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從表面或形式上看，是註釋和研究《周易》的專門學問;從內涵或本質上看，則是中國古代探索宇宙生命變易規律的學問。
- 作為經學的“易學”
“易學”本是經學的一種，指歷代對《周易》經典的註釋，具體地說就是研究《周易》典籍的演變和傳授，訓釋、考證《周易》典籍的文字與符號，這是經學共同的任務，從這個角度看，易學從屬於經學。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於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彰六經。其六經為《易》《詩》《書》《禮》《樂》《春秋》，《易經》為六經之首，這裡的《易經》包括了《周易》的經文和傳文。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倡經學，立五經博士(《樂經》已失傳)。其後解釋經典就成為歷代學者極其重要的學術行為。易學作為經學的一種，如從公元前135年算起至今已有2100多年曆史了。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四庫》收易類書共484部，4141卷，其他四經類書共721部，其中書類134部，詩類146部，禮類209部，春秋類232部;據《中國古籍書目》統計，1911年以前的易學著作達2028種。易學書之多是其他四經（《詩》《書》《禮》《春秋》）註釋書總和的三分之二。而1911年以後至今的易學著作也有100多.種，可見歷代易學之興盛。
如從廣義上看，從西周初年《周易》經文產生後，即有了“易學”。如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很多對《易》的解說， 《左傳》《國語》中即保留了幾十條解易材料。到戰國後期出現系統的解說專著一一《易傳》。春秋戰國的易說及《易傳》，本身也可看成是“易學”這樣“易學”就有了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易學”指漢武帝以後的解易之作，廣義的“易學”指春秋戰國的易說和《易傳》以及以後對《周易》(包括《易傳》)所作的解說和研究之學。
- 作為哲學的“易學”
“易學”從內容本質上說是一門探索天地人之“道”的學問，即探求宇宙生命變易規律的哲學。就哲學意義而言，“易學”包括了《易經》、《易傳》和漢以後歷代“易學”。因為《易經》、《易傳》奠定了“易學”探討宇宙萬物變易規律的哲學基礎，是哲學意義的“易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易學”有一個其他四經之學所沒有的任務，那就是通過文字，符號的解釋，發展、豐富“易”的哲學義理，將這些文字，符號提煉成術語、概念、範疇和命題，並逐步形成一套具有獨特思維方式的理論體系。因此，易學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字符號的解釋和考證，一是對文字符號義理的發揮與發展，前者屬於經學(考據之學)，後者屬於哲學(義理之學)。
《易傳》以後的易學史可分為六個時期，即兩漢易學、魏晉易學、隋唐易學、宋代易學、明清易學、近現代易學。
它們分別從一個特定層面折射出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近現代哲學的學術思想，或者說各時代的學術思想的主流與當時的易學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易學”在中華文化的形成、定型、發展、衰落、更新中充當了“助產婆”的作用。同時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又在影響、補充著“易學”。 可以說“易學”是各種學術思想的先導和工具， 是各階段“時代精華”——哲學的代表。如果說從《易經》到《易傳》的成書史是一部中華文化精神的生成史，那麼整個易學史就是一部中華文化發展史。《周易》以濃縮的形式反映了中華文化的起源、演變和發展的軌跡，反映了從巫術文化向人文文化轉變的軌跡。
（本文整理自張其成教授著作《易道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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