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四年（809年），京城長安又出了一件大事，應唐憲宗詔請，一個名叫惟寬的禪師來到長安，配住京城興善寺裡。於是，京城裡的那些追星族們，一個個爭往興善寺去看惟寬和尚，想看看這位禪師到底是什麼三頭六臂。而那些公卿名流，更是趨之若鶩般地一批批來到興善寺，向惟寬求法問道，把個平日門前冷落車馬稀的興善寺弄得熱鬧喧天。
性寬身材高大，聲如洪鐘，難得的是，惟寬為人隨和，決不同於其他的禪師，有人問道，他即傳道，有人請去講經，他即高興前往，每到一處，都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一時間，惟寬成了京城裡最大的名流。
在這些拜訪的人中，有一位即是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與佛有緣，他自號香山居士，說自己“予棲心釋梵，浪跡老莊”，他的傳記也說自己“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他甚至還一本正經地拜了師父，師父即是宗馬祖道一的弟子香山如滿禪師。而他與浙江鳥窠禪師的交往更是成為文人士大夫酒後茶餘的談資。
白居易當然不同於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與眾多僧人的交往，使白居易覺得自己已不再是個一般的居士而身為侍郎的白居易，也不再同於與鳥窠禪師交往的時期，這時的他於禪於佛，都有著更多的知解和領悟。
白居易的造訪，更多的帶有某種責難和挑戰，因為同其他白居易熟悉的禪師相比，惟寬既沒有怪誕的禪語，也沒有隱於深山的經歷。而他隨處講經，更是與禪宗所一向推崇的“不立文字”大相徑庭。
交談一開始就充滿了火藥味，白居易單刀直入地何道:“既然你身為禪師，為什麼還要四處說法？
惟寬說:“佛的最高智慧，顯示於身為律，講說於口為法，作用於心為禪。分別雖有三種，但卻源於一，猶如江湖河泊，雖然各有自己的名稱，但作為水的性質卻是沒有差別的。律就是法，法即是禪，侍郎為什麼要在這裡加以區別呢？
修心呢？是用律，是用法，或者是用禪呢？總該有一種惟寬笑道:“侍郎差矣，此心本原本圓滿，沒有任何損傷，何必要修呢？殊知唯有不染不淨，不思善不思惡，一切思念都沒有，才是佛的境界。
白居易說:“禪師的話我不全懂，惡和汙染當然不去思量，難道清淨和善良也不思量嗎？”
惟寬說:“佛性本自清淨，猶如人的眼睛，一點東西也不能存留，雖是金屑珍寶，若留在眼睛裡會是什麼感受？
白居易沉思良久，終於不再言語。然而白居易的門客們似乎覺得不能滿足，一位門客問道:“依禪師認為，狗子有沒有佛性呢？”有啊。”惟寬響亮地回答說，禪師有無佛性呢？”我沒有佛性，白居易這時插進來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祥師怎麼就沒有佛性呢？”惟寬說:“因為我不是眾生，禪師既不是眾生，那一定就是佛了。
惟寬說:“我不是佛，門客被惟寬的話弄得越發糊塗，於是便說:“那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我不是東西，惟寬說，白居易似乎意識到門客的話太過激烈，於是便改換主題說:“惟師既然什麼也不是，那麼，可以看到可以思慮嗎？”
惟寬說:“思之不可得，議之不可識，我明白了，白居易說，“那就是不可思議了？”白居易知道，惟寬雖然極力否認自己，但惟寬所述說的，實際上就是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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