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位于我国的东北，谈及东北，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肥沃到一把可以攥出油的黑土地？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野味盛景？是满清鞑子的发源地？是建国初期有着共和国长子之称的骄傲？还是现代“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戏言？
印象很多，感情繁杂，但万历年间的辽东绝对是苦楚之地，尽管当时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辽东人民的凄惨，除了朝廷苛政盘剥外，还有天灾、兵灾、征夫等全方位立体式的打击。
官过如剃，辽东征税以人丁为准，比以亩为准重多了，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兵过如篦，蒙军时不时策马越界，予取予杀，蒙贼凶残，辽东人可谓九死一生，如甜水城一役，九成军民殒命，因人手严重短缺，只能缩筑城池防守；匪过如梳，彼时女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土匪呼啸而来，大明官兵悉数逃走，徒留辽东之民引颈受戮，凄苦万分。
在天灾方面，如地震、水灾、雹灾、旱灾、虫灾、瘟疫等全部找上了辽东，仅嘉靖朝45年间，发生各种灾害就达37次之多，接近一年一次，卖妻鬻子遍地，一个十来岁小孩报价不超过二两，依旧嫌贵，不乐买之。
被强行征做民夫，在抗日援朝期间，辽东作为后方，朝廷征调大量民夫运送辎重，壮劳力完全脱产，老弱病残无力耕种，田园荒芜。况且，运输辎重，极为艰苦，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上书万历：“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辽东之民经过各种摧残后，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迫切需要朝廷大输血，才能得以为继。作为皇帝的万历很是“厚道”，他没有说出“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蠢话，而是派高淮赴辽东负责监管、征收矿税。朕的房子还得装修，你们再忍忍。
先看看高淮在辽东其中两年给万历的奉献：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银两万两，三十一年(1603)，进子粒银一千八百余两，矿税银二万三千两，金六十两，马匹、貂鼠等不计其数的名贵之物，同年十月，进银七千两，马五十匹，这还没有计算落入高淮腰包的钱财。
高淮的双手简直就是搂钱的耙子啊！不过，这个耙子上面沾满了辽东百姓的白骨和鲜血。
高淮征税的范围极广，官吏农工，皆是纳税人。对于大户、商户及百姓的横征暴敛，采取了与陈增、陈奉等同样手段，无非就是敲诈勒索、威逼强征，各种各样的税种堆在老百姓的头上，连妓、戏子都不放过，幸亏不对呼吸征税，不然老百姓都得憋死。
经过高淮这一系列稳准狠的操作，将半残的辽东整的是“商贾断绝，城邑罢市，闾里萧条，人迹稀少。”由此换来的是万历的笑颜和自己渐鼓的腰包，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万历对他的进一步信任，升官自然就不在话下。
高淮对于收税是真爱，他深入研究征税的一切可能，眼睛瞪得像铜铃，如雷达般搜寻收税的机会。不久，他就将这项业务拓展到了马市。当然如果仅仅是税收，那对不起他潜心研究的成果，对于马市，他是有想法的，他要搞垄断，要和大明辽东军区掰腕子。
每逢马市开放日，高淮如同伯乐般四处寻觅蒙古、女真的良马。相中之后，便以半价强购，顺手再以极低价格牵走老弱病瘦的马匹。明军购买战马，只能找高淮，高淮对客户很热心，将那些个低价马匹以两倍、五倍、甚至十倍价格卖给了军方，而良驹则是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关内客户。
明军不干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在高淮疏忽之际，趁机去马市抢购了一批良驹，交易时强忍恶心，缴纳了高淮定制的双倍交易税，但相比起在高淮手中直接购买的价格，这已经是良心价了。
可惜这事被高淮知道了，高淮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这帮兵痞都什么素质，简直就是土匪行径，高淮报复的手段很简单，带人直接冲入军营，抢回明军所购战马，还把明军原有战马连同马鞍一并顺走，转手以高价全部卖入关内。
军方火大了，堂堂七尺男儿，大明边军，竟然被一个太监如此羞辱，成何体统？但也仅仅就是腹诽，不敢当面唾骂，就更别提动手了。因为高淮的靠山是大明皇帝，这官司很难打赢，再者，就算跟高淮干一仗，应该也打不赢。
很简单，因为高淮的手里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
这支部队的组成很复杂，有高淮在大明辽东军区亲自挑选的军事水平过硬的军人，挑中的军人，丢掉气节，欢天喜地，因为不仅薪水极高，而且发放还特别有保障；另有蒙古和女真的雇佣军，这帮人作风强悍，谁给的价高，就给谁卖命，属于早期雇佣兵种。
除了兵员素质比较高之外，高家军的装备在当时也属顶尖，骑兵序列，基本一人两骑，甚为壮观，至于金甲银盔，白羽长枪，更不在话下，基本类似于后世宋子文的税警总团（也是收税的）。关键高淮的部队不是花架子，是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部队，是支日夜操练演习的部队。
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呢？据当时巡按御史何尔健调查，高淮这支队伍有骑兵两千余名，步兵近六百人。战斗力相比较，大明辽东军大致相当于民团，而这三千余人的高家军相当于后世的特种部队。关键高淮懂得师出有名的道理，把高家军冠以“龙骑军”的称号，以天子名号行动。
在这一点上，高淮要比陈增、陈奉、梁永强太多了，这三人手中可用的力量无非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大贪，与高淮相比，纯属土鸡瓦狗，不堪大用。所以他们遇到民乱，首先是抱头逃窜，而高淮在辽东出行，则有一股黑云压城的气势，令军民战栗，万声齐喑。
高淮如此嚣张跋扈，辽东总兵马林忍无可忍了，作为将门之后的他搜集了高淮的黑料，上书弹劾。弹劾的结果又是老生常谈，万历选择相信高淮的诬告，通知马林卷铺盖去戍边，“给事中”侯先春仗义执言，结局是降职降薪，其余和马林相关的人员一律降职、免职、坐牢，为了敲山震虎，高淮还顺手打死了指挥张汝立。而新任“辽东巡按”何尔健到辽东开展工作伊始，就遭到高淮的百般阻扰，好不容易通过暗访取得了高淮的犯罪证据，但奏折又被高家军在半道强行劫走，老何仰天长叹，徒呼无奈。
光在辽东地界横行，时间久了，高淮有点儿兴致寡淡了，有一种打遍辽东无敌手的感觉，趁着回京汇报工作的机会，他决定带着高家军露露脸，好在还略微有自知之明，只在高家军中挑选三百军士，随从入京朝见万历，史载“张飞虎帜，金鼓震天”。 这一哨人马很不注意军容，不少人保持着“说蕃语、穿胡服、张弓露刃”的少数民族本色，耀武扬威到达了广渠门外，可把当时老百姓吓了一跳，以为胡虏又来攻打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农历八月的“庚戌之变”重现了。
天子脚下，如此目无王法，这还了得，朝中大臣排队上书弹劾其荼毒百姓，带兵入京，图谋不轨。弹劾大军阵容相当强大，有“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梁有年等；有“御使”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等；有 “吏部尚书”李戴；有“刑部尚书”萧大亨，但是万历选择性失明和失聪，全部置之不理。
按理说太监带兵，为历代皇帝的忌讳，当年正德皇帝对刘瑾万般宠爱，寻常罪名根本无法将其扳倒，最后在密室中搜出带有暗器的扇子，以及伪玺、玉带等违禁物（有待核实），正德方才大怒（主要是带暗器的扇子），将其凌迟处死。今高淮带兵直闯京城，反而毫发无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高淮京城之行很成功，眼界更高了，看看自己手下的高家军，再看看病恹恹的辽东军，一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废物，纯属浪费粮食，高淮觉得有义务替皇上节省粮食，顺手就停了他们的军饷。这就惹了众怒，当兵吃饷，历来如此，到你高淮这儿怎么就不行了呢？况且，这兵饷又不从你高淮腰包里出，你凭什么呢？买马的钱是朝廷的，你可以折腾，但这饷银可是大头兵自己的了。
三个月不发饷，大明辽东军活的连狗都嫌弃，求爷爷告奶奶，招数用尽，得到的回复依旧是没有。那就无须再忍了，再忍就得饿死，抄起武器干吧。前屯卫军、锦州军、松山军在两个月内先后哗变，皆高呼“誓食淮肉”，以求与高淮同归于尽。
面对搏命的士兵，能战善战的高家军也不是对手了，高淮这次是真怕了，他退缩了，躲起来了。同时发加急文书至万历，污蔑诬告广宁前屯卫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杀税使，劫贡钱，一看自己的钱粮被抢，愤怒的万历不分青红皂白，指派钦差拿了二人下狱。
这下点燃了炸药桶，军民的愤怒之火漫天横流，在大明的辽东大地上狂暴肆虐起来了，而此时蓟辽总督蹇达弹劾高淮的奏折，让这把大火有了吞天之势，万历退却了，下旨召回了高淮，交付“司礼监”听候处理，在辽东纵横肆虐十余年的高淮终于被赶走了，但税收业务不能停，万历又派“通湾税监张晔兼领辽东之事”。此后，被高淮诬告的李获阳却惨死狱中，王邦才一直关押至万历四十一年才被释放，这二人也许充当了万历在高淮事件上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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