫的记录描述的死亡人数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活人来埋葬死者。
从1315年到1322年间，与人类和动物的疾病有关的饥荒不断出现。当时的目击者说，牧师和贵族甚至用禁食来祈祷瘟疫的到来,以便减少低等人的数目，从而使他们能活得更舒服一些。如果这是真的，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就是祈祷者能量的可怕证明。那次大流行又叫做
黑死病，它在控制人口过度膨胀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与此同时，它制造的破坏、痛苦和恐惧超过了20世纪之前历史舞台上任何一种疾病。
确切地讲，黑死病从哪里开始和怎样开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许多鼠疫的爆发很明显地来自中东或其附近地区的城市。从这些感染中心来看，鼠疫是靠船和商业贸易通道传播的。关于鼠疫传播的路线和传播的速度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鼠疫由水路经过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和沿陆路的贸易路线传播的大致情况已经被制成了图表。1347年，意大利城邦的船只很可能经过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港口把鼠疫带到了西部的欧洲。两年之内，黑死病传遍了欧洲甚至到达格陵兰岛。
一些历史学家把黑死病看作是结束中世纪的事件，它破坏了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其他人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因果关系的顺序。甚至对鼠疫造成的死亡率也存在着争议。有些地区的死亡率可能是12%，而其他的地区超过了50%。仅仅在欧洲估计死亡人数已达到2000万—2500万，全世界可能超过4200万。在黑死病后，新增人口看起来发展很快，但是鼠疫不断爆发，再加上其他灾难，整个人口的水平一直很低，直到18世纪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医生不能治愈鼠疫，他们只能提供一些怎样避免感染的建议，而很多建议是互相矛盾的。离开感染的地区是最常见的建议，但是对于哪个地方相对安全的意见却不一致。如果无法逃离的话，建议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中世纪式的庇护所。为了减少接触受污染的空气，医生建议走路的时候要慢，同时通过芬芳的海绵或者含有进口的昂贵药材的“苹果包”吸气，这些药材包括琥珀、檀香木、强烈气味的草药或者穷人用的传统的解毒剂大蒜。沐浴被认为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因为沐浴能够打开毛孔，使污浊的空气穿透外层的保护。最后，医生们发明了精致的防毒服装，包括长袍、手套和靴子，还有“鸟嘴状面具”，面具里有用芬芳的草药浸过的海绵。为了应对1348年的鼠疫，许多优秀的医生写了名叫《鼠疫养生指导》的书,表达他们在危险时刻维护健康的思想。这些书引导读者增强健康观念，包括健康作为公共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制定有关政策管理城市和乡镇的卫生，净化水、食物和空气的重要性。
（图为1656年由保罗·福斯特所作的雕刻）
在此后的鼠疫爆发期间,非宗教的和教会的权威人士尝试用祈祷和隔离措施来限制鼠疫的传播。到15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已经规划了详细的公共健康措施。但是在整个欧洲，很少有先进的国家把意大利处理流行病的系统作为典范。不幸的是，出于好意的官员规定了隔离措施但是却并不理解鼠疫的自然史。一些措施产生了反效果，诸如残杀猫和狗。对怀疑携带传染病的人采取长期隔离的措施——最初隔离期是40天，这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致使故意违反隔离规定的事件发生。现在的专家通常认为七天的隔离足以证明携带者是否被感染。
最后，控制鼠疫的措施包括强制性的汇报疾病、隔离病人、焚烧鼠疫死亡者的被褥、疾病流行期间关闭学校和市场，软禁掘墓者和颁布禁止医生离开传染区的法令。关于鼠疫的法规意味着额外赋税、财产破坏、商业限制、贫困、鼠疫房以及失业。被隔离的家庭应该得到食物和药物，但是，一直以来，可怜的救济资金总是不够的。公共卫生官员被认为在控制鼠疫的事务上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他们经常要面对教会成员的不服从。在鼠疫流行期间，非教会的专家可以关闭学校，禁止节庆、游戏、聚会和跳舞等活动，但是他们不能阻止宗教集会和游行。
也许是人类对上帝的虔诚以及隔离制度连同鼠疫生态学上更多微妙的改变产生了作用，最终减轻了鼠疫进一步的影响，至少在农村是这样。在15世纪期间，富人期望逃离城市来躲避鼠疫。最终，死亡率的一般模式使这些精英们确信鼠疫是穷人的传染病。然而，由于在腺鼠疫和其他的感染性疾病之间诊断上的混淆，历史上关于鼠疫死亡率的研究变得很复杂。由于缺乏特殊的诊断性试验，即使碰到最小的刺激性事件，公共健康专家宁可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也怀疑是不是鼠疫。黑死病过后，
更多的“鼠疫立法”致力于保护精英们的个人安全和财产，而不是设法控制鼠疫本身。但是，把权力授予非教会的公共卫生官员的观念还是树立起来了。到18世纪为止，流行性鼠疫基本上从西部地中海地区消失了。然而直到进入19世纪，鼠疫仍然威胁着东部地中海地区，但是后来爆发的鼠疫都没有造成像黑死病那样大的流行和破坏。
有观点认为中世纪的虐猫历史致使黑死病肆虐。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大流行不可能是耶尔森氏杆菌引起的，因为14世纪的这次流行病传播得太快，致死率太高，而且症状和体征与现代流行的鼠疫也不一样。2000年，有研究者报告了证明中世纪腺鼠疫存在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证据，他在14世纪法国埋葬的尸体遗骸里发现了耶尔森氏杆菌的DNA。
从世界范围来看，鼠疫仍然在野生动物中局部流行，包括俄罗斯、中东、中国、亚洲东南和西南部、非洲、美国北部和南部，导致零星的人类感染事件发生。在美国，除了田鼠、家鼠、土拨鼠、兔子、松鼠这些动物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动物可以作为鼠疫的宿主。
研究新发和再现疾病的流行病学专家警告人类，鼠疫流行地区生态环境不可预见性的改变能够触发鼠疫在人类和动物间爆发。例如，迅速膨胀的人口迁移到了原来的野生动物区，增加了鼠疫和其他啮齿动物携带的新发疾病的零星发生甚至流行的危险。科学家们也推测了鼠疫被用作生化武器的可能性。一般认为仅仅成烟雾状散开的肺型鼠疫能够作为有效的生化试剂。
二战时的“细菌战”
由于现代交通的高度发达，那些感染了腺鼠疫的病人有可能在二到七天的潜伏期结束之前旅行到对鼠疫认识不多的地区。2002年纽约的健康官员报告了两例确诊的腺鼠疫病例，由此，流行病学上的陈词滥调出现了：任何城市的居民都是一架携带罕见的疾病飞往全球任何一点的飞机。那两个鼠疫受害者动身去纽约度假之前，很明显已经在新墨西哥感染了鼠疫。他们因为感冒样症状：高热、头痛、关节痛和淋巴结肿大到急诊室看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每年有1000—3000例鼠疫病例发生。在有些地区，20世纪90年代疑似和确诊病例有所增加，可能是因为监控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或者是病例的数目确实增多了。公共卫生官员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耶尔森氏杆菌新的变异已经出现了，包括多重耐药菌株。
（本文摘自《医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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