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傳統印刷事業發展的最後階段。書籍的刻印技術在承接前代發展的基礎之上，又 進一步發揚光大，尤其在清朝的初期，印刷事業的發展達到頂峰。清代的雕版印書，仍延襲 明朝，以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繼續向前發展。
官刻書
清代的政府刻書，初期主要集中在內府。刻本的字體、版式，大體與;經廠本;相差不多。 如：順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資政要覽》，順治十三年(1656年)刻印的《內則衍義》， 都是字大、欄寬，行格疏朗，顯然同是明代;經廠;刻書工匠所承辦。
由於明代司禮監刻書存在著版本選擇、內容文字校勘不夠精審、刻書質量不高的缺點。清代 政府改變了由司禮監經管刻書的制度。在宮中武英殿設置修書處，專掌修書、刻書之職。選 派 翰林院詞臣負責管理，並任用博學的詞科學士參與編校刻印書籍。另召顧各類工匠擔任雕 版 、刷印、裝幀工作。從此，政府刻書主要由武英殿承擔。內府刻書便改稱武英殿刻書，或稱 ;武英殿本;、;殿本;了。雖然內府仍有其它機構也刻印書籍，但武英殿刻書則成為清代 中央官刻書的主要代表。
(1)武英殿刻書。康熙十九年(1680年)設立，最初為武英殿造辦處。後改名武英殿修書處。 據《大清會典》記：修書處下分設監造處、校對書籍處。監造處專掌監刻書籍，再分設銅字 庫、書作、刷印作。校對書籍處負責書籍付印前、後之文字校正工作。康熙初期，武英殿刻 書能力尚小，所以採取了宋元時期的作法，發到南方蘇州、揚州一帶刻版，然後運歸武英 殿 。雍正、乾隆時期，武英殿刻書力量日漸增強，開始大量刻印書籍，而且發展到頂峰，至嘉 慶之後，才逐漸走向衰落。
清代歷朝官刻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刻書的範圍很廣，內容種類繁多。大致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清代皇帝的著作。清代統治者不但重視藏書、刻書，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讀經史之作。 因此這類聖訓、聖制、御製之書，是必須予以刻印的，還有一些書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編 修 的，因而冠以;欽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這類書籍佔有相當的數量。如： 順治十二年刻印的《資政要覽》、十三年刻印的《內則衍義》均屬這類著作。康熙之後，御 纂、御製、敕命之書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印庫勒納等奉敕撰《日講四書解義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高士奇、宋犖奉敕編《聖祖御製詩集》初、二、三集；康熙五 十年(1711年)刻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御製文集》(圖7-54)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 715年)刻 《御纂性理精義》；雍正四年(1726年)刻《御選悅心集》；雍正五年刻王鴻緒等奉敕撰《 欽 定詩經傳說彙纂》；雍正六年(1728年)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駢字類編》；雍正八年(173 0年)刻王頊等奉敕撰《欽定書經傳說彙纂》；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御錄宗鏡大綱》；雍 正 十三年(1735年)刻《御錄經海一滴》等等。乾隆時期，高宗弘曆以古文為治，所以御製奉敕 之書更多。乾隆四年(1739年)詔刻《欽定十三經注疏》和《欽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萬 歷北監本《十三經》、《二十一史》，增刻《明史》、《舊唐書》，又輯刻《舊五代史》， 是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於此。殿版書由此發展到極盛時期。乾隆當政六 十年，所刻經、史、子、集四部皆有，數量浩大。嘉慶時期殿本數量漸減。於嘉慶二年(179 7年)刻《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嘉慶三年(1798年)刻阿桂等奉敕撰《欽定蘭州紀略》，嘉 慶四年(1799年)刻仁宗敕撰《高宗聖訓》，嘉慶七年(1820年)刻《欽定辛酉工賑紀事》，嘉 慶二十三年(1818年)刻託津等奉敕撰《欽定明鑑》等。道光以後至光緒間，武英殿仍司內府 刻書，但此類著述已為數極少了。
第二是重刻前朝的各類著作。清代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對漢族文化傳統十分注重，為表 彰學術，對前代的經史著作、科學、文學等各類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頒行。武英殿 刻書中，這類著作佔有不小的比重。除上述匯錄乾隆詔命校刻十三經、二十四史之外，還刻 印《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前代的政書，以及刻印仿宋岳珂《五經》，並重 刻經學著作《論語集解註疏》，刊印《補刊通志堂經解》。
第三是：方略、紀略著作。清代初期武功鼎盛，每次軍事告成，必定編纂成書，紀錄始末， 稱方略或紀略。相當於紀事本末體史書，而每事又以編年為序，源源本本紀錄事情的全部經 過 。付諸刊行。乾隆時期武功最盛，殿版之中這類書籍以乾隆朝最多。如：康熙四十七年刻印 平定噶爾丹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乾隆年間記平定準喀爾部的《平定準噶爾方略》，記 平定大小金川的《平定兩金川方略》，記平定回族馬明心起義的《欽定蘭州紀略》，記平定 臺 灣林爽文起義的《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以及記平定廓爾喀的《欽定廓爾喀紀略》。嘉慶之 後 ，仍繼續刻印這類書籍，如嘉慶年間平定白蓮教起義，道光、同治年間的平定捻軍起義及太 平天國起義等等。
第四是：刻印字書、類書、叢書。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專制統治，加強民族之間的融和， 大量編纂漢族、滿族、蒙族等各民族文字用書。武英殿刊印了各類字典。其中最著名卷帙浩 繁、收錄四萬八千餘漢字的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印的《康熙字典》。
同時，武英殿刻印的類書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印的《淵監類涵》四百五十卷，康熙 五十年刻印的《佩文韻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遺一百一十二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印 《分類字錦》六十四卷，雍正六年(1728年)刻印的《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等。比較最著名 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以銅活字排印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卷。《 古今圖書集成》按類編排，收錄材料極為豐富，多為整段、整篇或整部著作收入書內，因此 ，大量的宋、元、明古籍，竟藉此得到保存與流傳。
武英殿除刻印字書、類書外，還刻印叢書。乾隆在編纂《四庫全書》時，曾於《永樂大典》 內 輯出還沒有刻本流傳的書籍三百多種，收入到《四庫全書》之內。同時，用木活字排印了一 百三十八種。由武英殿修書處設聚珍局，承印，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後，浙江、廣 東、福建等省，又據這套叢書予以翻刻。關於《古今圖書集成》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將在本書活字印刷章節內詳細介紹。
第五是：詩文集的刻印，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印的清帝及廷臣之作《皇清文穎》一百二 十四卷，有唐、宋、元、明詩集之刊印。並刻印有《歷代賦匯》、《歷代詩餘》等著述， 以及《全唐詩》九百卷。
第六，武英殿刻書還包括有康熙時期任用耶穌會傳教士主持的天文曆象之有關書籍。如： 雍正元年(1723年)刻印的《歷律淵源》，內收《曆象考成》四十二卷，《數理精蘊》五十三 卷，《律呂正義》五卷，三部著作。
(2)清代內府刻書。除殿版刻本之外，還有揚州詩局承刻的書籍。即殿版圖書中，不在武 英殿修書處刊刻而交付揚州詩局刻印的，世稱揚州詩局本。揚州詩局由曹寅主持。曹寅字子 清，一字棟亭，號荔軒，清漢軍鑲藍旗人。康熙時歷官通政使，兩淮鹽政，江寧織造。同時 主持揚州詩局校勘古籍工作。所印各書校刻俱精。九百卷的《全唐詩》即由揚州詩局刊刻 。此外還有《佩文齋書畫譜》、《詞譜》、《佩文齋詠物詩選》、《歷代詩餘》、《全唐詩 錄》、《宋金元明四朝詩》、《歷代題畫詩類》、《淵鑑類函》、《歷代賦匯》、《御製詩 》初、二、三集等十種書，將近三千卷，都是工楷寫刻。有的蠅頭細書，秀麗天成，極為精 美。
(3)地方官書局刻書。清代初期，地方官刻並沒有太大的開展，後來武英殿允許各省翻刻 ， 各省的官刻書才逐漸增多。到了晚清，政治頹廢，官吏腐化，喪權辱國，激起人民的反抗情 緒。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終於爆發了。當時曾國藩一方面施用武力鎮壓革命，一方面號召 知識分子維護封建文化。同治二年(1863年)進入安慶，以重興文化為名，創辦官書局。 延請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創辦書局事宜，並選委一些積學名士分任 校勘。後來曾國藩攻進金陵，又設江南書局。不久，金陵官書局、浙江官書局、四川官書局 、安徽敷文書局、山西官書局、山東官書局、直隸官書局相繼成立。這些書局雖以重興文化 為名，但所刊刻的書籍，多是;御纂;、;欽定;的本子。其中經史居多，詩文次之。同時 ，為了迎合一般讀者的需要，所刊刻的普通讀物，定價低廉，求之較易，這些都是官書局刻 書的特點。這些書局由於主持人的不同，選用底本、校勘精劣、紙墨好壞也各有差異。官書 局刻書，則成為清代後期地方官刻書的重要代表。
１金陵官書局。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國藩設立，其前身為江南官書局。洪全奎(字琴 西)總其事 ，當時稱為提調。張文虎、戴望、馮煦、劉恭冕等人分任校勘。金陵官書局第一部刻書是同 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遺書》，曾國藩親自參加校閱。全書共三百三十 二卷。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種遺規》。即包括《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 遺規》、《從政遺規》及《在官法戒錄》。極力宣揚封建道德規範。此外還刻印過《文選》 、《楚辭》、《十三經讀本》、《唐人萬首絕句選》等書。金陵官書局刻書大都以毛晉汲古 閣版復刻。任職最久的是張文虎。文虎字孟彪，號嘯山，自號天目山樵。博覽群籍，精研深 造。初館金山錢熙祚家三十年，為錢氏勘校《守山閣叢書》、《指海》等書數百種。同治中 在曾國藩營中作幕客，著有《史記札記》、《古今樂律考》、《舒藝室隨筆》等。他這些著 作和戴望的《論語注》、《顏李學記》等，就其字體版式來看，可能都是金陵書局刻印的。
金陵書局所刻的書，字體稍扁，橫輕垂重，比;汲古閣本;還顯拙笨，行字之間排列過密。 刻字筆畫和印刷手法過重，印刷系用煤煙，濁而且濃，使讀者眼前有黑沓沓一片之感。與早 期金陵刻經處刻印的書有些近似。
２浙江官書局。浙江官書局是浙江布政使楊昌浚、按察使王凱泰於同治三年(1804年)呈進巡 撫馬新貽設立的。於同治六年(1867年)刻印了《欽定七經》和《御纂通鑑輯覽》等書。
鹹、同之間，杭州著名藏書家丁丙、丁申弟兄的八千卷樓善本書室，收藏富而且精，在當時 是屈指可數的。這就給浙江書局刻書選用底本提供了方便。浙江書局任校勘的有譚獻、黃以 周、張大昌、張顏、王治壽等人。幾乎把當時的經史學家、詞章學家萃於一堂。浙江書局刻 書選用底本都要經過一番研究，如名刻《二十二子》都是以各家校刊及明;世德堂本;為依 據的，是子書叢刻中最完善的本子。據丁申《武林藏書錄》記載：
官書局先後刻書二百多種。經部除 上述《欽定七經》外，還刻有《四書集註》、《四書約旨》等，史部刻《九通》、《孔子編 年》、《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子部除《二十二子》以外有《張氏醫書七種》、《玉海》等 ，集部刻有《沈氏三先生文集》、《古文淵鑑》、《唐宋文醇》等等。
浙江官書局刻書的另 一特點是校勘精審。如所刻《玉海》、《九通》等書，錯訛極少，超過殿本。此外，浙江書 局與丁氏所刻《當歸草堂叢書》、《武林掌故叢編》等書，版式差不多完全一致。字體秀麗 ，校印精良。勝過金陵書局刻本。浙江官書局所刻書籍，在;局本;中居首要地位。
３湖北官書局。又名崇文書局。同治六年(1867年)於湖北武昌設立。約刻印書籍二百多種。 所刻書有《經典釋文》、《說文解字》、《康熙字典》、《湖北通志》、《新舊五代史》、 明震澤王氏刻本《史記》、《明史》。此外，還有《子書百家》、《沈氏尊生書》以及《 文選》 、《唐宋八大家類選》等。湖北官書局刻書側重實用。版式排列比較緊密、字體寬扁，閱讀 時尋行數句頗費目力。校勘不夠精審，刻書雖然流傳較廣，但質量不高。
４湖南官書局。湖南官書局亦名湘南書局，同治年間創立。湖南是曾國藩的故鄉，設立之 初 即刻印了《王船山遺書》及《曾國藩全集》。還刻印一些經、史著作。光緒時期，書局附設 于思賢講舍，因改名思賢書局。選刻書籍側重於近人著作。如：王先謙《漢書補註》和《後 漢書集解》；葉德輝所著觀古堂各書；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書籍字體 雅緻，校勘認真，甚為暢銷。
５江西官書局。同治二年(1863年)設立於江西南昌。刻印有《五朝紀事本末》、《御纂七經 》、《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御纂醫宗金鑑》、《王荊公詩注》等書籍，此外還覆刻了 《聚珍版叢書》。刻書字體比較寬散，選擇不夠精審，版本質量不高。
６廣雅書局。廣雅書局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設立。王秉思任書局提調。當時的著名學者， 武進屠敬山、會稽陶浚寅、元和王仁俊、長州葉昌熾等人都參加過書局校書工作。所刻《廣 雅 叢書》對研究歷史很有參考價值。以後又刻印《聚珍版叢書》、《全唐文》等大部頭著作。 刻書總數達三百多種。廣雅書局刻書，字形稍扁，墨口寬欄，不甚雅緻。其重刻本《聚珍版 叢書》因原出於活字，原本疏散不整，仿製重刻，更行歪散。校勘不夠精審。
７山西官書局。山西官書局的前身是浚文書局。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改為山西書局。刻有 《十三經讀本》、《山西通志》以及經史書籍。所刻各書，校勘、印刷、紙墨選用等方面， 都比較粗糙不精。版本質量不高。
８山東官書局。設立於山東濟南。刻有《十三經讀本》。刻書校勘較為精審，字體方整，紙 墨亦佳，在官書局刻書中，屬於上乘之作。
９直隸官書局。光緒七年(1881年)天津縣知縣勞乃宣申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準設立書局。 當時指派孫家鼐總理其事。所刻各書，本打算著重在與各國有關的法律、經濟、農業、工業 、測算以及武備外交等方面，同時，凡屬有利於國計民生與對外交涉的譯文圖書均刊印出來 以廣流傳。初意未嘗不善，而且刻書範圍也相當地廣泛，可惜經費無著。原奏由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每月撥銀千兩，專為延聘教習翻譯書籍的開支，而刻書的經費卻無來源。為了做到名 副其實的書局，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諮行各省督撫轉各書局，將刻 印的書籍解交上海招商局代收代運，由直隸書局寄售。私家印製的書籍則承攬代銷，如商務 印書館、文明書局編印的各種課本，李光明書莊印製的童蒙讀本等，都交直隸書局代銷，書 賣以後再行付款。就這樣，總算把一個白手起家的書局架子搭了起來。起初設在當時省會所 在地──保定府。光緒末年又分設於天津、北京。委劉春霖、邊怡園、宋星五分任經理。後 來官家停止撥款，也就等於撤出官股，無形中官書局就變為劉春霖等三個私人所有了。民國 時期，直隸書局因經營不善，京、津、保三處相繼停業。
以上所列各地官書局，以浙江、廣雅刻書最多，他們的書版有些被完好地保存下來，所刻印 的書籍有的仍在社會上流通。
私家刻書
清代的雕版書籍，以私家刻書最有價值。 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賢詩文，這類書大都是手寫上版， 即所謂;寫刻;，選用紙墨都比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 世稱;精刻本;。另一類則是考據、輯佚、校勘學興起之後，藏書家和校勘學家輯刻的叢書 、逸書，或影摹校勘付印的舊版書。
清代的寫刻精本，起始於康熙，盛於乾嘉。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精本佳。當時的殿本 ，包括揚州詩局所刻的書，大部分是手寫上版。在其影響下，私刻也興起了精寫上版的風氣 。當時有許多著作都是由名家精心繕寫付梓的。如侯官名書家林佶，曾手寫汪琬撰《堯峰文 鈔》、陳廷敬撰《什亭文編》、王士禎撰《古夫於亭稿》和《漁洋精華錄》，被文壇和藏書 家譽為;林氏四寫;。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顧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韓昌黎先生詩集》，為 吳郡名刻工鄧明璣、曾唯聖所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印的《湯子遺書》為古吳範稼庵 寫，金陵名匠劉文藻刻。雍正九年(1731年)江都(今揚州)陸鍾輝水雲漁屋所刻陸龜蒙《笠澤 叢書》及陸氏所輯《南宋群賢詩選》，寫刻工整秀麗，用開花紙，刷印極精。雍正十一年(1 733年)廣陵(今揚州)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寫刻、字體筆畫磅豪邁，紙墨均臻上乘 ，印刷極為精緻。雍正年間刻印的浦起龍撰《讀杜心解》，為張亭俊寫，何元安刻；雍正十 三年(1735年)辛浦校刻的汪琬《說鈴》，為梁溪(今無錫)華育渠所寫。此外還有許多是未署 寫刻人名而字體書寫刻印紙墨精湛的，如陳撰的《玉幾山房吟稿》，卓爾堪的《三家詩》， 李光日英的《觀妙齋金石文字考略》，以 及宋犖、黃叔琳、姚培謙、何文煥等人的著 作，都是軟體字書寫上版，字體秀美，筆力遒勁，刊印精工，紙墨版式亦無不精雅悅目。
乾隆十二年(1747年)林佶同門歙縣程哲七略書堂寫刻的《帶經堂全集》，黃晟寫刻的《水經 注》都是精工絕倫。乾隆十四年(1749年)鄭燮自己書寫由其門徒司徒文膏刻字的《板橋集》 ；胡介祉自己寫刻的《王司馬集》、《陶靖節詩》、《谷園印譜》刻印極精。乾隆六年吳江 沈守義所刻《南船紀》，圖文並茂，書寫精勁，鐫刻工整，閱讀起來令人悅目怡 神(圖7-4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暉堂所刻《菊譜》行書寫刻、字體秀媚、紙墨俱佳。版心下刻;春 暉堂;三字。海寧拜經樓吳氏輯刻之《海昌麗則》，書寫古拙、刻工精雅。
嘉慶時有些私家刻書，尤其崇尚寫刻，名校勘家黃丕烈手寫上版的《季滄葦書目》，字畫圓 潤而蒼勁，刻印不失原書神韻，可作識別黃氏題跋手跡的有力參考。嘉慶十五年(1810年)松 江沈慈、沈恕的古倪園所刻唐、宋、元四種婦人集子，世稱《四婦人集》(即唐《魚玄機詩 》、《薛濤詩》，宋《楊太后宮詞》及元傅若金妻孫蕙蘭的《綠窗遺稿》)。刻印極精。
迨至道光年間，精刻如道光三年(1824年)汪喜孫刻印其父汪中所著《述學》，書寫刻印以及 版式紙墨，無一不佳。另外，海昌古韻閣主人許牏所刻各書，書寫刊印 ，用紙用墨，都非常瑰麗，至今尤為世人所稱道。傳本中常見到的如 《六朝文》、《笠澤叢書》、《字鑑》等。均為藏書家所重視。
清代寫刻精本，肇於康熙，盛於乾、嘉，手寫精，蔚然成風。故在這一階段，精本佳刻迭 出 不窮。道光以後，清廷政治腐敗，帝國主義乘機侵入，迫使人民生活不能穩定，對刊版印書 方面的要求也日趨降低。但總的來說，清代確是刻了不少精本，以上所列不過舉其要者而已 。
清代私家刻書的第二個特點，是與當時的社會情況及學術研究風氣密切相關。在考據、校勘 、輯佚學興起之後，為適應其需要，才刻印了大批叢書、逸書和舊版書籍。
乾、嘉時代一些藏書家延聘著名校勘學者從事校書刻書工作。所校書籍往往匯刻為叢書。黃 丕烈的《士禮居叢書》、 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較為著名。有些校勘學家自己也校刻書 籍 ， 如盧文的《抱經堂叢書》、畢沅的《經 訓堂叢書》，孫星衍的《平津館叢書》等等。還有一些叢書，雖不很精當，但收羅宏富，可 資 參考。如張海鵬的《學津討源》，吳省蘭的《藝海珠塵》。嘉慶年間阮元所刻的《十三經注 疏》和《皇清經解》更是清代漢學家的重要文獻，為研究漢學所不可缺的參考書。值得提到 的是乾、嘉時代一些私人刻書家掀起的一次翻宋、仿宋潮流，對刻書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黃丕烈、顧廣圻(千里)就是這一潮流的代表。特別是顧千里，一生都為官僚地主、藏書家 教書、校書、刻書。經他手校刻印的宋元本書，有給黃丕烈校刻的宋本《國語》、《戰國策 》、《隸釋》、《易林》、《輿地廣記》；給孫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詩疏 議》；給汪士鍾校刻的宋本《儀禮疏》；給張敦仁校刻的宋本《儀禮註疏》、《禮記註疏》 ；給吳鼐校刻的宋本《韓非子》等等，皆極為有名。在這一次潮流中所校印的精刻本，直 到近代、現代還一再翻刻、影印，顧千里對校書刻書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在提倡漢學的風氣下，有些人還從事搜輯已經亡佚的書籍的工作，從許多引用這些佚書的著 作中把其片言隻字都蒐集起來，匯為一書。這種完全由輯佚編成的書，也有好多種。最著名 的有黃的《漢學堂叢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兩漢三 國兩晉六朝文》，這對於研究漢魏六朝的歷史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專門以刻印一個地方的先人著作為目的的叢書，一般稱為;郡邑叢書; ，如 《台州叢書》、《浦城叢書》等等。這些書對於保存和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是很有益處的。
總之，各式各樣叢書的出現也是清代圖書印刷事業的特色之一。而這些叢書絕大部份都是私 人刻印的。應該注意到，在這時期，由於尊重古刻本，發展出一種所謂影刻宋本的風氣。就 是模寫宋刻原版式樣，上版雕印的。這種風氣起源於明代，例如汲古閣就曾影刻宋本，到幹 、嘉時代更為精審，這種刻印的古書，可以和原本絲毫不差。《士禮居叢書》中就有好幾種 是這樣影刻的精本。
以下就清代比較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刻書家所刻印的書籍略做簡要介紹：
金山錢氏刻書最多，延續最久。根據光緒年間《錢氏家刻書目》所載，錢氏刻書自乾隆三十 六年(1771年)至光緒年間從未間斷。起首是錢樹本(字根堂)，刻有《左傳》、《公羊傳》、 《穀梁傳》、《國語》、《國策》、《莊騷讀本》；錢樹堂、錢樹立繼刻《經餘必讀》、《 醉經樓經驗良方》、《保素堂稿》；錢樹芝刻《溫熱病指南集》；錢熙彥、錢熙載刻《春秋 闕 如編》、《元詩選》、《元史類編》；錢熙輔刻《藝海珠塵》、《壬癸集》、《重學》；錢 熙祚刻《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素問》、《靈樞》、《胎產秘書》； 錢培益刻《貨布文字考》；錢培名刻《小萬卷叢書》；錢國寶用活字排印杜文瀾編的《江南 北大營紀事本末》，還刻有《務本義齋算學三種》、《瘍科輯要》、《萬一權衡》；錢潤道 、錢潤功刻《甲子癸卯王皇簡法》、《錢氏家刻書目》十卷。錢氏刻書，以錢熙祚為最著名。
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室名知不足齋，是取《戴記》;學然後知不足;的意思。鮑氏為幹 隆年間大藏書家之一，校書、抄書、刻書都很多，校輯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 集。還刻了一些另外的單行本，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刻宋汪元量撰《湖山類稿》，半葉 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版心下刻;知不足齋正本;六字。版式寬大，刻印尤精。用知不足 齋名義刻叢書的還有鮑廷爵的《後知不足齋叢書》，高承勳的《續知不足齋叢書》。
張海鵬字若雲，號子瑜。精研經學，並以剞厥古書自任，嘗對人說：;藏書不如 讀書，讀書 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已，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其道不 更廣耶!;張氏刻有《太平御覽》、《學津討原》、《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匯鈔》等。 其所刻《太平御覽》起於嘉慶九年(1804年)，至十四年(1809年)書成。書中有三百餘卷系據 宋 小字本覆刻，其餘則據範氏天一閣等處所藏明鈔本刻印。封面鐫：;宋本校刊叢善堂藏板; 兩行。叢善堂是他的藏書室名，此本是他所刻書的最善本。
黃丕烈字紹武，號蕘圃。以藏書校勘名於世，凡黃氏師跋識語都為後世所寶。所刻有《士禮 居叢書》，並校訂翻刻宋本多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烏程範鍇所著《華笑雜筆 》卷 三記載黃氏刻書一則雲：;吳郡黃蕘圃主政丕烈，藏書甚富，宋元板及影抄舊本，無不精善 ，嚐出示士禮居刊行書目，其書價冊數均註明某書之下，並記付梓之歲，錄之備後有觀覽者 ：《國語》一冊，《汲古閣書目》一冊，《國策》九冊，《博物志》一冊，《季滄葦書目》 一冊，《百宋一廛賦》一冊，《梁公九諫》一冊，《焦氏易林》四冊，《宣和遺事》二冊， 《輿地廣記》七冊，《藏書紀要》一冊，《三經音義》一冊，《儀禮》三冊，《船山詩選》 二冊，《周禮》九冊，《洪氏集驗方》二冊，《夏小正》一冊，《傷寒總病論》三冊，《汪 本隸釋刊誤》一冊;。前有;書價制錢七折;六字，後有;滂喜園黃家書籍鋪;、;蘇州圓 妙觀察院場;兩印章。其《百宋一廛賦》為嘉慶十年(1805年)所刻，黃氏手寫上版，刻字工 人為夏天培，刻印俱精。
孔繼涵字體生，號四谷。為孔子六十九世孫，喜藏書、刻書。刻有《微波榭叢書》七種及《 算經十書》。
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刻有《雅雨堂叢書》、《金石三例》、《感舊集》等。
吳騫字槎客，一字葵裡，號兔床。藏書室名拜經樓。吳氏藏書甚富，校勘亦精。刻有《拜經 樓叢書》、《海昌麗則》等數十種。書寫秀麗，版式亦精整。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因家住揚州儀徵文樓巷，故名其藏書樓為;文選樓;。嘉、道年間 阮氏以提倡學術為已任，曾在粵設;學海堂;，在浙設;詁經精舍;。輯刻有《文選樓叢書 》二十七種，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學海堂經解》、《經室集》等書。
黃叔琳字昆圃，本為歙縣程氏子，但他父親卻是大興黃氏之後，故為大興人，世稱北平黃先 生。其輯刻書有《文心雕龍輯注》、《史通訓詁》等。
秦恩復字敦夫，一字近光。其所居名;玉笥仙館;，藏書室名;石研齋;。校刻書有《鬼谷 子》、《列子》、《揚子法言》、《三唐人集》、《隸韻》、《詞林韻釋》諸書。所刻《列 子》系根據道藏本。版心下刻;石研齋;三字，為甘泉吳漣書寫上版，亦 嘉慶年間之寫刻精本。
鄱陽胡克家，於嘉慶年間刻了很多書。刊印極精，其刻工皆出江寧劉文奎兄弟之手。最為後 世所稱道者，為《資治通鑑音注》和《文選注》。《通鑑》是影刻元本，《文選注》系委託 顧千里、彭兆蓀據宋淳熙年間池陽郡齋本影刻，紙墨精瑩，不失原書精神，世稱;胡刻《文 選》;。目錄後有;江寧劉文奎、文楷、文模鐫;一行。同治八年(1869年)崇文書局曾據此 本翻刻。
餘姚盧文紹，字召弓，號弓父。又號磯魚、抱經，藏書室名;抱經堂;，刻有《抱經堂叢書 》等。
陽城張敦仁，字古餘，亦好藏書刻書。嘉慶十一年(1806年)刻有漢鄭康成撰《禮記注》，嘉 慶十二年(1807年)影刻明本漢桓寬撰《鹽鐵論》等。
汪士鍾字閬源，室名;藝芸書舍;，為嘉道以來的著名藏書家。黃氏士禮居，顧氏小讀書堆 ，袁氏五硯樓三家所藏精本，多歸汪氏所有。閬源亦好刻書，其影刻宋本《孝經義疏》、《 儀禮疏》、《劉氏詩說》、《郡齋讀書志》諸書，校勘精審，鐫刻工整。督工摹刻者為顧千 裡。
蔣光煦字生沐，室名;別下齋;。道光年間刻有《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咸豐時 又刻自著《東湖叢記》。 伍崇曜字紫垣，其父經商，家中富有。崇曜中鄉舉後，致力於藏書刻書。所刻有《粵雅堂叢 書》一百八十種，《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楚庭耆舊集》；還翻刻了 元本王象之《輿地紀勝》。其所刻各書，都是南海譚瑩給他校訂付梓的。
劉喜海字燕庭，室名;嘉蔭;。好聚書，手輯金石文字尤富，所輯《金石苑》，原稿六 十 餘冊，惜絕大部分未付刻。已刻者僅有《三巴漢石紀存》、《蒼石洞宋人題詞》，摹刻工緻 ，可與阮刻王厚之《鐘鼎款識》相媲美。又刻元舒天民撰《六藝綱目》等，均為道光年間精 刻。
遵義黎庶昌於同治年間兩次出使日本，把流往海外的中國古籍盡力搶救回來，並將唐、宋舊 籍輯刻成《古逸叢書》，保存了祖國的古籍文獻。
繆荃孫字炎之，號筱珊，世稱藝風先生，室名;雲自在龕;。博學多識，精於鑑藏，畢生南 北奔馳，致力於搜訪善本，校讎古籍，提倡抄書刻書，廣佈流傳。
談到清代的校勘，在這裡介紹一位著名的校勘學家──顧千里。
顧千里原名廣圻，千里是他的字，可是叫開了，人們都知道他叫顧千里，鑑平是他的別號。 顧千里反對校書人妄改古書。他很佩服北魏時一位大儒邢子才，邢子才讀書發現錯誤，只是 考求正確的字句，而不主觀地輕易加以改動。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日思誤書，亦是一適。 ;這種審慎態度是符合校讎精神的。因而取;思適;二字做為書齋室名，更自號為;思適居 士;。 顧千里六歲就失去了父親，幼年又多病，雖然孤苦，但從不廢學。在十六歲的時候，他遇到 一位名師張思孝，在教師的教導下進步很快，但對他幫助更大的是他的同學程士詮。程家藏 書很多，顧氏在程家遍讀所藏，為後來博學多識奠定了良好基礎。到二十五歲時又從學於同 縣的江聲。江聲原是東吳經學大師惠棟的弟子，研究經學、小學都有很高的成就。顧氏問學 於江氏，能在經學、小學方面得到漢學家的真傳。他的從兄顧之逵也喜藏書，且多善本，藏 書室名;小讀書堆;。顧千里從小讀書堆得到借讀借校的便利。他又在黃丕烈家塾讀書很久 ，黃氏士禮居是當時吳縣的有名藏書家，顧氏曾一度移居黃氏家中借窗讀書，盡窺黃氏所藏 珍秘。總之，顧氏一生沒有一天離開過書，他通過自己努力刻苦的鑽研和名師益友的幫助， 遂成一代校勘名家。 他代人刻了很多書籍，如代其從兄顧之逵刻的劉向《列女傳》，依宋本重雕，附有考證一卷 ，為嘉慶元年(1796年)所刻。印的很精，今已傳世日稀。
代張敦仁校刻的有撫州公使庫本《禮記》；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新淦塗禎仿宋嘉泰本《鹽 鐵論》；宋本《禮記註疏》。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註文選》和元興文署 本《資治通鑑》。代秦恩覆校刻的有北宋本《駱賓王集》、足本《呂衡州集》、宋本《李 元賓集》，統稱為《三唐人集》。代秦刻的又有宋漢平本《揚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 、唐盧重元注本《列子》，稱秦刻三子；代秦刻的還有北宋本劉球的《隸韻》，唐趙元一的 《奉天錄》、《詞學叢書》。代吳鼐校刻的有宋本《韓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 汪士 鍾校刻的有宋單疏本《儀禮疏》、宋刻本《雞峰普濟方》、《劉氏詩說》，衢州本《郡齋讀 書志》。代洪瑩校刻的有宋《名臣言行錄》、《隸釋》和《隸續》。代孫星衍刻的有《平 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代汪喜孫刻的有汪容甫《述學》和《廣陵通典》。他自己校 刻的有明吳元恭本《爾雅》和段玉裁的《釋拜》。此外，黃丕烈的《士禮居叢書》，也是顧 千里代為校刻。凡是顧氏校刻的書，都是選擇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不過最好的版本即如宋本 ，其中也難免略有舛誤，所以又要用幾個本子互校，將校勘所得寫成考異、識誤，或者札 記 附在後面。用幾個本互校可能在宋代已經開始了，不過到了顧千里而益加精密，對後世校勘 起了典範作用。
坊肆刻書
清代的坊間刻書更為興盛，刻書數量很大。
歷史比較悠久的如：
掃葉山房。創設於明代後期，最初設在蘇州。主人洞庭席氏。取古人;校書如掃落葉;之義 ，起;掃葉山房;為肆名。刻印經、史、子、集四部之書，以及筆記小說、村塾所用經史讀 本 ，多達數百餘種。至光緒年間，還在上海、漢口等處開設分號，並增添鉛、石、影印設備 ，業務範圍逐漸擴大。掃葉山房刻於明代的書，已不見傳本，也未見著錄。毛氏汲古閣《十 七史》書版散出後，輾轉歸席氏所有。所見最早的是其補刻汲古閣本《十七史》中的《舊唐 書 》、《舊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葉 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清邵遠平《元史類編》四十 二卷；嘉慶二年(1797年)刻明錢士升《南宋書》六十八卷，世稱《四朝別史》。此時主持刻 書的是席世臣。嘉慶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三十卷，《東觀漢記》二十四卷，《吳越 備史》四卷。以上各書，字體仍仿汲古閣本，為扁方形。《契丹國志》卷首下題：;掃葉山 房校刊;，版心下刻;掃葉山房;四字。前有席世臣刻書序，略雲：;以中秘本校正之，視 坊本為完善。;序文以楷書寫刻。
到同、光年間，掃葉山房刻書種類更多，數量更大，行銷大江南北，常見的有《毛聲山評點 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三國演義》，《繡像評點封神榜全傳》，《千家詩》，《龍文鞭影》初 、二集附《童蒙四字經》(其它刻本無附《四字經》者)。刻印字畫清晰，惠及村塾蒙童。
清末民初，掃葉山房出版各書，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刷印。
清代初期書坊刻書比較普遍，但留傳至今的刻本已非常稀少了。康熙、乾隆年間的坊肆及其 刻書，主要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安徽屯溪菇古堂書坊刻印的唯堂編著《開眼經》，是一本四字一句、 便於誦記的啟蒙讀物。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印的《醫學入門》等醫藥書籍。
金陵鄭氏奎壁齋。乾隆年間所刻陳振綱、丁庚等輯著的《四體字法》。奎壁齋主人乾隆時為 鄭元美，莆陽人。到光緒年間書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經》，版片售歸金陵富文堂， 光緒十二年(1886年)刷印時，封面改題;光緒十二年新鐫，富文堂藏版;，而書內舊序末尾 原刻;莆陽鄭氏訂本，金陵奎壁齋;雙行牌記仍然存在。
乾隆時期陶氏五柳居。主人陶正祥，字庭學號瑞安，江蘇吳縣人。少年時家境貧寒，後來以 經營書肆為業。後遷寓北京，設書肆於琉璃廠路北。陶氏對經眼圖籍留心版刻時代及內容 異同，長於版本鑑定、搜訪異書秘本，深受學者、藏書家稱讚。刻有《十三經注疏》、《抱 朴子》、《太玄經集註》等。《太玄經集註》字體方整，文中避清諱;玄;字很嚴。前有封 面刻篆文《五柳陶氏藏版》長方木記。陶氏刻書比較注重選擇底本和審慎校勘。
韋氏鑑古堂。湖州人，乾隆間設書肆於琉璃廠。刻有《輯宋詩鈔》。
清代中葉，蘇州書坊林立，是當時刻書中心地區之一。書業堂是其較著者，刻書以小說為重 點。據所見傳世本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說呼全傳》十二卷，四十回。封面題：;幹 隆已亥夏鐫，金閶書業堂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艾衲居士編《豆棚閒話》十二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新刻批評繡像後西遊記》四十回，有圖贊十六幅，封面題：;《 重鐫繡像後西遊記》，天花才子評點，金閶書業堂梓行。;嘉慶十年(1805年)刻《英雲夢傳 》 八卷，封面題：;嘉慶乙丑新鐫，書業堂梓行。;金閶書坊黃金屋刻有《新刻世無匹傳奇》 四卷，十六回，封面題：;黃金屋梓;。書分風、花、雪、月四集，每集四回。姑蘇聚文堂 也刻了不少書，所刻有《十子全書》，封面題：;嘉慶甲子(1804年)重鐫，姑蘇聚文堂藏板 。;蘇州四美堂刻《龍圖公案》十卷，附圖十幅，封面題：;姑蘇原板，四美堂梓行。;
嘉慶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買賣蒙古同文雜字》，蒙漢圖文對照，三節版 ，上層下層為對照文字，中間是圖。收輯了許多當時習用的會話詞語，刻印精雅，巾箱本， 攜帶方便。除此之外，為了方便各族語言的交流，還刻有學習滿、蒙、漢文對照的《三合便 覽》，全書十二冊。亦當時坊間刻本。
道光以後直到清末，書坊集中地區，仍以南北兩京和蘇、揚二州為中心。如南京的李光明莊 、聚錦堂、德聚堂；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寶堂、泰山堂、榮祿堂、文貴堂 、本立堂、寶文堂、龍文閣、文光樓、文錦齋、文友堂、文成堂；蘇州的寶興堂、聚文堂、 綠蔭堂、文學山房、三經堂；揚州的文富堂；寧波的群玉山房等，都刻印了不少書。
晚清書坊刻書最多，發行面最廣，對文化教育影響較深的是南京李光明莊(又稱狀元閣爵記) ，和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
李光明莊主人李光明，字椿峰，號曉星樵人。他的室名;何陋居;，設肆於金陵聚寶門三山 街大功坊郭家巷內電線局西首秦狀元巷中，並設分肆於狀元境口狀元閣。所刻各書，前面 多 印有推廣文字的告白啟事。版心下刻;李光明莊;四字，有的還在刊葉附刻目錄。據所刻《 書經》刊葉目錄所載，李光明莊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種書，計經部四十一種，史部六種，子部 三種，集部五十二種(其中所刻尊經書院、鐘山書院、惜陰書院的文章十二種)，啟蒙類二十 四種，閨範類四種，醫算雜學類二十四種，善書類十三種。目錄下方用白文標明;以上價目 一律制錢，不折不扣。;傳本所見，刻書用兩種字體，一是宋體方字，佔多數；一是寫刻歐 體楷書，如刻《益幼雜字》，字體書寫秀勁。書版多委金陵唐鯉躍雕鐫，旌德李鴻才校字。 李光明莊刻印的書籍在當時坊本中是比較好的。而聚錦堂、德聚堂所刻的書，紙墨刊工則不 如李氏選擇認真。
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圖書文化事業繁榮發達，書鋪林立，僅琉璃 廠一帶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書肆繁集之處。有的以販賣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 刷發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寶堂、榮祿堂、文錦堂、文貴堂、文友 堂、翰文齋等，都是刻印兼發行的。所刻書大部分是村塾採用的《五經》、《四書》和啟蒙 學的《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七言雜字》以及初學書寫臨摹的字帖、仿 影等。或者是醫、卜、星相、佛經、善書、類書、小說、縉紳等。這些刻本，不為藏家士大 夫所重視，大都行銷民間，所以保存下來的也很少。
老二酉堂。經營時期較長，肆設於琉璃廠路南，刻書很多，行銷華北各地。書前封面題刻; 京都老二酉堂;，或在書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光緒十五年(1835年)刻明倫評《聊齋志異 》，朱墨套印，鐫刻精審。
聚珍堂。主人劉魁武，河北束鹿縣人，於同治年間創肆北京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印書很多 ，而且採用雕版與活字兩種技術。《五經》、《四書》用刻版印刷，文學、小說、詩詞等作 品多用活字 排印。聚珍堂所印書籍，版式較小，多在封面題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書坊梓行。 ;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書經》、《四書章句》、《幼學瓊林》以及用木活字排 印的《王希廉評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濟公傳》、《聊齋志異》等 。聚珍堂本各書，校勘審慎，鐫刻清晰，屬坊刻本中上乘之作。
善成堂。為晚清規模較大、刻書較多的書肆之一。總號設在重慶，在成都、南昌、漢口、山 東東 昌、濟南、北京等地設有分號。所刻書也多經史小說之類，行銷南北各地，刻印有：《監本 書經》、《唐詩三百首補註》、《說唐前傳》、《第一才子書》、《幼學故事瓊林》等。書 前有封面，刊書名、字號和刻書地點等。如《淨髮須知》封面刻;京板繡像淨髮須知，善成 堂藏板 ，;是北京刻本；《禮記》封面刻;渝城善成堂梓行;，是四川刻本；《五柳仙宗》封面刻 ;東昌善成堂書局藏板，;是山東刻本。有的書不刻刊版地名，如《聊齋志異》封面則只刻 ;光緒丁亥季冬善成堂鐫。;版心下方和卷尾刻;善成堂;三字。有些書還鈐有;善成堂自 在蘇杭閩檢選古今書籍發兌;長方戳記。說明善成堂除自己刊版印書以外，還販賣其他各家 出版書籍。
翰文齋。主人韓心源，河北衡水縣人。光緒年間在琉璃廠設肆。屬於書林中通曉版本者。祖 孫三代從事書肆經營，長達百餘年。刻有《蒙古源流》、《元遺山先生全集》、《清秘述 聞》、《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樊川全集》、《百宋一廛賦注》等。該店除刻印書籍之外 ，收集舊版古書，也是主要業務。由於肆主識書，常搜尋到宋元版珍本秘籍，受到學者、藏 書家的好評。
其他坊本還很多，如泰山堂光緒二十年(1894年)刻的《古文釋義新編》、《四書讀本》，皆 兩節版；《續彭公案》，為巾箱本。文成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刻的《昇仙傳》，二十九 年(1903年)刻的《詩經》為兩節版，封面刻;京都打磨廠文成堂藏板。;龍文閣刻《日下尊 聞錄》為巾箱本。《徐氏三種》封面刻;京都琉璃廠龍文閣藏板;。文寶堂主人曹氏，肆 址設在琉璃廠東門路南，刻有《唐詩三百首註釋》等。封面刻;光緒十五年(1889年)夏五月 文寶堂書坊校刊;雙行牌記。榮祿堂主人丁民，以刻賣縉紳全書為主要業務，但也刻了一 些其他書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所刻《名法指掌》，刻印清晰悅目。文錦齋在琉璃廠 東門內路北，刻了一些醫藥書籍。文貴堂主人魏興泰，字琴庵，河北冀縣北安陽城村人。刻 了一些五經四書。文友堂主人魏文厚，亦河北冀縣北安陽城村人。文友堂系文厚之 父創設，子繼父業，文厚死，由其堂弟生甫主持業務。文友堂除刊版印書外，以收售舊本書 為其經營特點。父子兄弟相繼經理，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起，因不慎失火，許多 舊珍本同遭焚燬。不久，生甫逝世，後繼無人，即關門歇業。所刻書有《景德鎮陶錄》、 《景德鎮陶說》、《中國藝術家徵略》、《明詩紀事》等。
清代後期，江浙地區的書坊刻書有如：
蘇州文學山房。主人江氏，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設肆於蘇州獲尤街嘉餘坊。刻有謝家福 輯《望炊樓叢書》七種，蔣風藻輯《心矩齋叢書》十種等。又以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叢 書》(亦名《文學山房叢書》共四集)為最著名。
蘇州聚文堂。刻有《十子全書》，其刻書封面多題;姑蘇聚文堂藏版;。
蘇州綠蔭堂。刻有《國語》、《瘟疫論》等，封面題;蘇州綠蔭堂藏版，;並鈐蓋;蘇州綠 蔭堂鑑記精選書籍章;長方戳記。
此外，揚州的文富堂，寧波的玉山房等書肆，也都刻印有《瘟疫論》、《瘟疫條辦》等醫類 書籍。
總之，清代坊刻事業十分活躍，許多民間大眾讀物，諸如小說、戲曲、唱本、醫方、星佔、 類書 、日用雜字等，多由這些書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間生活、社會風俗習慣的資料，也從這些書 中可 以找到。雖然書肆多重營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響書品質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 但是它在繁榮市場、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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