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霞·鄧洛普成長在英國牛津，先後取得劍橋大學文學學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漢學碩士。20世紀90年代，扶霞在倫敦一所大學編輯東亞資料，在讀了幾個月關於中國的文章後，她決定親自去這個國家瞧瞧。為期一個月的揹包遊讓她接觸到各種中餐，“就連在最便宜、最不起眼的餐館裡，我吃到的炒菜和煲湯都比我在英國吃到的好吃。”
1992年，第一次在成都吃川菜，她便決定要想方設法留在這個城市。回到倫敦，扶霞決定申請獎學金到中國留學，就去四川大學。當她在申請表上寫下申請原因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政策”時，心裡惦記的，其實是魚香茄子和豆瓣醬燒魚。1994年，在四川大學交流學習一年。之後，她花三個月的時間，在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學習廚藝。
二十多年來，扶霞成了“認識中餐最深的英國人”。《舌尖上的中國》、《風味人間》的導演陳曉卿說，在寫中餐的外國人裡，扶霞是最鮮活有趣也是最精準的，她透過風味表象的記述，讓讀者深度瞭解中國—這個傳統深厚同時正經歷鉅變的東方國度。
201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扶霞的《魚翅與花椒》，被認為是舌尖上的“尋路中國”。陳曉卿認為，這本屢獲殊榮的《魚翅與花椒》無疑是很多外國人寫中國食物的書籍裡極為鮮活有趣和精準的 。書中從四川熱鬧的市場到甘肅北部荒僻的風景，從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揚州古城，呈現了中式料理讓人難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繪出中西飲食文化差異，且兼具人文觀察與幽默趣味。
以下為讀完《魚翅與花椒》後的部分摘抄：
成都的生活總有點超現實的味道。每天都在發生最離奇、最不尋常的事情。一天晚上，我喝兩個意大利朋友打了個的，去城裡另一個區參加一場晚餐聚會。沒開多遠，車子在一個很大、很空曠的岔路口出了故障（那時候私家車還很少，紅綠燈也少，車子開上這些巨大的路口都是暢通無阻、隨意來去的）。司機下車去修發動機。我們呢，喝得醉醺醺的，腦子犯傻、頭昏眼花、不停傻樂。我們塞了一盤搖滾樂磁帶到車載收音機裡，把音量開到最大，下車來到路上跳起舞來。司機看著我們，露出縱容的笑容，和所有人一樣。很快另一輛出租車在我們身邊停下，司機簡直是從車上跳下來的，目瞪口呆看著三個大笑大叫的外國女孩在路中間跳舞。接著一輛又一輛的的士停了下來，直到路邊歪歪扭扭停滿了沒有司機坐鎮的出租車，一共有二三十輛吧。那時候我們的司機已經把發動機修好了。於是我們又跳上車，從一堆停得混亂的車中艱難地找了條出路開走了，往回一看，驚訝的臉組成了一片海洋。
四川話裡最生動的一句方言莫過於“好耍（特別有趣）”。他們說的時候總是懶洋洋的聲氣，咧嘴而笑，竹椅子發著嘎吱嘎吱的背景音。“沿海的那些人，”一位出租車司機跟我聊起廣東人和福建人，“他們野心大得很，也肯幹，所以他們就先富起來了噻。我們四川人喃，掙的錢可以吃香喝辣就夠了。”
20世紀30年代末，詩人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在中國旅行時，誇張地記錄了難忘的經歷：“沒有什麼東西具體的歸類為能吃或者不能吃。你可能會嚼著一頂帽子，或者咬下一口牆；同樣的，你也可以用午飯時吃的食材蓋個小屋。”
旅行在異邦，要完全適應當地口味並不容易。我們吃的東西，代表了我們做人和自我認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讓我免受未知事物的威脅。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身在亞洲的英國殖民者晚餐時會換上正式的禮服，每晚還要喝雞尾酒，這不僅是為了消遣。他們知道，要是不這麼做，就會迷失自我的風險。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應該是成都小吃的黃金歲月。貨郎們的生死存亡全看小吃的手藝，所以各家都有被別人妒忌猜測卻秘而不宣的獨門秘方。如此激烈的競爭氛圍中，貨郎們爭先恐後地開發屬於自己的新配方，有些到現在還以創始人命名。其中一個叫鍾燮森的，發明了極為美味的“鍾水餃”；一對夫妻，挑著出具漫步在大街小巷，伉儷情深傳為佳話，他們專門買一種涼菜：白滷牛雜切片，拌上芹菜、花生米、芝麻，加點滷水、紅油和花椒麵兒，就成了現在著名的“夫妻肺片”。
中國的歷史書上也是能找出幾位鼎鼎大名的廚師的。周朝出了個大廚，易牙，為齊桓公準備了一系列午夜大餐，佷得歡心，在朝廷的仕途也是順風順水。關於他還有個相當陰暗的傳說：因為齊桓公想要吃嬰兒肉，易牙就把自己的兒子煮了，滿足齊桓公的願望。雖然這舉動和魔鬼無異，後代依然紀念他在烹飪上的高超造詣。湖南省的廚師們仍然把易牙尊為祖師，一直到六十年代之前，他們都還會去專門供奉易牙的寺廟，在畫像前進貢。
古時候對外國食物的偏見也融入了當代烹飪的語境中。從西部途經古代絲綢之路的漫天黃沙傳進來的食材和調料在名稱上依然有著被蔑視的意味，比如“胡椒”，就是“蠻夷之椒”的意思；還有“胡蘿蔔”。“胡”這個字是對古代西北部蒙古、韃靼和突厥部落的統稱，但也可以代表“魯莽、愚蠢、盲目和兇殘”。瘋子亂說話叫做“胡話”；搗亂叫做“胡搞”。
除了刀工的實用性，更讓人著迷的是其美學方面的意義。中國燦爛雅緻的烹飪文明已經延續數千年，而細緻的刀工是重要的一部分。公元前五世紀，孔子本人就拒絕吃切得不好的食物，所謂“割不正不食”。
這種偏向於造型藝術的食物在中國有著莊嚴悠久的歷史，據說創始人是公元十世紀的一名尼姑，梵正。她用二十一道冷盤重現了公元八世紀詩人王維《輞川圖》中的畫和詩。她用細切的蔬菜瓜果、肉類魚乾帶給她靈感的偉大作品致敬，所謂“菜上有山水，盤中溢詩歌”，令食客驚豔不已。
對調味的重視讓川菜成為自信而生機勃勃的菜系。它不用特別依賴就地取材，這一點不像中國東部的菜系，十分需要當地的水產蔬菜與河鮮：做蟹粉豆腐就必須用大閘蟹，但魚香味和煳辣味可以應用於任何食材。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和中國別的地方相比，四川人思想更開放、性格更直率：他們不用擔心和外部世界的聯繫會剝脫自我的身份認同。面對外面的世界，澆上一勺魚香醬汁，就變成四川的了。
在古中國幅員遼闊的版圖上，人們都很注重滿足亡者的胃口。在她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吐魯番阿斯塔納唐朝古墓，考古學家挖出了餃子：可能是有點幹了，一掰就碎，但看形態之類的，完全是在今天同一個地區中午會吃的東西。這中間已經隔了一千二百年了啊！
口感是學習欣賞中國美食的西方人堅守的最後一條陣線。越過了，你就真正鑽進去了。克服更復雜的食材去品嚐美味的意願，成了一枚勳章，象徵著對低幼化的快餐文化的抵制：拒絕那些極度簡化的進食儀式、平淡無奇的味道和爛兮兮軟塌塌的口感。
90年代，學習川菜廚藝的扶霞
中國佛家的素食歷史由來已久，不過早期佛教的訓誡中並沒有明確規定不可吃葷。古印度的和尚可以吃任何放進化緣缽裡的東西，肉也可以，只要別人不是專門殺生給他們吃的就行。大約兩千年前，佛教剛剛傳入中國時，教徒們服從來自印度的主流訓誡，在特定情況下吃肉是被普遍接受的。到了公元六世紀，南北朝的梁武帝才大力在中國佛寺中推行吃素的戒律。
吃點心也有自己的一些專門禮儀。主人家往你杯裡添茶，你想表示感謝，就用食指和中指併攏在桌上輕輕敲一敲。據說這個規矩要追溯到十八世紀末，乾隆皇帝和那時候的很多皇帝一樣，為了瞭解國家真實的民情要微服私訪。他帶了一小隊隨從到一家茶樓喝茶。皇上親自奉茶，跟班們慌亂不已，這要是在宮裡，他們早就應該下跪磕頭、千恩萬謝了。可現在皇上在微服私訪，可不能暴露了。於是他們伸出手指悄悄桌面，模仿下跪磕頭的動作。這個傳統流傳下來，逐漸成為全世界粵人社區通用的習慣。
清朝建立以來，統治階級還一直保留著對“蠻荒”食物的口味，把一些烤肉與甜味點心送上了宮廷菜的保留名單。他們還引進了滿族進食的習俗，和漢族那種更為精巧講究的進食習慣結合起來：滿人的靴子上都有個小袋子，裡面既裝刀子又裝筷子，這樣大塊的肉上來時，就可以拿刀割下一片，然後按照漢族人的樣子用筷子夾著吃。
中國古代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曾提到花椒，認為那閃亮而豐富的種子是“多字”的象徵。漢朝皇妃們的寢宮成為“椒房”，因為糊牆用的泥土中摻了花椒，寓意皇嗣綿延。平民百姓會用一串串花椒作為定情信物。時至今日，四川的偏遠地區還保留著古老的習俗，婚禮的時候要朝新郎新娘扔花椒，就像現代婚禮中拋灑的五彩紙屑與糖果，不過更充滿了四溢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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