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學東
原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在接受境外媒體採訪時稱：“以每年經濟增長6%加上浮動匯率，中國經濟有能力抵禦外部衝擊。”
周小川作為著名的市場派高管和著名學者，這次談話談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最為關鍵的環節，一個是經濟增速，一個是匯率戰略。兩個關鍵點合在一起就是未來中國經濟的戰略選擇，周小川給出的這個組合就是戰略選擇之一。
可見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金融風險高企，資本市場長期熊市，資產泡沫嚴重的當下，高層都在思考未來中國經濟的戰略選擇，周小川的這句不經意的發言值得重視。
就我國經濟增速而言，目前GDP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6.9%的增長區間，上半年的經濟增速是6.8%，下半年普遍預期是6.7%。這是由於對房地產持續的調控，其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作用已經減弱，消費也出現疲軟，而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增速必然有較大影響。所以前幾個月通過刺激基建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的政策出臺了不少，顯然這次是保6.7%增速。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目前的中高速增長，前幾年從“保8”到“保7”，整個過程是有序撤退的過程，是政府爭取以時間換空間的過程，不希望硬著陸的過程。但是經過多次的政府刺激，目前經濟體內部槓桿過高，債務高企，政府通過基建投資刺激經濟的空間已經不大。
周小川此次提出6%的經濟增速，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本質上就是在較低增速但是較低債務，和較高增速較高債務之間進行選擇，顯然周小川選擇的是前者。
較低的增速可能會讓就業率下降，產出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但換來的是債務率降低，泡沫降低，金融風險降低。顯然周小川的經濟增速相對比較保守也穩健。
周小川對內設計的經濟增速是保守的，但對外的匯率戰略上實施的卻是激進的政策，那就是浮動匯率制。作為中國匯率政策的奠基者，中國匯率制度的決策者，兩次匯率改革方案的制訂者，周小川對人民幣匯率的思考必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所謂的浮動匯率制其實就是由市場供需決定匯率的制度，匯率是國內貨幣的價格，而國內貨幣本質上是國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那麼匯率也間接地反應了國內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它本身是市場最關鍵的要素，但是由於攸關金融命脈，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想政府自己控制匯率，以防發生風險，但往往風險就是由於固定匯率而引發的。
固定匯率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消耗外匯儲備，因為要保持匯率，必須通過買賣外匯儲備干預市場，而一國的外匯儲備決定於對外貿易，往往都是有限的，一旦外匯儲備消耗完畢，就可能引發風險。
固定匯率第二個問題是貨幣政策不獨立，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央行必須保持境內外利差在一定的區間，如果持續小於增額區間，必然資金就會外流，而這就綁架了國內貨幣政策不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比如近幾年，隨著美聯儲持續加息，新興市場國家必須加息，不然就會發生大規模資金外逃，但是加息又扼殺了經濟增長。
如果採用浮動匯率制度，匯率會隨著對外收支和市場的供需而浮動，匯率的浮動會自動消除國際收支失衡，不用擔心外儲不足。
由於匯率可以自由浮動，國內的貨幣政策可以更加傾向於經濟增長和通脹，可以相對自由的加減息等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或者遏制通脹。
當然浮動匯率的缺點也很明顯，比如匯率過大在市場上形成預期，可能發生踩踏，導致資金大規模外流，並引發資產泡沫破裂等等。
所有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要付出代價。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認清自身形勢，不能以債務膨脹和房地產泡沫換來經濟增長。應該是自動放慢經濟增長，在控制了債務和資產泡沫的基礎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可以消除國際間金融風險的傳導。
從最近幾年幾個發生匯率危機的國家來看，正是由於他們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才阻止了匯率風險向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傳導，從而並未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這是需要認真研究借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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