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各级军事首脑和行政长官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就如何侵略中国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并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此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东北已经成为了“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
日本按照会议精神，对东北进行投资，并拉拢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最开始对日本并不担忧，认为自己手中的数十万大军才是高枕无忧的金牌砝码，日本不敢把他怎么样，他的初衷只是想借日本之手壮大自己的实力，但随着东北人民反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张作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终于跟日本撕破脸皮。
这个时候日本刚好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这次地震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在炸死张作霖之后，日本方面非常高兴，尤其是即将登基的裕仁天皇，张学良在苦苦追查凶手无果的情况下，在1928年底举行了东北易帜。
从这个时候起，日本方面就开始有了大的动作，也许是关东大地震之后的全国恐慌，也许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日本产业萎靡，经济亏损，日本方面一致认为，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到了。
日本接下来这几套动作称得上紧锣密鼓，1929年至1930年，日本先后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重要产业统制法》，并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加大国家对经济的把控，让日本的经济能够满足发动侵略战争的指标。
在舆论方面，日本加强军国主义宣传，要在东北地区建立“新国家”，此时的日本，从军官到平民，狂躁程度到达了极点。
除了经济把控和舆论宣传，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变动。1931年4月，日本北方士兵同驻扎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对调，以适应严寒作战；6月，日本增加了朝鲜境内的驻军数量；7月，日本在东北地区再调一个陆军师，并命令守备队向沈阳集中；8月，日本方面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有“中国通”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1931年8月初，在天皇接见完司令长官之后，一位狂热的分子在街头大声喊道：“我们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了！”
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却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国难即将来临。
蒋介石这时正在对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而在鸭绿江对岸的沈阳，人口已达到70万人，从人口规模来讲，已经位列全国第四，但是这70万人里有近30%的“移民”是日本国藉，在熙攘繁华的街道和灯红酒绿的城市中，日本人、俄国人、朝鲜人把这座城市搞的既混乱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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