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是传世书法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60多年。

记者 | 张星云

西晋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奇古书法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陆机《平复帖》是在1935年北平举办的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上。

多年后，他在《春游琐谈》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感慨之余，他发现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

实际上不只张伯驹，从《平复帖》有明确记录的唐以后1000多年间，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试图解读，却没有一人能够读懂全文。全帖一共9行86个字，其中两个字因为纸张损坏脱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个字。而时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张丑仅仅认出了其中的14个字。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试图在张丑的14字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努力了几十年，也没再多认出半个字来，后来他在《墨缘汇观》里无奈地说：“其文苦不尽识。”近代，日本人梅园方竹在张丑的基础上试着又解读出6个字，但把第4个字“瘵”误读为“虏”。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众人仅认出了19个字。

启功曾说，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追溯到晋人。而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多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也多为摹迹了。董其昌在题跋中评价《平复帖》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里的右军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则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但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平复帖》因此成了如今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60多年。

“我们所谓宋代书法那么好，都是从王羲之的变革开始，如今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一个标准。王羲之变革之前，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陆机的字是从章草向今草，从规矩写法向随意写法转化过程中的书法，启功管这种章草叫草隶，就是隶书的草写。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出土的简牍之后，更相信陆机的字更接近于原始状态下的章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告诉本刊。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

王亦旻说，《平复帖》不仅书法高古，所用纸、笔也同样高古。“专门研究纸张的潘吉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平复帖》的纸张，认为其书写所用的是一种麻纸。结合文献记载，这类麻料是当时制作纸张的主要原料，有的还辅以树皮、渔网等其他植物纤维，经过打浆、抄造而成，当时的工艺还不够成熟，因此纸面比较粗糙。还有，当时所用毛笔多是硬毫制成，且有硬芯，秃锋，写在这种纸上会比较涩，行笔速度也很慢，有一种古拙之感，如今我们使用的软毫笔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时候才有。此外《平复帖》是一封私人信札，有些内容表述隐晦难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识和理解难度。”

更直接的原因，是《平复帖》太古老了。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八百”，而《平复帖》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平复帖》是展览目录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对入口的最显眼位置，但展台里的并非真迹，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复制品。

《平复帖》的休眠时间极长，最近一次真迹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上展过两周。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代章草作品《出师颂》后，社会上对该作品的真伪有争议，故宫于是组织了一场“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其中《平复帖》等真迹展出了9天。

据王亦旻介绍，一般来说字画修裱一次可以保持两三百年，《平复帖》最后一次修裱应是在明末，该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时被裁换成了新的。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对一批重要古书画进行了修裱，由于当时《平复帖》状况还不算最差的，所以并没被划入那批修复文物中。“如今它的伤况比较严重，每次开卷合卷都会增加其损伤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难度很大，既要保存书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迹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种伤况修补好，这需要对其做详细的论证和周密的准备，并请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书画修裱师傅进行指导把关。目前，故宫正组织相关专家对这一类需要修复的国宝级书画作全面的评估。”因此，像《平复帖》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宝书画，目前原则上尽量不开卷。

流传有序

1935年北平举办的那次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不仅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也是《平复帖》1700多年来第一次面向公众。

当年6月下旬，汉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为了救济灾区，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平复帖》拿了出来参加展示，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观者如云。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全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他的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而溥儒则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被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他的画价高居琉璃厂第一位，与张大千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张北溥”。

尽管《平复帖》在元明期间被古董商拆配过，明董其昌之前的题跋都没有了，但作为清内府收藏，它依然被视为流传极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书画鉴赏大家米芾就曾记载，陆机的《平复帖》是其所见《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此帖前部月白绢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证明其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如今该帖是否真为陆机所书，徽宗皇帝的题签是主要判断依据。《平复帖》从宣和内府流出后，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间，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卷后曾有元人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等人题的观款。明朝万历年间，此帖曾被韩世能、韩逢禧父子收藏，他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展子虔《游春图》、周昉《挥扇仕女图》等书画巨迹皆为其所藏。韩世能曾让很多人鉴赏过《平复帖》，董其昌的题跋就是那时所写。之后，此帖又经过张丑、梁清标、安岐的收藏，最终在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

然而，酷爱书画的乾隆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题写，也无内府诸印，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据成亲王永瑆《治晋斋记》载，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后钮钴禄氏所藏，据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乾隆就不便来欣赏题写。钮钴禄氏去世后，《平复帖》作为“遗赐”被赏给永瑆。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并传到第五世孙载治后，转被恭亲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平复帖》。

1911年清室不存，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为了筹备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但将《平复帖》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溥儒从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逸士”自号，纵情书画。

溥儒在恭王府蝠厅前留影

20万元天价

湖北赈灾书画义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这是一直以遗老身份避世的他首次担任国民政府公职。

溥儒讲究排场，当时府中丫鬟、嬷嬷、仆夫之外，还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爷。出入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花费极多。据台湾作家王家诚所写《溥心畲传》记载，溥儒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当时他在北平艺专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画作的润笔，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单笔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遗老一样，变卖古书画收藏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溥心畲传》中写道：“他（溥儒）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同一年底，参与伪满洲国的溥伟在长春一个旅馆内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所藏名作，唐韩幹的《照夜白图》以1000块大洋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叶是定居欧洲的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卢芹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到美国。

当时正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叔重转卖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可惜这封电报没能起到作用，《照夜白图》被叶叔重买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外国古董商，张伯驹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也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韩博文转告溥儒的回复：“心畬（溥儒）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

一年后，在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平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平复帖》。

张大千与溥儒交往极深。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号“春华楼”宴请张大千及其兄弟，被视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此后张大千每每向友人赞叹这位“旧王孙”的身世风仪，并以“老师”相称。三四十年代张大千更是经常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两人相约赏画，互题作品。但溥儒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到张伯驹收藏《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

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1921年，溥伟为筹措复辟清朝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再看，就在张伯驹通过张大千二求《平复帖》的同一年早些时候，张伯驹购买包括《三希堂》晋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李白《上阳台帖》，加上唐寅《王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轴和蒋廷锡《瑞蔬图》轴，袁世凯庶务司长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让，要价也就20万。

张伯驹明白，《平复帖》叫价20万大洋，显然溥儒并不想卖。

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

溥儒葬母

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

溥儒14岁丧父，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虽然当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母亲的丧事必须得办得有排场。像《照夜白图》一样，溥儒只能通过出让《平复帖》换钱。

根据后来傅增湘的题跋所记，其实当时消息灵通的白坚甫比张伯驹更早知道溥儒母亲去世的消息，托傅增湘购买《平复帖》。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把多件国宝级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就是被他转卖给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傅增湘自述怕国宝外流，本就打算马上去找张伯驹商议，没想到在火车上偶遇。

张伯驹听后表示并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溥儒1万元办丧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儒要价4万元买断，不用抵押。

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的开幕研讨会上，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还复原了那一场景。作为傅增湘的孙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傅熹年记得《平复帖》是在他们家进行交割的，张伯驹用来买《平复帖》的是4万元伪币，装了满满四口袋，而不是一些传记书中所写的4万块大洋或金条。

张伯驹购得之后，是傅增湘先把《平复帖》带回家欣赏。“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蔼，神采焕发。”后来傅增湘将《平复帖》送还张伯驹，并在帖后作了1300多字的跋，对此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考证，说自己与溥儒相识20年，见过后者所藏珍贵书画无数，但是从没见过《平复帖》真迹，助张伯驹购《平复帖》，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他写道：“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当年之值，殆腾昂百倍矣。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

傅增湘写下长跋后，张伯驹也在后面作跋：“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不能不谓天待我独厚也。”并还一连在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兴奋之余，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还专门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当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张伯驹用“平复”二字来祈平安之意。傅增湘也曾详细描述了《平复帖》所产生的“平复”心理作用：“不意垂老之年，忽观此神明之品，欢喜赞叹，心怿神怡。半载以来，闭置危城，沉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

溥儒转让《平复帖》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白坚甫的耳朵里。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买此帖，愿意出5倍的价格，20万元，但张伯驹拒绝了。

而得到4万元的溥儒，后来确实大办葬礼。《溥心畲传》中写道：“项夫人丧事，在锦萃园中办理。喜庆宴客、娱乐用的大戏楼，用素布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做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开吊，丧礼之隆重，虽在日军占据的北平城兵荒马乱中，依然轰动一时。丧期，僧、道、番尼群集念经，超度亡灵。”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岛，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溥儒后来很少提到他卖文物的事，《溥心畲传》中只写道：“为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畲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平复帖》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他绝缘。”

而收藏《平复帖》，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重要地位。得到此帖的张伯驹，将功劳送给了傅增湘，晚年他在《素月楼楹联》里说他会将《平复帖》“除夕日取来于沅叔（傅增湘）家同观”。每年清明，也会约傅增湘“去旸台山大觉寺同看杏，于花间共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抗战胜利后不久傅增湘即病逝，张伯驹送挽联：“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花重金完成收购，但有人读懂此帖全部文字，还要等到1942年。

启功释文

收得《平复帖》三年后，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经历了著名的绑架案。历史上始终有一种说法，绑匪索要300万伪币赎金，就是看上了他的字画，尤其是《平复帖》，希望他通过卖字画来赎身。但张伯驹特别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画不能动。

1942年2月，潘素通过各方借款交了40万元赎金，张伯驹获救。不管借绑架取《平复帖》的传言是否属实，绑架案确实使张伯驹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他立下遗嘱，让潘素成为自己所藏字画继承人。随即又请清苑郭立志摄影，通过琉璃厂豹文斋纸店，将《平复帖》的照片录入《雍睦堂书法帖》一书中。这是《平复帖》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书法帖》选辑了自晋唐至清末39位书法家的墨迹，编辑郭立志委托启功审定全书。借着这次机会，启功将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平复帖》释文刊登在《雍睦堂书法帖》中。他不仅译出全文，还把偏旁残损的5个字补读出了3个。这是《平复帖》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释文，尽管张伯驹对释文提出了多处不同见解，但他还是大体上肯定了启功。60年代启功又对释文多次做出调整。他在1961年《〈平复帖〉说并释文》中写道：“我在前二十年也曾释过十四字（张丑所识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1700多年来，人们头一次知道《平复帖》中写的是什么内容。全文大意是：彦先身体瘦弱多病，担心他很难痊愈康复，刚得病的时候，如果及时救治，不致如此。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值得庆幸了。现在又有儿子照顾，可以无虑了。吴子杨第一次来我家，没尽到地主之谊。这时临将西行，再来相见，言谈举止，器宇轩昂，与以前大有不同了。思想前卫，应是他具有的，应予称赞。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平复帖》影印并刊登释文3个月之后，张伯驹从王绍贤处借了3000元钱，潘素变卖了首饰，夫妇两人带女儿和全部书画藏品，逃离抗日战火中的北平，举家搬去了西安。临行前张伯驹让潘素把《平复帖》缝在衣服里，自己随身携带。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张伯驹借阅《平复帖》，作《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在王世襄《〈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他回忆道：“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

由此，王世襄这篇介绍递传的文章，与启功、徐邦达的释文，一起成为《平复帖》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

“老一辈学者基本已经把《平复帖》研究到一个极限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介绍说，“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很难有突破性的研究。关于释文的进一步确认，以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不是陆机所写，这些老一辈学者们难以解决的疑惑，我们现在也解决不了。”

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的《平复帖》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后来在《陆士衡平复帖》中感慨地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参考资料：《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张伯驹、潘素卷》，中国文物学会主编；《国宝传奇：张伯驹》，荣宏君著；《烟云过：张伯驹传》，郑重著；《溥心畲传》，王家诚著；《张伯驹年谱》（未出版），荣宏君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