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的确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写成的，这点应该没有人能否认。其主要框架和大部分内容由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完成。书中至少两次提到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是万历皇帝，这个恐怕有点不正常？看了书中万历朝相关的记录却忽然很纠结：这些记录真假掺半，到底如何评价呢？
万历帝的税监税使，让人心一夜翻转
《明史·食货五》关于坑冶铜铁矿的记载中提到“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因为万历帝派出去的那些税监税使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完全不能用人情常理揣度。只要某官奏言哪里有矿，税监便与奏官同往此地征收矿税，见到富户就诬陷其盗矿，见到良田美地就说其地下有矿脉，于是强制围捕、杀掠、淫辱，并侵夺其财产。大臣上疏往往视而不见，完全放任。按照明史提到，这些税监交上去的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
明朝矿洞
《明史·食货五》：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剧照 锦衣卫
按照神宗本纪，万历时期因矿税而激起的较大民变事件约有14起，矛头所向都是这些税监本人，时常看到税监随从被杀的记录，其中云南税监杨荣本人被杀，但规模并不算很大；其次是随之而起的还有矿贼暴乱，万历朝记载较大的有两起（河南、郴州两处），未查到人数规模，但应该不小。此外，万历帝还大规模征收商业税，征收手段也非常离谱。几乎就是随地设点，随地征收，见到软弱胆小的商人即罚没其全部货物；甚至穷乡僻壤交易土鸡米盐都要征收商业税。
明朝中官
《明史·食货五》：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
这些行为当然已经可以说得上是昏暴了。其后果不仅仅是经济凋敝，对人心的荼毒才是最可怕的，官府再无威信可言。所以断言明朝在万历时期丧失民心应该是成立的，但不是不可挽回。
万历帝
万历皇帝患有肌肉萎缩症，心态可怕
万历帝对官员反映的这些情况的态度只有一个：帝不问、皆不省。这就非常奇怪了，难道你家的天下你一点不关心？目前流传的解释大约有两个：
1958年，郭沫若挖开定陵后对万历帝尸骨进行复原，发现两只脚一高一低，确认为肌肉萎缩症。据专家意见，这种症状既有身体痛苦，也有极大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万历帝对帝国的真实情况还能有多少关注？他的情绪波动已经成了致命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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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正如《万历十五年》所说，万历帝与群臣之间关系紧张。由于受到张居正的“欺骗”，以及立后立储的纠纷，他对官员集团，尤其是对内阁非常厌恶。而内阁一旦不能发挥日常统筹的作用，群臣就会失去重心。万历帝的隐居幕后，是为了屏蔽官员集团，用宦官达成治国目标。又因为他自身恶病缠身、精力不济，遂对这些宦官失去监督。
在清朝修订的明史中，万历帝的种种罪行随处可见，甚至还做了盖棺定论：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这个恐怕就夸张了，万历帝的那些罪行，最多可以成立昏虐、寡德、不仁，但不至于亡国。如果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也只能说是提供了亡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黄宗羲劝弟子万斯同赴京撰修明史时有一首赠别诗《送万季野北上》，其中提到“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其中嘱咐其要明辨奸贤。这里的奸贤是否有党争的意思不得而知。小编整体浏览下来，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明史》据称是水平很高的著作，就只能先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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