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官

中國古代封建帝制時代的政治形態是皇權至上，皇帝作為一個國家的絕對統治者，他的一言一行關乎著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自古以來做為臣下的文武官員便有“武死戰，文死諫”的傳統，武官負責上陣殺敵，為皇帝鎮邊禦敵，開疆拓土，文官負責勸諫君主，監管規範皇帝的行為舉止，但是要在權利結構上對皇帝進行監督與制約，所產生的效果往往取決於皇帝個人的素養與意志。

明清時期皇權專制到達頂峰，在政治體系內部，文臣對於皇帝言行的制約幾乎不復存在。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的幾代帝王都是封建歷史幾百位皇帝中數的上的奇葩皇帝，他們匪夷所思的行為嚴重的影響了國家社會正常的發展秩序，而飽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文臣言官們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生存安危，常常做出以死進諫的極端行為。

一、死諫行為的產生

“言諫”文化在堯舜禹時代便已產生，這一時代的原始部落實行“共政”的行政模式，有緊急事務時，各部落首領共同商議處理辦法，最後由最高首領決定執行，這便是最早的言諫。後來無論是奴隸制王朝時期還是封建制王朝時期，言諫這一制度始終傳承了下來，延續了幾千年之久。

在專制制度逐漸加強的兩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言諫制度日益成熟。唐代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與魏徵之間的君臣佳話，進一步提高了言諫文化的地位。但是在皇權專制的時代，皇帝自身素養的高下決定了臣子諫言的效果，因此宋代以後，隨著皇權專制制度的逐漸加強，言諫文化的雖然存在，但在政治舞臺上發揮的作用已經

皇權專制的政治體系使皇帝形成了“朕即天下”的思維，同時“家天下”的觀念佔據了主導地位。這種思維觀念與臣子們信奉的儒家“仁政”、“公天下”、“立君為民”思想背道而馳，因此臣子對皇帝的諫言愈發難以被採納。為了使皇帝意識到自己的過失，官員們逐漸發明了各式的進諫手段，如諷諫、順諫、直諫、諍諫等等，而其中最直接最激烈的當屬“死諫”。

大議禮

二、明代士大夫的“死諫”

1. 嘉靖皇帝的“大議禮”之爭

“為國以禮”是封建王朝時期基本的政治主張，皇帝也要遵守禮法，明朝時期曾發生過不少臣子為維護“禮制”以死進諫的事件。明武宗朱厚照死後無嗣，其堂弟朱厚熜繼承大統，即明嘉靖皇帝。嘉靖即位之初便令禮部議其生父興獻王的尊號，此事引發了君臣之間的激烈衝突，史稱“大議禮”。圍繞大議禮事件，朝臣分屬兩派就“繼統”與“繼嗣”的分歧展開激烈的討論，最終的結果甚至影響了嘉靖朝之後幾十年的政治走向。

以禮部尚書為首的大臣向嘉靖帝進言：“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明確表示了為皇帝生父興獻王議尊號，修廟宇不合禮制，

嘉靖皇帝面對文武百官的進諫採取了極端的處理手段，對示威的全體官員實行奪俸，廷杖的責罰，很多官員甚至被當場杖斃，最終此事以嘉靖帝的勝利告終，也讓嘉靖帝徹底掌控了朝局。但百官的行為除了維護禮制，也體現出了忠君愛國的思想，即使明知可能死亡，也要盡到一個做臣子的本分。

嘉靖帝

2. 明世宗崇尚道教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大議禮”事件後，徹底擺脫了權臣的掌控，坐穩了正統的位置。受到歷代朱明王朝崇尚道教的影響，以及嘉靖帝希望藉助宗教的力量神話自己的迫切需求，致使嘉靖帝對於道家的推崇到達了一種走火入魔的程度，最終嘉靖皇帝也因服食丹藥暴斃而終，對明代中後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嘉靖帝對道教的痴迷已然到了瘋魔的狀態，大興土木修建道觀宮殿，導致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岌岌可危。甚至幾十年不上朝堂，只在幕後操控朝政，將道教滲透到明朝統治的各個階層，從而導致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的重重危機。為了迎合皇帝對道教的推崇，善寫青詞的嚴嵩因此坐到了內閣首輔的位置，其子嚴世蕃也位列臺閣，大明朝政在嚴氏父子的把持下，

對於世宗皇帝的這一荒誕行為，朝野上的正直大臣屢次勸諫嘉靖帝停止齋蘸，整飭朝政。“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煉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

但對於追求長生之術的嘉靖帝而言這樣的勸諫被他當做是對皇權的挑戰，盛怒之下將進諫的大臣全部下到詔獄，施以杖刑，致使很多文臣被杖斃而亡。群臣的進諫在嘉靖帝的殺伐鎮壓下，逐漸銷聲匿跡，但自此以後，言路堵塞，奸佞之徒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大明江山的統治更加的風雨飄搖。

嚴嵩

3. 萬曆朝的國本之爭

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皇后沒有後嗣，因此作為長子的朱常洛理應被封為太子，但萬曆皇帝非常寵愛鄭氏貴妃所生的朱常洵，並應允鄭貴妃要立朱常洵為太子繼承大統。但萬曆皇帝的承諾違背了“無嫡立長”的祖制和封建禮制，在群臣建議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時，萬曆皇帝採取了拖延戰術。這樣的拖延行為一時間引起了朝臣的一片譁然。

圍繞著這場“國本之爭”，萬曆皇帝與群臣鬥智鬥勇了長達十五年的時間，期間立誰為儲君的問題幾經反覆，無數的大臣被奪官罷職，廷杖流放。最終在太后的主張下，神宗冊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為這場國本之爭畫上了句號。

儘管萬曆皇帝對此心中不滿，但也明白在立儲的問題上群臣不惜身死直言勸諫爭的是大明的子嗣，

三、明朝士大夫的“死諫”所蘊含的精神

1. 天下為公立君為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小民百姓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一個政權是否穩固的基礎，荀子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孟子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本說與其政治理念向來是明朝士大夫在謀求功名的過程中所不斷深化的思想。

封建王朝時期君主“家天下”的觀念是無法公開宣揚的，但“惟以天下奉一人”的理念卻時刻反應在君主的思想、語言以及行動中，這對於飽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士大夫是無法容忍的。他們終其一生所追求的是

既然文人士大夫“君為民設，君為民僕”的觀念與君主“惟以天下奉一人”的觀念是相矛盾的，如何在面對獨掌生殺大權的皇帝時做到公私分明，便要求士大夫們做到勇於擔當。儒家先賢的理論中對於反對昏君的行為是予以肯定的，因此在文人士大夫的心中，輔佐君主、為民請命、匡扶社稷是義不容辭的，即使需要流血犧牲也要將生死置之度外。

萬曆皇帝

2. 忠孝仁義的的傳統道德

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中對“孝”的定義起源於原始社會父系部落家長制，通過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血緣關係來維持一個家族內部族人對首領的絕對服從與效忠。而“忠”的出現要遠遠晚於“孝”，統一的封建帝制王朝的建立，君權不斷加強，“忠”的理念逐漸被強化，並將“孝”的思想融入其中，把原始宗族內部對父母、親族的孝，上升為帝國時代對君父、帝王的“忠”，並使之成為臣民所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

在這種忠孝觀念的影響下，加之皇帝對於權力的絕對把控，使封建王朝的君主形成了家國一姓的思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子只是君主的奴僕，必須效忠於君主，為國效忠就是為皇帝效忠，為皇家姓氏效忠。儒家倡導君臣平等的關係，

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理念在封建帝制時代受到了嚴重的壓迫，但仍然活躍在文人士大夫的心中。“人臣之道，必秉公為國，不顧其私，乃謂之忠”當君主有過錯的時候，作為臣子的若不能仗義執言，甚至以死相諫，而是聽之任之，使君主的德行敗壞，這樣的臣子是不能稱為忠臣的。明朝的歷代皇帝對禮制是不太推崇的，更不要說使臣以禮了，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廷杖制度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中不知杖斃了多少朝臣，儘管打殺了無數臣子直言進諫的想法，但仍然有正直之臣進諫斥責皇帝之過。這些行為並非不忠不孝，亦非沽名釣譽，而是在他們的心中只有及時矯正君主的過失才是真正的忠君愛國，仁義忠勇。

3. 不屈服於既定的命運

一個朝代的建立靠的是能征善戰的武將，而一個朝代的發展與延續則是要靠治世的文臣。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明朝建立了很多不同於前朝的特務監視機構，用於控制朝臣，鞏固君主集權地位。自古以來中國便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並不是說士大夫犯罪不施以刑罰，而是強調要用禮教文化教育其心，讓其具有禮義廉恥的觀念。在犯罪的時候，他們也不會逃避懲罰，這既是士大夫對禮法的遵循也是做為文人的自尊。但明朝特設的廷杖與廠衛制度，對文人士大夫的迫害殺戮實在是令人髮指。

儘管如此，一些臣子們依然上表進諫，除了忠君愛國的本心外也是在表達臣子對君主的反抗。儘管這樣的反抗得到的可能是被殺死的結果，但為了國家社稷、黎民百姓，這樣的死諫不可避免。

4.博取清名，光耀門楣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理念中，世人對於名望是極其看重的。

一些由於諫言獲罪的官員，可能會被奪官罷職甚至斬殺，但這也為他們贏得了“直言進諫”的美名。一旦所諫之人倒臺或新君繼位，這些擁有清名之人大多會被起用，而死者也會被追諡美名。但臣子對於名聲的追求是要建立在忠君的基礎上，“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一旦違背了這種君辱臣死的觀念，這種名聲也會為世人所不齒。

四、總結

“死諫”現象貫穿大明一朝，是明代政治中非常特殊的現象。

參考文獻：

1. 《明史》

2. 《明史紀事本末》

3. 《明清言諫制度研究》

4. 《明代君臣衝突中士大夫的政治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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