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以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為目的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嚴格來說，王安石主持的變法稱作“熙寧變法”，而宋神宗和司馬光在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變法稱作“元豐變法”，但是兩場變法的主要支持者，或者說依賴者，都是宋神宗，故也可以稱作“熙豐變法”。
王安石
一、靖康之亂的深層原因
我們都知道兩宋之際，經歷了一場王朝覆滅，也就是“靖康之亂”，大多數人會把這場變故歸因於北方女真人的南下入侵，然而鮮有人去追究導致這場王朝覆滅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其實女真作為長期受遼國欺壓的部落，相對北宋和遼來說是極度落後的“蠻族”，就算其民族戰鬥力因其惡劣的生活環境而鍛鍊得十分強大，但生產力與技術水平的差距不是一時半會就可以趕上的，所以遼和北宋的滅亡究其根本出於內部。
在這裡，我們獨論北宋。
說到北宋，資深的歷史愛好者大多知道“積貧積弱”和“三冗”。“積貧”指的是北宋財政入不敷出，“積弱”指的是北宋的軍隊戰鬥力之低下。“三冗”則是冗兵、冗官、冗費。
（一）冗兵
所謂冗兵，即北宋養著歷史上罕見的龐大軍隊，仁宗時期，國家軍隊總數達到了難以置信的125.9萬，加上北宋實行的是募兵制，而非唐中期以前的徵兵制，故其軍費開支達到了全年稅收所得的十之六七。
宋朝
（二）冗費
所謂冗費，即北宋即使養著如此龐大的部隊，卻仍然敗多勝少，以致宋真宗簽署了著名的“澶淵之盟”，以大量金錢、物資換取所謂“和平”。宋仁宗時，宋軍更是敗給了長久以來的附屬党項人，還讓李元昊成立了西夏國，簽署了“慶曆和議”，又是一大筆開支。
（三）冗官
而冗官就比較複雜了。首先，宋太祖和宋太宗以文人士大夫為立國的政治保障以解決自唐末以來的武官權重和節度使割據問題，因此北宋較唐開科舉更為頻繁，每次科舉錄取的進士及進士及第人數大大增加，加上北宋的進士及第無需再次考核，即可獲得官職，且大多無實際差遣，只是被國家養著。其次，北宋的恩蔭制度使得官僚、貴族的後代能夠有官身，享受國家俸祿。
如此之多的官僚、貴族及其恩蔭的後代，造成了北宋的冗官問題。隨著北宋的機構逐漸冗雜，官員隊伍愈加龐大，其行政開支也隨之擴大，朝政怎麼會不廢弛呢？
宋朝
二、試探究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所透露的變法主張
在北宋立國98年的嘉祐三年（1058年），有一位地方官剛調任中央，便火急火燎地給當時的皇帝宋仁宗上了一封長達萬言的奏疏，即著名《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從此拉開了這位愣頭青和北宋傳奇卻又悲情的改革歲月。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財政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家安全堪憂。他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當今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具體思路，建議朝廷改革取士方法，重視致力於革新、有實幹精神的人才。
王安石指出的北宋當時的癥結所在以及改革的初步方案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可算是真知灼見了，甚至比照現代的社會改革，我們還會對他“效法先賢之道”的觀點提出一點批評，因為在我們看來太過保守。然而，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在當時來說可謂是把朝堂諸公、皇帝甚至其自身所處的利益集團都得罪了。為什麼這麼說呢？讓我們從北宋士大夫集團的政治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二）北宋士大夫集團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運作的內在影響因素，通過影響政治行為主體的政治行為傾向進而對政治系統的維持和運作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是中國古代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他們自先秦誕生以來，逐漸誕生了獨立的政治人格，但依然勢單力薄，屬於皇權的附庸，甚至在特殊時期淪為皇權的奴隸。這種情況在北宋得到了極大的改變，士大夫集團不僅正式形成，還誕生了他們自己的政治道德、政治理想甚至政治信仰。
宋神宗
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思想背景是唐代開始的由韓愈、柳宗元等人領導的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韓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統論”，使得儒者明確了自己的使命，從而加強了儒學的凝聚力，解決了儒者長達數百年之久身份認同方面的困惑。然而韓愈等人的重塑社會儒學信仰和道德的努力在唐代終究是失敗了，並且因為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形勢，文人更是淪為武將的附庸，於是為了生存，文人自身也曾一度放棄或輕視儒學的自尊和道德。
在上述時代背景下，宋太祖首開兩宋尚文的風氣，自此之後“偃武修文”、“以文治國”成為宋代代代相承的“祖宗之法”，其地位類似於今天的憲法。宋太祖之所以“崇文抑武”，並非如《宋史》記載的那般，只是出於“一時之好尚”，而是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經過理性思考採取的鞏固趙宋王朝統治的長久之計。其本意是“杯酒釋兵權”之後，將權力由武將手中集中至皇帝手中，再由皇帝將監督權、參政權、議政權等權力賦予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用文吏奪武臣之權”。
同時，趙氏立國沒有李唐的關隴集團和山東士族作為統治基礎，其要重塑社會秩序和確立趙宋統治的正統性，就必須依靠文士這些社會精英。但當時的文士對久遠的“忠君”思想已經陌生，即對於武將出身的君主並無特定的歸屬感，因此才會有《新五代史》裡記載的馮道歷仕四朝十帝屹立不倒，其明哲保身之餘，還做出的力所能及的惠民之舉為時人稱讚之事。於是，為了拉攏文人，宋太祖立下了如下的“祖宗之法”：“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崇文抑武”、“以文治國”、“與士大夫共天下”。宋太祖給文人儒生極高的待遇和參政的權力，並以制度形式給予文人儒生以政治、安全的雙重保障。這使得文人儒生對趙宋王朝產生了超越漢唐的歸屬感。
澶淵之盟
同時，由於宋代科舉人數的大大增加；表面重農抑商，實際農商並重的政治態度（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富商階層崛起）；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而不加以抑制的政策（蔭庇制讓位於租佃制，瓦解了貴族門閥的經濟基礎，加速了土地和階級的流動速度，庶族地主的經濟實力因此增強，逐漸在社會經濟中佔據主體地位，並開始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文教事業的空前興盛（地方官學和私人書院的興盛，印刷術的發展和普遍運用，社會尚學風氣形成，百姓素質大大提高），使得士大夫階層在北宋發展壯大，真正成長為一個名義上與皇帝“共治天下”，足以影響國家政策的政治主體。
那麼什麼是“士大夫”呢？“士大夫”就是文人儒生既是官僚，又是知識分子，即傳道者。也就是說北宋的士大夫區別於唐代與亂世中的官僚，多了自身獨特而崇高的政治文化。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政治心理上表現為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角色認知、“以道事君”的忠君情感、“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責任感，政治思想上表現為“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重義輕利的政治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上表現為將“敬天之威”、恪守“祖宗之法”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這種士大夫政治文化，是在皇帝與士大夫二者互相尊重，互相倚為政治肱骨的基礎上形成的，同時也是在士大夫多起於庶民而知民間疾苦和宋代儒學復興並發展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北宋士大夫集團的政治文化和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係
那麼說了這麼多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這與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王安石也是士大夫中的一分子，然而卻有別於主流士大夫，是個“異類”。之前說過，唐末五代的特殊形勢使得文人輕視甚至放棄了儒學的道德和價值觀，而北宋的士大夫則要借重塑儒學信仰來重塑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出於這樣的考慮，一種矯枉過正的“義利觀”孕育而生，即“義利對立觀”，將“義”作為評判道德的標準，認為重視理財、求利的人是“小人”、“聚斂之臣”，而王安石的變法則是“害民之舉”。這種保守的“義利觀”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馬光和蘇軾。
王安石
那麼王安石是持怎樣的“義利觀”呢？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多是持實用精神的“義利調和觀”。王安石依然認同“重義輕利”，但也認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通過正規手段促進社會生產，以此增加國家稅收，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內核。事實上，孔子本人觀點的原意也是“義利結合”，只是經過孟子的強調“義”和董仲舒的“義利對立”，逐漸就使得“義利對立觀”成為了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在法理正當性上的阻力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不僅挖了士大夫集團立足的根基，還間接否定了趙宋王朝統治的合理性。王安石在變法時期面對宋神宗偶爾的搖擺而做出的勸解基本上表達了三個意思“天變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
要知道，趙宋王朝立國的正統性除了文人的擁戴，還有歷代王朝的慣用伎倆，即天意。也是王安石倒黴，變法時期趕上了各種天災異象，這被保守派利用，作為攻訐王安石變法的依據。而王安石表現出的“天變不足畏”的思想，本義是安慰宋神宗，助其堅定變法決心。他是這麼說的：
“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捻；今旱噢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
這在我們看來是唯物主義思想的表現，故前些年的歷史著作也不乏因此對王安石大加讚賞的。然而在當時人看來卻是大逆不道，一方面，在有心人聽來，這是否定趙宋王朝的正統性；另一方面，皇帝身為天子，天意亦是士大夫集團抑制皇權的一大倚仗。王安石此舉不僅得罪了太后，還得罪了士大夫集團，即使是變法的最大支持者宋神宗也扛不住來自太后和士大夫集團的壓力而下了“罪己詔”。
“祖宗不可法”則是王安石針對北宋立國以來因“祖宗之法”中的糟粕造成的“積貧積弱”和“三冗”問題而指出的，本義是去其糟粕，留其精華。但又被攻訐為“逆反”，因為“祖宗之法”一旦改了，那士大夫集團在北宋的政治及安全保障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更改呢？這觸動了士大夫集團的根本利益，自然引得更多士大夫群起攻之。
宋朝
“人言不足恤”，其實應改為“流言不足恤”，一字之差顯得王安石“擅權專政”，諫官範純仁就說王安石“鄙老成為無用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這就十分攻心了，然而以王安石的傲氣，他又不屑於去向同僚們解釋，這就更坐實了王安石的“獨夫”形象。並且由於宋神宗對王安石特殊的信任和空前的放權，使得士大夫集團認為是王安石矇蔽了聖聽，而引發了新舊黨爭，造成了北宋後期黨爭內鬥不止的整治亂象，間接促進了北宋的滅亡。
最後，王安石變法確實改善了北宋的財政狀態，但是諸多惠民之舉在王安石本人的急切激進和地方官吏為了政績而欺上瞞下的情況下，變成了強制攤派的新稅，成了害民之舉，比如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法。天可見憐，王安石變法表面上來說照顧的還真是小農的利益，避免其因為還不起高利貸而破產；深層來說是為了抑制土地兼併，通過促進社會生產來增加國家稅收。也正是農民的慘狀使得王安石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王安石變法因此失敗。在第二次罷相沒多久，王安石就因積勞成疾和鬱鬱寡歡與世長辭了。
三、宋神宗親自主持變法又為何失敗
雖然王安石變法在司馬光上位後，被盡數廢除，但當宋神宗親自主持變法後，依然恢復了王安石的部分變法措施，其實相比於前後幾位皇帝，宋神宗真的是仁至義盡了，他年輕有志氣，想要富國強兵，收復燕雲十六州，他有歷代皇帝少有的寬廣胸襟，放權給王安石，做了王安石及變法最堅強的後盾。
宋朝
只是可惜，變法的阻力實在太大了，士大夫集團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只是表象，“祖宗之法”才是宋神宗和王安石最大的敵人，然而“祖宗之法”又是所有趙宋皇帝正統性的來源，這注定了宋神宗會自相矛盾，歷史的吊軌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說到底，超前一步是天才，超前百步就是“異端”，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其實已經帶有很多近現代國家財政稅收的認識了，所以在專制王朝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參考文獻：
孫菱，山東大學，《論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對王安石變法的影響》
楊伯峻，《論語譯著》
梁啟超，《王安石傳》
（北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
（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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