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膜拜大师，因为这是个出不了大师的时代。

沈巍的走红，一是他的执着，长达26年的流浪生涯；二是对国学的痴迷和悟性；三是人们的追捧和崇拜。被人们冠以”流浪大师“的称号，是人们对真的大师的膜拜，尽管老沈尚不足以背负”大师“的称号，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谦逊和贬低自己，正是大师的品质。比如弘一法师李叔同：一念放下，万般从容。若是要摆脱其中的痛苦，就要学着放下，放下执着，学会超脱，放下小爱，学会大爱。而唯有这样，人生才得从容。

借用一下那句名言：

如果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的话；

那么，大师之大，就不仅仅在于学问之大，更在于其思想之大，格局之大；

而要拥有一个大思想，大格局，首先就要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

所以，大师之大，根本在于其精神之大独立，思想之大自由。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师，或者说我们慨叹难以再造就的这种大师，严格的讲主要是指“人文大师”

。这种大师不仅拥有渊博的学识，而且拥有智慧的思想。

精神之大独立，思想之大自由。

精神失去了”独立“，思想失去了”自由“，无论有多高的才华，都不能称之为大师。

藐视权贵，不攀援富贵；甘愿清贫，不为斗米折腰；不声色犬马，不曾苟活。

当今之所谓”大师“，包括在殿堂之上的，几乎没有”精神之大独立，思想之大自由“的大师风骨或底气。

”大师在流浪，小人在殿堂“，尽管高贵的学者听起来刺耳，但是恰如其分。因为你没有大师的风骨。

我们来看看民国时代的大师：

蔡元培，一位被称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师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可是你能想象得出吗，如此伟大的一位人物竟然也会贫困交加。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生病后无钱请大夫，常常苦熬支撑。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胡适，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多个领域风气之先的箭垛式人物。胡适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话可看作是他一生对物质金钱的态度。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居然要靠借债过日子。当时他经济压力很大, 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 连给妻子买东西, 也尽量托人捎带, 以节约邮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但胡适没有动过一分, 全部上缴国库。大使卸任后，胡适旅居美国，为生计所迫，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1962年2月24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倒地逝世。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外，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一位被称为是“老虎”、“大炮”的强势人物。傅斯年向来以霸气著称，但他也有英雄气短的时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病逝。逝世前几天，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原因是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对妻子俞大彩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宾把稿费送到傅家。俞大彩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棉裤了。

梅贻琦，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这些大师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赴后继的大富巨贪们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