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葉君曾說過：“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桃花源夢想似乎是一個永恆的文化情結，是面對當下種種不堪時自然的選擇和心理反應。”
中國人確實有這樣的文化情結，從老子的小國寡民，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而格非也有桃花源的文化情結。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一以貫之的桃花源夢想、烏托邦理想，為讀者呈現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百年中國歷史風雲變幻圖，故事交織的革命與烏托邦、理想與慾望等問題，發人深省。
《山河入夢》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江南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社會構想與實踐，一位帶有理想主義氣質的寶玉型縣長譚功達瘋狂地追求烏托邦夢想。他意欲將普濟的風雨長廊變成普濟的水庫大壩，將“桃花源”變成“人民公社”，可當他轟轟烈烈踐行社會主義桃花源圖時，短兵相接之後以慘敗告終。
作者藉此探討個體慾望與革命實踐中與歷史的關係，烏托邦理想是文明的構建，還是慾望的表露？如何理解烏托邦的失敗及烏托邦在當今中國現實中文化位置和命運。
譚功達的工業烏托邦式的“梅城藍圖”的失敗；而郭從年的共產主義式的花家舍，從社會歷史層面看，它也終將走向消隱。
一、夢裡不知身是客：工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和失敗
格非曾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人已經生活得相對比較猥瑣了，不太會想烏托邦的問題或者是做白日夢。其實文學的職能之一就是白日夢，在現實生活的重壓下給我們提供一絲喘息。
譚功達一直有一種隱退的恐懼，自己不管如何掙扎，終將回到母親的老路上去，他所看到的並理解的命運將會在自己的身上重演。——《山河入夢》
- A、工業烏托邦社會的構建：梅城藍圖
在如火如荼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社會主義初期建設年代，作為“寶玉型”梅城縣縣長譚功達，也深受“砸爛舊社會，建造新社會” 的時代氛圍的影響，他以火熱的情感投入到當中。
他隨著農業代表團去了一趟高加索，見識了斯大林集體農莊的電燈電話後，他立馬趕緊在梅城這個舞臺上大展身手，大刀揮斧，因為他覺得梅城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步伐實在是太慢了。
他開始自己狂熱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他力排眾議且排除萬難。他堅決修建水庫，建造發電廠，務必使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氣，還要實行居民點和喪葬改革，他甚至還夢想滿大街安電話。他還親自繪製了梅城規劃圖，並將其命名為“桃源行春圖”。
對於他烏托邦社會的構建，他是一切天下為公且生活樸素節儉，吃在縣政府機關食堂，住在偏遠而又無人願住的鬼屋。修築大壩時，面對短缺的資金，他向老上級聶竹風要到修大壩的一半資金。為了得到更多的擁護，他提拔下屬錢大鈞。
可實際情況是，他提議修建的公園卻成為縣城荒草叢生的一角；初級社、高級社等各種合作社形同虛設；親手提拔副手錢大鈞與副縣長白庭禹沆瀣一氣，反戈相向。連鄉長的任免都不知道。
一場洪水讓大壩決了堤,加上官場上爾虞我詐讓譚功達的烏托邦藍圖迅速化為泡影。譚功達的所作所為都是積極的“入世”之舉，本該是革命和建設的弄潮兒；可獨斷專行、不切實際的荒誕，不懂官場的逢迎討好，行事上缺乏殺伐果斷，讓他始終給人以“局外人”之感，成為時代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 B、構建工業烏托邦失敗的原因：盲目性和空想性
崔衛平在《積極生活》中曾指出：“在一個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環境中，追求生活的意義，這種行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荒誕性。”
- a踐行工業烏托邦的盲目性體現在不根據實際情況，盲目沉浸在烏托邦理想中，無異是空中樓閣。
- 【1】物質基礎極度匱乏，不顧實際問題，盲目且執拗於烏托邦社會的構建中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它們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而這五個需求是層層遞進，其中生理需求是人類需求的最底層。連最底層都無法滿足又何以去追求最頂層。
在經濟基礎極其薄弱，人們都在為衣食住行而奔波勞累，哪裡還會在意精神追求？生產資料極度匱乏的年代，連溫飽都成問題，又拿什麼去提高生活水平，又憑藉什麼去建設一個工業烏托邦？
譚功達的想法是美好的，他的初衷是建設一個工業發達且富裕文明的烏托邦，可不符合梅城當時積貧積弱的現狀，又加上連年自然災害的現實。在他面前亟需解決是流離失所的災民、不斷倒閉的工廠、未修的學校、決了堤的河道、還有教師們未發的工資。
譚功達對實際的問題置若罔聞，一心撲在他的烏托邦社會的構建中，最後落得百姓受災，官位不保。他雖一心想要造福梅城卻盲目地沉浸在自己內心的夢想幻影中無法自拔。
- 【2】政治基礎勢單力薄，毫無群眾基礎，盲目且耽溺於烏托邦社會的構建中
譚功達雖是革命家陳秀米的兒子，文本是採用空白的敘述手法，他如何成為梅城縣長卻成了一道謎。譚功達雖是梅城的一把手卻無力掌控全局，他性格怯懦，除了在感情上溫柔多情、優柔寡斷；在官場也不諳政治，決斷能力天真軟弱，連下屬都敢對他吼叫。
河道決堤群眾鬧事，他無力平息；暴雨前夕，他不關心脆弱的堤壩卻去關注沼氣實驗；機關內部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他卻毫無察覺；基層幹部陰奉陽違，他雖生氣卻無可奈何；社會群眾不擁護也不出力，他卻視若無睹。
譚功達是熱血、浪漫的“詩人政治家”，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中，他執拗於工業烏托邦社會的建設，他雖失落失敗卻從未放棄。
- b工業烏托邦的空想性體現在：隱秘癲狂的個人慾望，興之所向而毫無實幹精神
不同於母親陸秀米遊離在歷史的邊緣，到了《山河入夢》，這位花痴型縣長譚功達在權力的中心作為權利的擁有者，並有望成為歷史的締造者。
譚功達雖性格單純且有點痴傻，可對於理想卻非常偏執，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不到長城非好漢”。他對梅城未來發展，常常一夜之間就做出美好而又大膽地規劃。他曾要求畫圖人能否畫一條長廊，將梅城各個村莊連起來，被畫圖人視為癲狂痴傻之舉。哪怕是他被撤職，他依然心血來潮並寫下“梅城下水道修建提議書” ；哪怕他入獄，他還不斷給政府寫信，並附上一張誰也看不懂的“梅城規劃草圖”。
像盧卡契所說的掌握了總體論世界觀的無產階級那樣，譚功達對烏托邦理想社會構建是自信而又固執的。他覺得自己是理解這個世界的，但他又確實不知道這個社會的真相。在落後的小縣城，實現工業化烏托邦，簡直痴人說夢，天方夜譚。
譚功達對烏托邦狂熱的追求體現了一種沉浸於荒謬之中的生活邏輯。他不是作者筆下“扭轉天地”的哈姆雷特，卻像一名西西弗式的悲劇英雄 。他修大壩、建沼氣池、埋地纜、蓋長廊等等舉措，在國民經濟尚待恢復、人民群眾的溫飽亟需解決的條件下，他的工業烏托邦之夢看起來是那麼荒誕可笑，且富有空想性，而他雖是一名固執的夢想家，卻並非一名實幹家。
個人超前的意識根本無法代替群眾共同的利益，當個人慾望凌駕集體意識，而一個個真實具體的生存狀態被革命理想犧牲、被狂熱的隱秘的個人願望遮掩，這注定了烏托邦理想與紅塵俗世不可調和的天塹鴻溝。
譚功達就如同西西弗一樣，在他決定將巨石推向山頂時，他的失敗早已註定了。
二、鐵馬冰河入夢來：烏托邦理想社會——花家舍
這或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譚功達——引者注）所夢見的共產主義未來還美好。——《山河入夢》
當譚功達政治失意之後，他從梅城來到花家舍當巡視員，驚訝地發現梅城的工業烏托邦夢還沒發芽就已破滅了，可在花家舍的工業烏托邦卻已遍地開花。他對梅城所有的想象和規劃都在花家舍奇蹟般呈現。
這是一個健全的人民公社，有各種共設機構：公共食堂、劇場、保育院、醫務所、學校、郵電局、供銷總社、種子站、農機站、敬老院、農民夜校等等。
這還是一個每天會吸引來自各地參觀者觀摩學習的模範公社。村子裡的住戶都粉牆瓦黛瓦，格式、裝飾、庭院都是一模一樣，各種機構健全、便民措施設計周全，衣食豐足、井然有序，每個人都是這裡的主人，每個人都會為花家舍公社的美好而盡心盡力。
這儼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是人間的天堂。可在這樣一個“人間僅有、獨一無二”的花家舍公社，在物質水平達到一定高度的地方，人們卻沒有變得開心，而是心事重重、鬱鬱寡歡。籃球隊隊長自己發了瘋、天真爛漫的小韶試圖自殺卻未遂，空氣中瀰漫著不是如春天般祥和、幸福，而是壓抑得令人窒息的氣息。
實際上花家舍公社並沒有譚功達看到得那麼美好。因為這裡的人艱於呼吸，難於活潑。這裡不過是郭從年建造的一座心靈“集中營”，試圖將所有的人變成只有一個單一“標準像”。這是一個異化的烏托邦，絕對服從的強權衍生了獨裁和暴力的地方。
就如雅各爾曾說：“無論是普遍意義上的烏托邦，還是意義上的‘共產主義’，不僅要註定失敗，而且都有破壞性。”
- 【1】強權，獨裁管控著人們的差異性與多樣性
在花家舍裡，誰都不知道郭從年長什麼樣，什麼時候會出現。可在公社迎新茶話上，儘管他從未出席，可空位上茶杯永遠都有服務員去續滿。這個虛位以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控著花家舍每個人的心，讓他們時時刻刻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這裡的人必須有同樣的穿著、同樣的表情、統一的勞動節奏，並反覆觀看同一場戲。而小韶就是因為表情不夠嚴肅、性格活潑而將被規訓改造成“舉止端莊、不苟言笑”的新人。
更有所謂的“鐵匭制” ，那是供檢舉的鐵皮信箱，那是郭從年通過“鐵匭制”來管制人的意識和潛意識。他用集權式的幕後控制建立的烏托邦變成了一個可怕、陰森森的地獄。
人人互相檢舉，互相陷害，本是要去除人性的惡，卻讓人性之惡變本加厲。私人的空間被無情公開開，禁忌大門被隨意地打開。
就如中所描述的：“人不是別的什麼東西，他們是最為兇殘的動物。他們只會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
美好的烏托邦最終敗給了人性，幸福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是無盡的醜陋與扭曲的人性。
- 【2】獨裁之下衍生的暴力來抹殺人們的差異性與多樣性
為了讓花家舍成為亙古未有的桃花源，有一雙警惕、冷酷的眼睛盯著花家舍這個整齊劃一、死氣沉沉的順民工廠，那就是101，所謂的“思想警察”。
正如奧威爾《一九八四》中“老大哥”一樣，都是集權主義的化身，雖很少露面，卻無處不在，監督每個人，甚至是人們的靈魂。他們試圖用一種所謂的烏托邦實行另一種殘酷剝奪人性的暴力。巧合的是，格非也跟奧威爾一樣，將無處不在的“眼睛”命名為“101”。
當譚功達向郭從年發問，“你實行這個制度，與真正的獨裁，又有什麼區別？”而喜歡鑽研《天方夜譚》的郭從年又何嘗不知道，他的烏托邦終將被淹沒。因為人類的好奇心與慾望總是要去開啟那
“第十三道門”，潘多拉魔盒和所羅門的瓶子遲早被打開的。當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強權及專政衍生的暴力扼殺人性，終將走向烏托邦的反面，失敗已是可以預見的。
就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
郭從年建造的桃花源所消除個性化的差異與“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卻是南轅北轍。在時代洪流之下，當花家舍的村民人性意識被壓制到了極致，並意識到其荒謬之際，郭從年的“沙上之城”花家舍公社只能坍塌。正如他預料，花家舍將變成一個慾望氾濫、道德滑坡、金錢至上的銷金窟。
郭從年所構建的烏托邦不過是以消除個性化差異，變成集體高度統一性，以極端理性思考消除情感的偽烏托邦。他的共產主義式烏托邦走向末路時不免讓人唏噓不已。
三、烏托邦敘事的反思
那麼如何看待格非筆下烏托邦的失敗及烏托邦在當今中國現實中的文化位置和命運
烏托邦的失敗與烏托邦的精神追求
作者對烏托邦實踐充滿了反叛精神，一方面他反思烏托邦實踐給人帶來的毀滅性及災難性，如陸侃的發瘋出走，陸秀米的家破人亡，譚功達被葬送的人生。另一方面又對人物循環式不斷追求烏托邦理想，這種薪火相傳地對追求理想的行徑的肯定。如陸侃的桃花源、陸秀米的普濟自治會、譚功達的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烏托邦是人類向美向善向文明前進的驅動力，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理想，這樣人類才能不斷進步。
雖然一代又一代的烏托邦失敗了，但絕不能就此否定它在整個人類發揮史上中極其重要的作用，理想的失敗是偉大的失敗。烏托邦主義者最終死去，但烏托邦將會繼續影響下一代的人去反思去追尋，去向美向善前進。
烏托邦在當今中國現實中的文化位置和命運
上世紀八十年代，先鋒文學衝破傳統的藩離，從西方文學汲取養料，打開文學的視野。格非與馬原、餘華、蘇童等先鋒作家一樣，沉迷於西方文學所帶來的新奇感，執著文本的形式。
九十年代，先鋒作家陷入了寫作困境。格非說，中國作家在經過了許多年“怎麼寫”的訓練之後，應該重新考慮“寫什麼”這個問題了。
文學是人的文學，關注的應該是“人”。可文學不僅是描繪人的生存的文學，而更應該是為人謀發展的文學。如何關注個體的存在，如何回到現實？從何從形式上過渡到文本的內容，這成為先鋒作家探索的命題。
當他們感到精神無所依託的恐慌和焦慮，他們有的皈依了宗教，有的迴歸了傳統。無論是哪種方式，他們都是想在自己的文本中重建新的世界圖景作為精神引領。如格非的桃花源世界、北村的精神迷津、餘華的人性寓言、蘇童的慾望之流。
而烏托邦詩學在此就吸引包括格非在內的當代作家。總體來說，他們作品的社會性比藝術價值更突出。而格非就是要通過呈現人類烏托邦圖景來反思和揭示人類生存的迷津。
正如存在主義神學家蒂利希：“要成為人，就意味著要有烏托邦，因為烏托邦植根於人的存在本身······沒有烏托邦的人總是沉淪於現在之中，沒有烏托邦文化總是被束縛在現在之中，並且會迅速地倒退到過去之中，因為現在只有處於過去和未來的張力之中才會充滿活力。”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沒有烏托邦的理念的人就是沒有理想追求的個人，那生命之花就會迅速隕落，沒有烏托邦的社會甚至會倒退。
針對目前利己主義的盛行，人性道德滑坡，社會倫理敗壞，文明倫理的人性精神急需重建。有論者熊修雨就曾指出：“當代烏托邦要做的是拯救人性。”
拿什麼拯救，下一個烏托邦又是如何的？我們知道人性存在欠缺，世界永遠無法完美。烏托邦似乎終將無法實現。
格非也曾說過：“寫作不過是對個體生命與存在狀態之間關係的象徵性解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彷彿在一條幽暗的樹林中摸索著道路。”
那麼烏托邦的精神應該是既永不止步又永不坐實，對未來永葆一種求知探索的精神。它是人類對美好、理想的世界的渴求。讓文本的烏托邦跟現實互為鏡像，讓我們在反思探索之路。我覺得這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只要知識分子拿起筆將人文情懷繼續延續下去，那烏托邦的精神就永遠不會消失。
始終在路上，並不斷反思探索才是烏托邦的內涵,而格非《山河入夢》就是這樣一個探索的文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記錄的百年烏托邦實踐史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殷鑑。
人類的生存一直在路上，在前行中我們需要有夢想，也需要不斷地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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