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晚清文学革新的两大先驱严复与梁启超，一向被视为同一阵营中的人。而实际上， 二人在文学观念与文学革新的最终取向上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们开创的两种不同文学革新构成了晚清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
这两种文学革新，自晚清始便不断交集碰撞，其焦点最终落在文言与白话语体的根本冲突上，从而成为"五四运动"文言与白话语体之争的先声。
如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中,便将严复与梁启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予以讨论，以说明严复与梁启超对晚清新小说兴起方面的重要贡献。
夏志清
严复获此殊荣关键乃在于他与夏曾佑合写发表于《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然而夏志清竟绕过夏曾佑，将功劳全部算在严复头上，他臆断称"夏氏不谙西方语文，该文引证西方知识与历史处又颇多，因此该文的重要观念系严复所撰述。"这种偏颇不仅未能得到及时纠正，这使得严复早期文学思想遭到曲解。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杭先生就已怀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非严复所作，他说"这篇文字的风格，完全不象严复的文章。文中还有作者自述身世的一段话，也完全不是严复的个人经历，所以当日《国闻报》上这篇社论，虽然可能严复也多少参加一些意见，提供一些内容，但就文章的风格及作者的生平来看，认为这篇文字不是严复做的，而可能出于夏曾佑的手笔。"
《新小说》杂志
不管此说是否能够成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表以后，便没了下文，也就是该报并未如其所宣传的那样"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同时，在此后梁启超相继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创办《新小说》杂志专刊，一时"群山响应"，新小说创作已是风生水起之时，严复也从未作过任何正面回应。
一、 文学观念
1、多难时代
严复与梁启超同处晚清内忧外患之多难时代，又皆抱救世图存之雄心，故人生轨迹多有交集。在梁启超的著述中，不难获见其对严复西学造诣的景仰，以及对其传播西学溢于言表的钦敬之意。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所以被视为是严复的作品，关键也在梁启超的揄扬，他曾在《新小说》刊载的《小说丛话》中说"
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后竟不克裒集。"梁启超甚至还一度向严复问途西学门径，严复答书称"承示，从马兄眉叔习拉丁诺文，甚感甚感！此文及希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之雅学，学西文而不与此，犹导河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
《时务报》
然而这些共同之处并未使他们成为晚清文学革新的最终同道者，虽然严复不时有文章发表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与《新民丛报》，但对梁启超的文学革新似乎并不认同,尤其是在其逃亡日本以后。
2、古雅译文
梁启超曾致书严复要求其古雅译文改以通俗，不仅遭到断然拒绝，而且言辞中的规谏之意与峻急之情亦似有不暇掩饰者。
这种一冷一热态度的鲜明对照彰显出二人文学革新思想的根本差异，更重要的是作为晚清早期文学革新的两大巨擘，由他们所引导产生的文学革新趋向，在相互碰撞中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最终演化成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激烈论争。
梁启超
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賛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伶，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 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惊世骇俗观点，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的严复显然不会赞同梁启超的观点。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书图册
严复重视小说戏曲表面虽与梁启超极为相似，但内里实有根本之差别，严复明确指出小说戏曲属创意之文一种。那么何谓创意之文？从严复翻译的《美术通诠》就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有《艺术》还有《文辞》和《古代鉴别》，可见创意之文即纯粹性的文学作品，实录之文则指的是学术著述。
3、实录与创意之文
严复对实录之文与创意之文不同的社会功能具有清醒的认识"其于前者谓之学人，其于后者谓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选也。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前之事 资于问学，后之事资于才气；前之为物毗于礼，后之为物毗于乐。天之所赋，各殊其优劣之间，不可以相强。明乎教育之术，必即所优之天分而培之，斯其民无弃材，而其为教与学也皆易，及其成德，则皆其国之荣华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斯宾塞尔曰：渝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此违译是篇所为不容缓也 。"
严复
严复所说的实录之文即载道谈理之文，为中国传统所重而创意之文则一向为正统文人所不耻，宋儒刘挚训子孙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叩"。
严复对创意之文的重视，得益于他对西学的精深了解，当然也包括对中学的深入反思，可见严复的文学观念与梁启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将文学视为美术的一个门类，认为作为美术之一的文学，其功效在于以情动人，陶冶人形成高尚的情操，所谓"
厚民德"者是也。梁启超通过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做法，秉承的正是传统"载道立诚"的文学观念，这显然违背了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
严复故居
严复翻译《美术通诠》的主要目的在于批评传统轻视创意之文的观点，认为其虽"
无用"，但却是"厚民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同时期王国维倡导的"无用之用"的纯文学观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对其时流行以文学开启民智的观点无疑也是一种规谏，认为这违背了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严复与梁启超文学观念的上述差异，构成了其文学革新的逻辑起点，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从而导致了二人在文学革新的最终取向上分道扬镰。
二、小说与文学
1、文章之真谛
梁启超看重小说，乃是因其语言浅白，如其说"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虻，靡不以读书为难事。"种观点显然受到了西方言文一致的启发与影响，因此为抬高通俗文学，梁启超不仅从移情的角度指出小说"文章之真谛"，极"笔舌之能事 "。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
胡适
正是基于这种文学认识，梁启超文学革新走的是普及性的道路，其基本取向就是使文学适合大众阅读，这不光针对的是通俗性文体,他要求古文创作也要如此。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论梁启超文章是"
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散文，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2、文学进化之"新文体"
梁启超的这种"新文体"虽然遭到了正统文人的鄙弃与抵制，但却为后进的趋新之士所追捧效仿，一时风靡海内。梁启超自己就曾不无自豪地说"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严复在清末虽也有提倡通俗语文的例子，如他在《审查釆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中"汉文食品之珍儘，而国语拼音则菽粟也。珍馈固为精美，而非人人能用，今保珍馈而弃菽粟，此富室之所能，而齐民之不幸则简字足以补汉文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惟凡事创始维艰，进化必期以渐，本股员等于此等事开会两次，审慎再三，要以有补助教育之利，而无妨碍汉文之弊为宗旨。"
林纾
所以当"五四运动"时期林纾与陈独秀、胡适就废除文言改用白话进行论争时，严复于背后冷嘲热讽道"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
可见对于白话通俗文学，严复认为只是适于普及教育而已，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取白话而弃文言。
正是"五四运动"时期这种貌似与早期格格不入的言论观点，致使不少学者认为严复文学观念发生了倒退，它展示了严复"两种不同的启蒙观念的分歧"。
三、文学革新之路
1、严复的道微文蔽
严复并未像梁启超那样，走普及性的文学革新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贖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古书之人。"这显然是对传统文、道相称观念的直接继承，可见严复虽受到西方文学艺术观念的影响，但并未全盘接受。
他希望通过翻译西学，为古文开辟出一条新的创作之路，以实现古文在晚清"道微文蔽"情势下的再度复兴。
学衡派谱系
他为此所悬的标准是信、达、雅，认为在此三者中求雅最难。他还因此特意致书古文大师吴汝纶求教如何处理，吴答书称"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译文求雅正是严复坚持传统文、道相称观念的直接体现。
这与梁启超的"新文体"不避俗语、新词的做法有根本之不同，从而让晚清士大夫看到了古文复兴的新希望，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一致赞赏。
2、文学的亦中亦西
林纾就不无乐观而兴奋地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熠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镰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
从创作理念上严复与梁启超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们影响所产生的两种不同文学革新，构成了晚清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严复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均混含中、西，可以说是亦中亦西、亦新亦旧，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学衡派杂志
虽然二者在施教对象上，一指向在上之文人士大夫，一面对在下之普通大众，这种区分使他们所开创的文学革新范式早期不致发生激烈冲突，从而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相对平衡。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种文学革新不存在交集与碰撞，严复与梁启超的论争已显示出二者之间不可弥合的矛盾，那就是文言与白话的语体之争，这实际已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文、白之争埋下了伏笔。
四、文学革新的并行不悖
1、打破平衡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派的健将钱玄同曾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文学变革"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 "
学衡派的哈佛三杰
只不过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文、白两种文学革新的并行不悖，而是力图取而代之，这就打破了严复与梁启超文学革新范式自晚清以来的平衡局面。
虽然时隔十数年，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相互论争所使用的理论武器，似乎并未对严复与梁启超有什么实质性超越。
梅光迪
如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迪决非以文士自居，因有好学说、好思想非有好文字以达之，则其流不广，其传不远叩叩气又说，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之暂时效用，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为创获异矣。 "
当然学衡派与新青年派虽延续了严复与梁启超所开创的文学革新，但二者在相互交锋 中并非完全固守阵地，而是取长补短，在不断的调整中前进。
2、以新意境入旧风格
如吴宓"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文学革新观点，显然就是在梁启超"以新意境入旧风格"这一文学革新观念的启发下产生的，他说"中国今日输入西洋之事物理想，为吾国旧日文章之所无，故凡作文者自无不有艰难磨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异，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须由作者共为苦心揣摩，徐加试验，强以旧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白晓畅，义蕴毕宣而后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后，则新格调自成，而文字之体制， 仍未变也。"
吴宓
易峻甚至认为可以在文言与白话文学之外另造一种调和二者的新文体，以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如他说"吾人以为若文言不强学古人，白话不纯采语调，二者调和合作则在文言文固可无说理困难之憾，而白话文亦得免于上文所言其在功用艺术上之各种病态，则由是而为文学思别辟一文语杂糅之新途径，亦文学的时代发展中之一新产物也。"
《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号
同样对于学衡派的批评，新青年派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当然，最大的问题便是白话在艺术美感上与文言的差距，如周作人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釆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结束语：
这是新青年派与梁启超提倡白话所不同的地方，他们已经明确意识到"狭义的民众的言 语"不够用，也"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当然，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首先形成"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的"文学的国语",否则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维持长久。
严复与梁启超开创的不同文学革新，自晚清以来的交集碰撞，最终因新青年派的胜出划 上了句号。
从根本上讲文言、白话的语体之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特殊产物，或者说是传统文学遗留问题的凸显，它并不是文学的本质规定。
这种论争的好处在于，它使传统文学观念不断发生裂变与重构，最终形成了融汇古今中西的新的文学观念，从而为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的文学实践中积累了新的文学创作经验。
参考文献：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王 杭《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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