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 「历史」徐文化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江苏徐州 历史文化随笔

徐文化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蒋九贞

「历史」徐文化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江苏徐州 历史文化随笔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是长期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完美结合的产物。由于人种、民族、地域、时代、人文环境、思维取向等等的不同,决定了文化必然是多样性的,一个自然区域可能存在着一个文化。从九州之一的徐州,到目前行政区划的徐州,乃至淮海经济区的徐州,其文化氛围有着与其他区域明显的不同。这就是说,这块地方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这个文化一直被忽略。其中有历史上战争“拉锯”、文化毁灭碰撞交汇的原因,也有“正统”文化有意阉割的原因(如孔子修《春秋》抹掉“乱臣贼子”等)。

好在,地下的“物证”不断呈现给“历史的法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有墓葬出土,其后各地的文物更是证明了古徐国和徐文化的存在。徐文化,包括徐国文化。相关研究者终于拨云见日,从湮灭的历史文化中找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的徐文化,并从现实生活里找出徐文化依然绵延的脉络。

关于古代的徐文化,梁王城(实则良王城)遗址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古徐国的疆域历来说法不一,但仔细研究,其实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基本范围都在九州之一的徐州。所不同者,只是时期不同,所处地方不同、大小不一罢了。徐国的都城也有几种说法,大体也都是存在的,1600多年几次“迁都”而已。而至今为止,真正现出徐国古都面貌的,莫过于梁王城。

梁王城,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良王城,几次做过徐国国都,是历时最长的古都之一。我的考证,它始于徐国第三代君房,房又名糧,即樑,通良,应该在夏代。而到了商代,徐在这里又大兴土木,梁王城就成了规模。如此一个城池,古今竟“失去记忆”,历史上几无记录,好像只有《左传》中记了两条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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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传•昭公十三年》中说:“晋侯在良城约会吴王。”说的是公元前529年,晋侯联络吴王馀昧等诸侯在良城结盟,计议伐邾国的政治大事。

二、《左传•哀公十五年》中记载:公孙贞出使吴国到良城病死了。这是公元前480年楚王派西子期伐吴,陈闵公遣公孙贞前去调解的外交活动。

笔者有时候很为历史“羞愧”。有人说过,史书“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是否还可以说“记了一半漏了一半”呢?

徐文化无疑是被“漏了”的部分。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外地的不说了,徐州其他地方的也不说了,单说梁王城及其附近的出土,已经很丰富了。

1993年,九女墩3号墓出土9枚钮钟,其上有文字:余馀王之孙择其吉金铸七和钟……

1998年,九女墩2号墓出土6件编镈,其上文字曰:隹(唯)王正月初吉庚午巢曰余次王之玄孙余子择厥吉金……

编钟是宫廷之用,说明了墓葬主人身份之高。古文字“余”“馀”等通“徐”,编钟文字有“徐”,说明这里是古徐国权贵葬身之地。徐国文化由此可见一斑。其后梁王城遗址的发掘不仅证实了徐国的存在和徐国国都在此,而且发现了多个时期的文化,从而也证实了徐文化的存在和繁荣。

梁王城遗址位于徐州市贾汪区东,京杭大运河南侧,属徐州市邳州辖区。1957年,南京博物院考古调查发现了该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表明该处遗址文化层堆积有四五米深,内涵丰富,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以及宋元文化层等,历史延续约5000多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梁王城遗址是战国时期苏北最大的城址,梁王城连同周围同时期的鹅鸭城遗址、九女墩墓地共同构成了黄淮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框架,是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活教材”,并入围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徐文化的真实存在,这是历史的客观。也就是说,徐文化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至此,笔者又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是抹杀不了、歪曲不了、掩盖不了的。徐文化的终于“出世”,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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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化,它的定义范围应是徐州(包括广义的古九州之一的徐州)地域古今文化,是徐地徐人创造的文化大观,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徐国曾经是这片土地上的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繁荣,是徐文化的主要头源之一。因此,徐国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古代的徐文化,是古老的徐文化的主流。

那么,历史上的徐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笔者早在2004年之前的研究中就提出6个方面的概念,并详细加以论证,今仍以为然,故择其要录于次。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见《论语》)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间训》就称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不忍斗其民”,在周、楚连谋争伐时,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走之彭城”,“为楚所败”,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偃王在临死之前说自己“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参见《徐偃王志》)。这里他已经明确他是“仁”者。至于“仁”的内容,肯定就是他的行为内容了。而且由于他“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说苑》)。《北宋徐氏谱》曰:“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甚至超过了周。而此前,卜辞中已经有了“仁”字,《商书·太甲》有“怀于有仁”,《诗经·郑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称“予仁者考”(《礼记·檀弓》下)。这里引证的意思是,“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由来已久。到了徐国,其内容已逐渐丰富和具体化了。“仁”(还包括“孝”、“忠”、“恕”等内容)作为徐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此时已经固定下来了。

二是义。徐人和殷人同是东夷人。据考,商的统治阶级殷族就是从山东滕县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一路打到中原,几次迁都到了安阳的。“老乡情结”让徐人依附于殷人,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分族”。《左传》称徐为殷民六族之一(见《左传》定四年传)。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是不客气的,但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试举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徐盖父子仍苦守洛阳,虽后来倒戈,实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参见徐伟坚编《徐氏古今文化大观》)。“义”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时期,统治者既创造了“仁”,夸赞殷人统治的好处,以一种假慈悲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作为统治需要,他们又创造了“义”,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国吸纳并实行了这种文化,偃王“好行仁义”,对“上国”周“力尽忠谟”,“生为忠良之臣”(见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对国人则“被服慈惠,身行仁义”(《淮南子》)。总之,对上对下,善待之,很规矩。“仁”和“义”的观念一旦作为一种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徐国是这一文化的和哲学的观念的积极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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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德。杨荣国先生说:从“德”的含义上来说,“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的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夸“为祟忠褒烈,必当其人;论德报功,必核其实”,他对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据徐偃王的行为实际作出的。本来徐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恋瑶池而忘归,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连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战,走而失国,穆王不仅不问罪,反而敕封,且又让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吗?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偃王有德,万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顺民心。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国子民”(《衢州徐偃王庙碑》)。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了,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说明徐国对“德”的认识是相当“前卫”的,以至于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

四是信。“信”和“诚”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信则诚,诚则信。穆王六年,徐诞朝拜周天子,“锡命为伯”(《竹书纪年》),“乃分东方诸侯徐偃王主之”(《后汉书·东夷传》)。徐偃王以为天子分封了,发话了,徐国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于是,“外坠城池之显,内无戈甲之备”(《抱朴子》)。以至于“不知诈人之心”,“走死失国”。这是因诚信而放松警惕、不知戒备的例子,反证了“信”在徐国的分量,“信”已成为了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礼。《说文》:“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娄考公丧礼,徐君使容居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欲行王使进侯王之座。邾娄国掌司者恶其潜比王使,拒之曰:“诸侯之来敝邑者,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鲁不敢忘其祖。”说得堂而皇之,气理充足,显示了徐国的气魄(引自徐永生《再论徐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说明了徐国“礼”文化的发达。我们还可以从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儿钟”铭文,就描述了一家几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处的情形,即是“徐礼”在徐国家庭的体现。1993年邳州粱王城遗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铜编钟,分别有铭文记载徐国历史,还有“徐王之孙,永宝之用”的字样。其次,该地还出土了十三枚青铜磬。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见1995年《邳州志》)。乐器的发展水平说明“礼”的发展程度,因为古代“礼”、“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谓“礼乐”者,“礼”需要“乐”,“乐”为“礼”而设,有“礼”有“乐”,四海升平,政通人和,才是“礼治”。出土有“乐”,朝纲有“礼”,当为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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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道。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一书里说:“道”这个范畴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诗经》上有“周道如砥”的话,《广韵》说“道”是“理也,众妙皆道也,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易经》又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徐人讲的“道”,则具体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们看来,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以看做徐文化里“道”的内容,“桓公善之”,认为很好。徐伯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也有处世之理,还含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之发达。

徐文化核心之核心实在是“和谐”二字。它凝聚了徐地先人的理想信念和实践经验,也反映了当代徐州人的道德信仰和行为准则。在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努力发掘徐文化,把徐文化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下去,以期为当代服务,为三个文明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如果将以上内容与“有情有义、诚实诚信、开明开放、创业创新”的徐州精神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其中的渊源传承关系。

徐州人之所以是徐州人,徐州一带地方的人走遍天下之所以能被认出是“徐州人”,盖因为他的文化的不同。班纳特(Bennett)和杜明(Tumin)都认为: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这一群体与那一群体各有不同的文化模型,这不同的文化模型,将任何社会与所有其他的社会分别开。戴维斯(Davis)和达拉德(Dollard)也认为:群体与群体间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各有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社会遗产。徐文化将徐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有史传今,人们却“熟视无睹”,乃至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不知自己与周围的关系,不知自己归向何方。

由此可知,研究和认同徐文化对于徐州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迫切和具有现实意义。

徐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一是在“本土”的发展。徐国的疆域常常变动,但大致都在古徐州范围,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梁王城、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丰县偃王城、泗县徐城和费县出土徐器等,都证明了徐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是十分深厚且丰富多彩的,形成了该区域特色文化体系,且这种文化体系得以“垂直发展”,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泯灭,于是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谓的地域文化。

二是向外辐射。如《管子》记载,齐桓公问计管子,管子向他复述了徐伯的话,齐桓公认为很好,于是采纳。齐桓公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和影响的诸侯,尚且依徐伯之言而行之,其他小国受徐文化的影响,想必会更大。从近代距离古徐国境界不远的几个地方出土的文物看,徐文化确实对这些地区影响非浅。1982年在绍兴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了六件青铜器,其中三件有铭文,铜器炉的底部三行铭文中有“徐王之”的字样,可以看作徐文化辐射至此的证据。

三是大面积传播。在漫长的岁月里,徐文化由北而南,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周穆王连楚伐徐,徐偃王息战失国,他本人从彭城(今徐州)以东撤至浙江衢州会稽,又把徐文化带到那里,以至现在,徐国遗存倒是浙江一带为多。

不仅如此,我们从图腾的南移也能够看出徐文化迁徙传播的轨迹。东夷族始祖少昊是“百鸟之王”,因此,鸟成为东夷各族的图腾。徐国的图腾是鸟,或者准确的说是朱雀(凤)。据王云珠在《“夷夏之辨”异论》中的研究,长江下游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上有许多鸟的形象,绍兴出土的铜房脊上有鸟图腾装饰框。这是鸟图腾部落向南部地区的迁徙和发展表现,反映出徐文化在南方的影响。

据一些研究者统计,各地已经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间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沇儿钟”、“义楚钟”、“徐王义楚鍴(DUAN)”、“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徐偃侯旨铭”、“徐伯鬲”、“徐宝蕴”、“徐王寿铭”等数十件及其它碎片万余枚,还有已被发现的几十个徐文化遗址,也都有力地说明了徐文化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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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从孔子学说与徐文化的关系中看出徐文化的影响。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而“仁”本来是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远远早于孔子学说的,孔子加以发挥、概括,给以系统化整理,形成儒家学说。孔子曾几次“欲居九夷”,他曾经深入到徐国的土地上考察和学习,现在徐州以东的一些地方还有孔子遗留的痕迹或者传说。铜山县吕梁有个村庄叫圣人窝,相传孔子到吕梁(那时候还不叫吕梁)来,在凤凰山(徐山附近)被一小狗咬住裤褪,不让到山南去。孔子疑惑,当晚宿在山北小村。次日起来,见山南已是一片泽国,河水滔滔,奔流而下。于是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修订的《诗经》多次提到徐,如“濯征徐国”(大大征讨这个徐国)、“徐方不回”(徐国不敢有违),等等。

五是徐文化与汉文化也存在着传承关系。不论是文字的结构还是语言形式,抑或文化层次的方方面面,徐文化都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将徐器铭文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字作比较,可以看出其一致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统一文字,就是在这些文字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整理,然后形成了规范的文字的。到了汉代,“汉承秦制”,连文字也因袭下来,创造了汉隶,便成了汉字。由此可知,在文化进步的历程中,徐文化也在不断发挥着作用,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特别是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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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九贞,本名蒋广会,江苏徐州人,作家、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作品三百万字,个人文学作品专著9部公开出版发行。苏白文化旗下印象文化工作室第一事业部实习策划编辑。

选自作者自由邮箱投递来稿书稿《徐文化散论》

选稿发稿:苏白文化旗下现代印象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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