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有一個人名字叫王溫舒，漢武帝很器重他，就把他從廣平都尉升遷為河內太守。王溫舒在廣平的時候就聽說河內的豪強勢力太大，做出一些違法之事後，當地官員也是無可奈何。
王溫舒還沒有到任之前，就已經傳達了自己的命令：購買五十匹快馬，平均分配在河內至長安的路上。河內的所有人都看不穿他的意圖。王溫舒到達河內之後，馬上挑選出一批不怕死的人充當自己的副手，組建了一支敢死隊，開始緝捕豪強。沒用多久，郡中一千多家豪強基本上全部落網。
河內的大多數豪強在長安都有靠山，他們相信只要運作一下，就可以免去災禍。這時，王溫舒的馬派上了用場，他命人日夜兼程，將處罰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呈給漢武帝。兩天之後，那些豪強還沒付諸行動，漢武帝批准王溫舒方案的文書已經返回。
河內的人這個才明白王溫舒當初的用意。而那些豪強，勢力大的誅滅全族，勢力小的代表人物被砍頭，而他們的家產一律充公，來抵消他們之前的罪過。這一事件，流血數十里，河內震怖。
王溫舒是漢代酷吏的代表。所謂酷吏，就是嚴刑峻法的一類官吏的總稱。在史書的記載上，漢代的酷吏最早出現在文帝時期，而大批的出現則是在武帝時期。這一現象的發生，到底是史官的有意為之，還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今天就來簡單分析一下背後的原因。
西漢是在秦朝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秦漢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權式統一帝國，幾乎就是同一母胎出生的兄弟。
西漢可以延續兩百多年，得益於對秦的反思，秦就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都可以映照出漢的問題。可是制度上，西漢卻是無法擺脫秦的影響，因為在劉邦還定關中的時候，秦的制度就已經在西漢帝國的前身牢牢紮下了根。
劉邦戰勝項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掌握了秦帝國的組織結構。當劉邦在首次攻破關中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忙著搶奪珠寶的時候，只有蕭何將秦丞相及御史掌管的法律文書、地圖、戶籍等資料，收藏了起來。
後來楚漢相爭，劉邦可以詳盡地瞭解天下的形勢：某地軍隊如何駐紮，某地人口多寡，某地稅收怎麼最大化······都是蕭何弄到的這批資料的緣故。
同樣，西漢在建國後，這批資料依舊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法律，完全承襲下來。根據相關學者研究，秦國法律的詳細程度在今天看來也是不遑多讓，即便是偷竊了別人的一片桑葉，也有相關的懲罰機制。
多年的征戰導致了百姓苦不堪言，於是即便西漢依照秦的法律，在真正實施的時候也不過是做做樣子。這是黃老無為作為漢初主流思想積極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加強了皇權。
司馬遷以敏銳的洞察力將老子與申不害、韓非放到了一起。申不害和韓非的思想得益於老子，黃老無為在漢初已經夾雜了法家的思想。
漢文帝已經是比較開明的皇帝，但是當他詢問周勃關於全國案件問題的時候，周勃汗流浹背。如果僅僅是因為自己不堪重任，周勃怎麼可能會汗流浹背呢？周勃可以跟隨劉邦滅掉項羽，之後又削平諸呂的大將軍。唯一解釋得通的原因就是周勃對皇權的恐懼，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後來周勃確實栽在了刀筆吏的手中，同樣的恐懼，讓他不知道怎麼為自己辯解，最終雖然得以倖免，早已經驚魂不定。周勃在出獄的時候，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我曾經在戰場上帶領千軍萬馬，卻不知道獄吏的尊貴啊！作為皇權的代言人，獄吏就是皇帝最趁手的工具，是維護皇權至高無上的王牌。
漢文帝選擇獄吏，也是不得已。他來自於遙遠的代地，在長安沒有自己權力基礎。當初陳平、周勃等人選中他，僅僅是為了不再重蹈呂氏的覆轍。他在大臣的眼中的形象，最適合的名詞就是傀儡。
周勃、陳平等軍功集團的人，雖然沒有謀反之心，卻也是不服管教，排擠賈誼，讓漢文帝身邊缺少了一位可以信任的政治天才；北方的匈奴，持續不斷地南下侵擾，和親等政策可以安撫一時，卻不能徹底解決這一邊患；諸侯國之間血緣越來越稀疏，矛盾越來越激化，尤其是吳王劉濞的兒子被後來的漢景帝打死，吳王雖然隱忍不發，卻是暗流湧動。
面對這種形勢，漢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選拔為己所用的人才，他命令郡縣推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可惜結構單一，取得成效不佳。漢文帝只好將目光投向了刀筆吏。
官和吏，在秦漢時期是同樣的意思，在宋朝大開科舉制後，就慢慢地變得不同。所以在秦漢乃至於春秋戰國，與官吏相對應的是士。戰國養士之風盛行，這些士根本不是什麼官，而是屬於幕僚，他們心中自有一份準則。而官吏所遵守的則是國家的規則，對於國家來說，官吏才是更加有利的一個階層。
秦漢統一之後，雖然有很多士人，但是他們被同化，直到消亡。而官吏則更加風生水起，成為統一帝國的主要行政人員。
漢代經濟的復興，得益於重農抑商政策的貫徹。但是無論多少強大的政策，不能與時俱進，只會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
到了漢文帝時期，商人階級已經開始抬頭，無論政策上如何壓制，他們在民間的身份已經變得高貴起來。而作為擁有大量都市的漢帝國，不可能僅僅依靠農業，放棄商業，商業的發達對於龐大的西漢帝國而言也是利大於弊。
於是民間起了微妙的變化，商人可以通過手中的財富，攫取更多的財富，而原本擁有土地的農民慢慢成為無業遊民，他們只好依附貴族或者商人。這種變化，不僅會導致商人勢力的崛起成為豪強，百姓的流離失所，也讓朝廷徵兵成為大問題，可以說，商人的崛起直接危害到了漢帝國的根基。
打擊豪強勢在必行。漢文帝在位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應對，直到漢武帝繼位之後，才真正大面積的處理漢朝的憂患。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本人的性格固然不可忽略，但是他所有底氣還是來自己祖父和父親留下的堆積如山的財富。
此時西漢帝國對匈奴的政策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漢武帝開始主動出擊攻打匈奴。只要是戰爭，就必須安排好後勤補給。於是朝廷徵調大量的徭役為戰爭輸送物資，很多人為了逃避徭役就開始鑽法律的空子。
漢武帝不僅在北方與匈奴作戰，在其他地方也在不停地作戰。東南方發動了對兩越的戰事，消費巨大，一時間經濟蕭條，商業沒落；東北方打通了穢貊、朝鮮的道路，設置了滄海郡，卻讓燕齊兩地的人民飽受離亂之苦；西南面令人鑿山劈嶺，修路一千多里，擴大巴蜀與外界的聯繫，如此的勞民傷財，讓巴蜀的百姓苦不堪言。
積累的財物總有用光的時候，於是一連串的社會效應出現了。打仗需要錢怎麼辦？只要有人出錢就可以買到官，不僅可以買到官，還可以免除罪過。
之前的官員雖然有的嚴酷，但是擁有很強的能力。經歷了錢權交易之後，整個官僚體系得到了很大的衝擊。官僚系統被破壞，原本治理天下的官成為了一種生意。
做官原本是為了維持帝國的運轉，又相應的處罰條例與之對照，即便權力在手，官吏也會有所收斂。可是一旦破話了良性的處罰制度，百弊叢生。
法律條文卷帙浩繁，很多人終其一生都不可能完全學會。可是當一批原本為了謀財的人當官之後，就會刻苦學習法律，他們並非為了更好的治理國家，而是為了利用法律為自己斂財，或者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酷吏大量出現了。
名利雙收，名在利前，所以史書上很多的酷吏即便家徒四壁，卻是非常的殘酷，比如張湯，死的時候一貧如洗，連葬禮都沒有錢置辦，但是能說明他是個好官嗎？當然不能，因為他追求的就是名，好的名聲可以讓他得到皇帝的信任，滿足自己肆意運用權力的快感。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讓許多人以為漢武帝真的崇尚儒家，實際上並非如此。汲黯就曾經當面指責漢武帝，內心私慾太多，只是在表面上實行仁義。後來的漢宣帝類似的話責備還是太子的漢元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獨尊儒術”只不過是一個幌子，用來爭奪話語權的幌子。漢武帝想要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就必須找到一種學說與掌權的竇太尊崇的後黃老學說抗衡。而在秦之後，能夠在思想上與黃老的道家相抗衡的只有儒家和法家。
全民痛恨法家的時候，漢武帝自然不會去選擇法家，所以只能選擇儒家。而此時的儒家也是經過包裝的儒家，它有著法家的內核，表面上依舊是仁義。
因此，漢武帝崇尚的儒家，是一種法家化的儒家，這種儒家不僅可以幫助自己權力集中，還可以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大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等級森嚴的說法，漢武帝自然不會放過。
董仲舒當然還留了一招，面對日益膨脹額君權，他弄出了一個天人感應。以所謂的天意來壓制君權。這個學說當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夠時時刻刻制衡君權。
所以崇尚陽儒陰法的漢武帝，重用酷吏為自己斂財一點都不奇怪，他本人就非常崇尚法家。文章開頭的王溫舒打擊豪強有漢武帝作為他的後盾。王溫舒殺的豪強自然都是觸犯了法律，但是還有一大批無辜的百姓受到株連，這就是酷吏的殘暴之處。
嚴刑峻法是否真的可以讓社會安定呢？答案是否定的。大秦法律事無鉅細，但是違法亂紀的事情層出不窮。張良刺殺秦始皇都可以輕鬆逃脫，可見這個龐大帝國的法律執行力又多麼糟糕。
一旦法律嚴酷到一定程度，權力的中心就已經發生了扭轉，皇帝本身是權力的中心，酷吏不過是代言人，隨著法律的嚴酷，那些酷吏就成為權力的控制者，皇帝成為他們扯起來的虎皮，酷吏真正達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
史書中對張湯的描述，可謂切中要害：
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物極必反”，非常有道理，不論是漢武帝，還是隋煬帝，包括後來的唐明皇，他們在位期間，國力都是空前絕後，但是後來又如何呢？他們都成為王朝的轉折點，即便沒有亡國，國運已經急轉直下，後來的中興不過是迴光返照罷了。
如果將所有的罪責推給酷吏，固然是很過分。但是他們扮演的角色，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迷信宏觀敘事的理論，往往忽略人在歷史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酷吏的存在，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有的群體。和西方相比，中國的古代的法治精神確實差了很多，可是完全否定中國古代的法治精神，也非常的不可取。酷吏作為中國法制精神的代表，不論是否來自民意，他們為中國古代法律的普及都做出了一定貢獻。
基本上，酷吏都沒有好下場。而酷吏悲劇的根源，就在於他所處的社會背景。酷吏基本上都是貪得無厭，仰慕權勢，所以當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就容易仗勢欺人。而且一旦損失了社會地位，就再也無法找回，成為社會的犧牲品。
這些酷吏生活在競爭格外殘酷的時代，他們都曾經是時代的幸運兒，都曾經受到無數人的仰慕，但是這種仰慕在那麼的一瞬間，是否真的讓他們得到過真正的快樂，就是個未知數了。
閱讀更多 詩書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