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笑话书籍到字帖墨迹：消遣还是解忧？
毛泽东晚年，悲患忧虑，心情沉重，难得有欢悦轻松的时候。或许是为了调节心情，抒解寂寞，多次集中阅读各类笑话书籍和字帖墨迹。
据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当时记录，他曾三次比较集中地索要笑话类书籍。第一次是1966年1月，他当时在武汉，让人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北宋李昉编的《笑林广记》、周作人编的《苦茶庵笑话选》、牧野编的《历代笑话选》等七种笑话书送去给他读。第二次是1970年8月，他当时在江西庐山，随后到武汉，让人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和一些个人手中，挑了20种笑话书给他送到外地。
第三次是从1974年1月开始的。毛泽东当时在北京。此番阅读，很是深入，费时较长，寻书也颇为周折。
据图书管理员徐中远所记，1月1日，毛泽东索要一批大字本的笑话书，工作人员当天送去《笑林广记》《笑府》《笑典》等，翻阅后，第二天便告知，“不理想，再找一找”。1月2日，工作人员又找了14种21册笑话书送去，毛泽东从中选出《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两种，让人联系重新排印成大字本给他细读。1月10日，又让印《滑稽诗文集》，并嘱，“快印些，印好一册送一册”。看来很急切。读完这批书后，2月23日，又让工作人员“继续找笑话书”。到4月17日，工作人员先后给毛泽东送去25种49册各类笑话集子。他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三种，让人重新印成大字本细读。6月4日读了新印的《笑话三千篇》，提出，“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通过四处寻找，6月14日工作人员再送去20种55册笑话集子。6月21日，毛泽东翻看完这批书，再次表示，“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工作人员实在没有办法了，按毛泽东的指点，除在北京有关部门寻找外，还在上海寻找。北京方面此次寻得60多种笑话书，编了一个《笑话书目》供圈选。毛泽东从中圈选出10种笑话书重新排印。上海方面，也送来一个铅印的《历代笑话集书目》，包括古代的线装书、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等地出版的笑话集、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版的笑话集，一共87种。毛泽东从中圈选出16种，由上海方面陆续送来。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何如此集中阅读笑话书，不得而知。从他当时的身体情况看，恰恰是1974年6月中旬，健康状况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持续两年多，直到毛泽东逝世。也就是说，他一心要读笑话书的时候，正是身体释放出不良信号的时候。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休养，先后住武汉、长沙和杭州。一直到1975年4月上旬才回到北京。
在南方期间，也断断续续索要过笑话书。比如，1974年9月，当时在武汉，两次让人催促在北京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赶快把上海方面送来的《笑话新谈》印成大字本，“印好一册送一册”，说是“等着看”。该书由一个叫李节斋的人编写，上海文益书局出版。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读到该书“怕老婆”一篇时，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这一次外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席这样高兴”。毛泽东最后一次要笑话书来读，是1975年2月3日，当时住杭州。
在阅读笑话书籍的同时，毛泽东还集中阅读古今名人字帖墨迹和手札。
毛泽东是书法家，阅看字帖墨迹，本就是他的“必修课”。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身边工作人员即已为他购置了600多种字帖。到1970年代，他又一批一批地索要各类字帖墨迹来看。仅1974年下半年，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要求，先后近20次寻找了165种342册字帖，陆续给他看。1975年1月初，工作人员又分别从上海和南京找了几十种字帖给他。毛泽东阅看后1月12日回话：“从上海、南京找来的字帖，墨迹都很好”“都喜欢看”。
概括说来，毛泽东晚年比较喜欢看的字帖墨迹和名人手札，从印制角度讲，主要是开本小，字体大，墨迹清楚，不太厚，拿着轻巧的书帖作品，这是出于视力不好，阅读方便的考虑；从书体上讲，比较喜欢有风格的草书、行书，如唐代怀素、张旭，宋代赵孟頫、米芾、黄庭坚、赵孟坚，元代鲜于枢等人的作品，近人则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墨迹；从内容上看，他不光是看字，也是看文，特别是那些书写诗词文赋的字帖墨迹。应该说，毛泽东晚年看字帖，重点似乎已经不是在钻研书法艺术了，事实上他当时即使用铅笔写字，手已经开始发抖。就像他这段时间同时喜欢读笑话书，喜欢翻小人书，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一样，看字帖墨迹，主要还是为了休息、消遣，放松心情。
但是，老病之躯，忧患重重，毛泽东晚年心情，不可能根本放松下来。读笑话、看字帖，也不好说是其主流阅读状态，不过是聊作解忧释患而已。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毛泽东晚年，把不少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计划地校点注释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无法排解的忧患所在。
从1972年10月到1975年6月，毛泽东先后开列有86篇文献，让人校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内容提要，均按他的意思而写。承担校点注释和内容提要撰写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批专家。所印多则20几份，少则几份，供毛泽东和中央少数领导人阅读。这86篇大字本文献已于1993年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参与此事的刘修明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叙述了毛泽东交代校点注释的情况。其中说，毛泽东阅读这批文史古籍，可分为读历史传记、法家论著、诗词曲赋三个阶段。
毛泽东每个阶段所要的古典文献，基本上与他当时面对的国内形势有关，与他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有关，与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特有的心境有关。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主要读历史传记。按他的要求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人物传记。
林彪事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不小规模的重组，一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相继回到领导岗位，而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则越来越明显地抱成了一团。双方思想分野明显，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稳定，加之当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外来压力甚大，毛泽东很担心党内团结问题。他从《晋书》中选印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主题相似。这四个人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的胜利与朝臣“辑睦”“同心”有关。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南侵的苻坚大军。这时候，毛泽东自己读或让一些领导人读这类史传，其内心的忧虑和期待，不难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只是在1972年阅读这类史传，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第二阶段，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主要读历史上的法家论著。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和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献。
读法家论著，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及体制的考虑有关，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权统一。当时阅读这类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恰好是在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布置校点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当时参与评法批儒写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这个回忆虽无其他确证，但毛泽东1973年12月决策八大军区主官对调，却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他读法家论著的现实考虑。
正式记录毛泽东精心阅读、布置校点注释法家论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他在会议上专门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的事情，并说了下面这大段话：
王充《论衡》中《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指王充）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宽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三阶段，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主要读诗词曲赋。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琵琶行》、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鹊桥仙》、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渔家傲》、岳飞《满江红·写怀》、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器。这些作品，与校点注释的上述辞赋、诗词、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题大体相近。可见，对这类作品，他不光读，还要听。
读听这类作品，与他当时复杂的思绪和心情有关。这些诗词曲赋，展示的题材，传达的情绪，多是悲壮慷慨、志气沉雄一路。蕴含的主题，也多是把个人命运与爱国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发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壮志和暮年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到相应的心志勉励，相应的忧虑抚慰，相应的情感表达。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反复听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阕最后四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他觉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一听一改之间，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现。
这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为南宋爱国词人，陈亮在这首词中，反对所谓天然界线、南北分家的谬论，认为江南的形势有利于争取中原，历史上六朝统治者划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该词下阕希望南宋当权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样中流起誓，要像谢安那样不畏强敌：“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写此词，借六朝故事说南宋现实；毛泽东读此词，则是借古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浇自己晚年的胸中“块垒”。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其他诗词曲赋，诸如辛弃疾《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张元幹《石州慢》中“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洪皓《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等等，表达的都是或壮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遥想当年，或欲试雄风，或思念故里这样一些情绪和心态。这种复杂的情绪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毕竟是确凿的事实。
由此想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说的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我，读古典诗词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诗词作品，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弃疾《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上海方面的校点注释者写的内容提要是：“写景咏怀之作。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该词下阕为：“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大字本作如下译解：
汉武帝的《秋风辞》流传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风流，能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媲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样心中忧愁。老朋友来信，劝我不要忘记退隐。谁会想到，我在新凉的秋天，一灯之下，还拿着一部《史记》在研读呢？
研读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不是“闲坐说玄宗”式的消遣和无聊，恰恰表明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思中期待着继续作为，引领时局。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第三阶段选读诗词曲赋，思考时事，悲患忧国的心曲，或许，也折射出他晚年选读86篇文史古籍内心世界的总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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