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誇張地講，地道的，正宗的中國文學，到了晚清就算斷流了。 清代三百餘年，不出好詩文，但凡聰明人都跑去做學問了，訓詁，銓釋，整理國故，從而出了一幫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清代的詩人卻沒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小說也不景氣，稍微拿得出手的有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以及曾樸的《孽海花》。《鏡花緣》之後就走下坡路了，每況愈下。
到了清末之際，糟粕日多，俗氣更重，真是一塌糊塗，大大地愧對前人。如同幾千年的帝制命中註定要由清人送終一樣，正宗的中國文學到了清末時也是氣數盡了。
從前我們談論詩詞，聊“神思”，說“情采”，嘆“風骨”，感“氣韻”，論“體性”，什麼“巧進拙出”，“無我之境”，須感，須悟。每每說到妙處，惟有意會，不可言傳。而今，論及文學作品，必是“主題”、“情節”、“人物”和“結構”什麼的，這些理論是從西方的文學概念，是西洋人的東西。
西學東漸
中國的“現代文學”其實是照西方文學的模式模仿來的，就象我們穿的中山裝，本來也是洋為中用的東西。“五四”時期的那批作家，差不多都留過洋，都接受西學教育，又都憂國憂民，懷著顆改造國民的雄心。比如胡適之、陳獨秀、魯迅、鄭振鐸等人，他們幾乎又都是譯家，認認真真地把西方的文學介紹到中國來。在那個時代，這是一樁極有意義的、轟轟烈烈的大事。
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所有的書面文字和口語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說，沒有文化的人是看不懂文學的。白話文運動，一言以蔽之，用口語來寫文章。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封閉結構，是我們古老的文學一直處於獨家經營的單元的文化背景之下。直到“五四”運動，這種局面才被打破，外國文化才開始對中國文學發生作用。尼采主義對魯迅早期創作的影響，西方浪漫主義對郭沫若的啟迪，法國文學對巴金的滋養等等，都是清楚的事實如今。
如今，“五四”已過去了一個世紀，回望過去，也看得更清楚了。尤其是它對今天的影響，也只有今天才看得出來。文學總是在不斷地反省。
古典文學中的中國氣味
從前的詩人多是天真爛漫，情重於理。花前有感，酒後發作，率興而至，出口成章，得意洋洋。“白話文”相較“古代漢語”，更接近了口語，通俗易懂。重要的是，它大大地加強了語言的思維邏輯和表達的準確性，傳達的意思更加縝密，淡化了古代漢語中“含混”、“多義”的特色。換句話說，丟掉韻律的白話文更適用於科學理性的概念描述，但正因此，也容易把詩做白。如：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從前，我們的小說是倫理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梁山泊好漢替天行道”，即便《紅樓夢》中也是“好即是了，了即是好”，內核都是倫理意識。而五四以後，小說經受西方文學的衝擊，則是政治經濟學加社會理想了。西方的哲人教會了中國的文人如何用社會學的眼光審時度勢，用人道主義激情描繪人生，用社會革命的理想鼓動國民。像反封建的主題、進化論、科學理性、人道主義和社會革命等思想都是來自西方。
今天的作家比李白或蘇軾那時難做多了。不僅要會寫作，同時又得有思想。 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比李白和蘇軾都偉大。當現代文學興起後，古代文學的格律報廢了，章回也拆散了。西方的形式和技巧，從寫實主義到虛無主義，從魔幻主義到意識流，成套成套地批發來。有消化得好的，也有囫圇吞棗的。
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文學，就其形態來看已經沒有多少“中國味”了。
文學的個性與氣味
時下，一些筆會、座談會，大家湊在一起談談弗洛伊德、榮格、薩特、卡夫卡、吳爾芙是稀鬆平常的，沒有幾個人能有聲有色地談老子，談程朱，談韓愈了。今天的國人已經習慣於把理性當作唯一的思維軌跡，沿著它用邏輯去達到目的，而將直覺的感知塞在了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裡，並且每每拿理性來抑制它、矯正它、直至萎縮了它。
世界的確在走向“大同”，世界各地穿著同樣的流行時裝，吃著同樣的方便食品，同質化的流行款式衝擊著各國人民的衣食差別，大大地湮沒了各個民族的個性。這好象是一股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並且又好象是世界性的，不可避免。
我不反對這種歷史的進步，就像我不討厭雀巢咖啡和萬寶路香菸一樣。但是我曉得文學是嚮往個性，崇尚個性的。中國的文學總該有點中國的民族意識在裡邊，這個說法大約是不過分的。
倘使我們的文學裡沒有一點自己的氣味，那我們跑到世界上去，如果人家問起來，我們算什麼人呢？我們的作品算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們一旦把自己處理成別人的一個複製品，就像是一具木製的模特，油頭粉面，外表光鮮，穿著時髦的衣服被擺在櫥窗裡，也好看，可畢竟沒靈魂。
“文化”的尷尬
誰都不會不承認，近些年來，我們的文學正在發生著深刻而急劇的變化。甚至當我們還沒來得及對自己新近的創作進行一次小小的總結，新的文學浪潮已經無情的將我們裹挾進去了。
過去，作家用他對生活的熱情來選擇文學；今天，文學用它的規律來篩選作家。
古往今來，文學始終嚮往著個性，它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在你我之前，世界上早有文學了。假如我不當作家，我不會關心這個問題，偏偏我做了作家，並且還巴望長遠地做下去，所以我就自討苦吃地陷入進這個矛盾裡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識有多麼糟糕，又不得不頑固地捍衛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麼也沒有了。
詩人王勃有兩句千古絕唱：“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尺之有數。”我們縱覽當今文學的整體流向之後，就能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在文學上獲得一種整體而明晰的認識難，清醒深刻地認識自己更難，而要真正找到自己難乎其難。
在這場變化中，自己如果不知難而進或不清醒，那麼就可能變為卡夫卡筆下的大甲蟲，動也動彈不得，最後只能痛苦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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