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折戟沉沙铁未销,
<strong>自将磨洗认前朝。
<strong>东风不与周郎便,
<strong>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公元810年,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和友人在黄州赤壁游玩时写下的同题诗句。文人之笔最是厉害,从古到今多少名胜古迹,要么化为一抔黄土,要么经历多次修、改、重建,乌烟瘴气而面目全非,只能是活在诗文和人们的想象里。
杜牧的诗明显要比真实的铜雀台坚固,不管愿不愿意,这诗和《三国深义》一起,给曹操制造了一个美丽的误会,也让一场赤壁大战演变成了对东吴二乔的争夺。江山与美人,人们总是愿意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仿佛不如此,故事就不好看,事情就不真实。
夜见铜雀,建得三台。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取得北征、东进等胜利,袁绍袁术已经被灭。传说他夜宿邺城,半夜里见到远处金光由地而,次日派人掘之得铜雀一只。荀攸说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现在得到铜雀,这是大吉之兆。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漳水”在哪里?据考证,是位于河北临漳县境内,距县城18公里。这里古称邺,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古邺城是在是在战国时赵国国都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河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曹魏到杨隋四百余年间,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割据王朝的都城。
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二十七丈。按汉制一尺合市尺七寸算,也高达六十三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
登台高会,文学盛景。
“得益”于以《三国演义》为首的诸多文学创作和市井演绎,硬生生的把文学“中年”曹操变成了“篡汉”的奸雄,仿佛他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这些年里虽然史实几经厘清,但是大多数人们恐怕还是更愿意相信铜雀台和赤壁之战里“二乔”的关系,还是会觉得“揽(连)二桥于东南兮”是曹操的梦想,杜牧写的也是真事。
铜雀台被用于军事目的,仅有《水经注》记载:严才叛乱,攻打掖门,王修闻变,率领部属急奔宫门救援。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王修字叔治)
其实,作为“建安七子”的领军人物,一生横跨军事、思想和文学三界的曹操先生,修建铜雀台,是实打实的政绩工程,只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开PARTY。按《三国志·魏志》:
铜雀台新成,公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次子曹植,才思敏捷,援笔立就,写下了《登台赋》,传为美谈。操大异之。其略曰:“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新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魏文帝曹丕也写了《登台赋》,其名句为:“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
曹操为诸子设置的官署中,专门有"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曹丕、曹植大都以这一名义将建安七子等众多文人网罗门下,形成各自的“微信群”,“公众号”更是经常输出爆款10万+。虽然这不是专为文学创作而成立的组织,但却是文学家的核心,为组织文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建安七子中有大量的《公宴》诗,也有同一题目如《柳赋》即曹丕、王粲等同时所作;文学家之间赠答、品评之作,如大量的赠诗及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与杨德祖书》等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集等。“建安风骨”是在文学史上极有名的一脉,铜雀台在其中的作用也值得被记上一笔。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王粲的《初征》,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登台赋》,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作品大都是在邺城铜雀台所作。
即使想不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么高的铜雀台,主要被曹操和父子和围绕他们的文人集团,用来饮酒高会,登高写诗,不得不说,魏晋文人的风流,确实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理解。
有盛就有衰,这个"邺下文人集团"随着曹操的去世、曹植的被逐以及一场莫名其妙流行于邺城的瘟疫而风流云散,死者大部分葬于邺城铜雀台西20里的曹操墓周围。
400年后,唐代诗人温庭筠拜谒陈琳墓时写了一首诗作:"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共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石虎,你的黑锅我不背。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人物有代谢,铜雀台也随着这些人的风流云散而消消磨。
明眼人都能看出,铜雀台修建(210年)于赤壁大战(208年)之后,因此<strong>“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完完全全的“小说家”之言。曹操固然好色,但是他弥留之际还有“分香卖履”的典故,因此,在他生前,想要去争夺东吴“二乔”并且用一座楼台来锁住,于情于理于事实,这都是他绝不会做的煞风景之事。
不过,把铜雀台用于享乐并贮美女的,确有其人。
《邺中记》载: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铜雀台原有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铜雀台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女妓。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街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又在铜雀台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
可见,曹操一直背的是石虎的黑锅,一背就是上千年。
而关于后来的铜雀台,北齐天保九年(公元558年),征发工匠三十万,大修三台。整修后,铜雀台改名为金凤台。唐朝又恢复了旧名。明朝中期,三台还存在。明末,铜雀台大半被漳水冲没。
行文至此,笔者想说的是,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置简单的史实于不顾,而千载以降,流传和留在人们心底的是,会是几近“顽固”的文学创作和小说形象?对于此,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有感而发过:中国人心中有两个圣贤英雄,曰关羽岳飞,有两个奸臣恶人,曰曹操秦桧。这是从那里来的?大家知道这出于两部书,一曰《三国演义》,一曰《说岳全传》,其支流则有说书与演戏,使之渐益普及与深入。士大夫如读宋朝史书以至野史杂记,有感于靖康之际,慷慨奋发,痛三字狱之冤,大骂秦桧,此犹是人情之常,若阅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乃极致倾倒,则为无理矣。……故小说教育殆已遍及于中国上下,而士大夫实为之首,虽时至今日,政体变革,新式教育已实行四十年之久,此种情形大旨仍无异于昔日也。本来小说非不可读,且并非不可用之于教育,只要用得其道,简单的说就是当作小说去看。
说白了,看戏心理,演义心态,不重史实而相信传说,茶余饭后用作谈资可以,当成史实,用来点赞、评论或者踩两脚,还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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