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诞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在中国文学中发展得最充分的文学体裁。广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包括中国古代的各种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中国诗歌起源于劳动。文字产生之前，最原始的诗歌就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在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消除疲劳，便创作了诗歌。《淮南子》一书中，关于诗歌起源有这样的描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写道：“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这些劳动歌谣大多保存在《礼记》、《周易》、《山海经》、《吴越春秋》、《艺文类聚》、《风雅逸篇》、《风雅广逸》以及《诗记·古逸》等典籍里，虽因时代久远，其真伪已难分辨，但仍可看出原始劳动歌谣的整体风貌。
诗歌在发展过程中，与宗教和娱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的诗歌常伴随着歌舞，《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段远古时代的歌词：“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诗、舞、乐三者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整个诗歌发展史中。诗歌从简单到繁杂，从一体到多体，从较为自由到讲求格律。
我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其中“八九十老人”所歌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共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笙诗有目无辞，既有篇名又有文辞的有三百零五首，故称“诗三百”。《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兼用杂言，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赋”、“比”、“兴”三种手法。赋就是陈述铺叙，“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兴的本意是“起”，即“先言他物，再言所咏之词”，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以引起所咏之词。风、雅、颂与赋、比、兴合称“六义”。
“楚辞”，即楚国人的歌词，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则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句式较为灵活，句末常带一个“兮”字，句中词语多为楚国方言，且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西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变为一种诗歌体裁，被称为“曲”、“辞”、“歌”、“行”等。汉乐府民歌无论长篇还是短制，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它的叙事性、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思想性。
到了汉末，由佚名诗人所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标志着五言诗体基本走向成熟。《古诗十九首》诗歌内容较为复杂，深刻再现文人在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古诗十九首》语言朴素自然，浑然天成，艺术成就较高，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继汉乐府民歌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而且出现了多个不同风格的诗歌流派和诗体，其中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影响最大；永明体诗歌最为知名。三国时期的诗歌以建安诗歌为代表。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建安诗歌吸收了乐府诗的营养，同时也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风格，气格豪迈，慷慨悲凉，被称为“建安风骨”。
陶渊明被看作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诗歌平淡自然又极为简练，在质朴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通过对田园生活的吟唱，表现了躬耕田亩的种种体验和隐居生活下的恬淡心境，还有向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发出抗议的斗争精神。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一派。他的诗歌一改魏晋以来晦涩曲折的玄言诗之风，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和清新自然的韵味。他的创作仍然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不但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更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国风”和汉乐府民歌后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的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一个新的发展。南朝民歌以《清商曲辞》中“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多为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内容较南朝民歌丰富，除歌咏男女爱情以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和歌颂英雄人物的诗篇。北朝乐府民歌虽亦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
齐梁时期，诗歌的特点是“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二句一联，四句一绝。梁朝“宫体诗”和齐朝“永明体”是齐梁诗的代表。齐梁诗人发现了汉语的“四声”，发明了“四声”（平上去入）学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包括古体诗与近体诗在内的各类诗歌在此时期全面成熟。
初唐时期形成了一种新诗体——史称“近体诗”。近体诗包括五言律绝、七言律绝、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长律。《全唐诗》，收入四万多首诗，诗人二千余位，足见唐诗之浩瀚。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开拓了新诗风，在内容创作、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与宫廷诗人有极大的不同。
陈子昂是在理论和实际上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将此理论用于自己的创作中。
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诗歌也发展到了顶峰时期，众多才子型诗人争奇斗妍，形成不同风格的诗人群体，所作诗歌“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李白的诗歌博大精深，从多方面反映了唐代从盛到衰的转变。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在他的诗歌中贯穿始终，奇幻的想象、诡谲的意境构成了他的诗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白极大地开阔了诗歌的美学境界，发展了诗歌浪漫主义的传统和表现方式，他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顶峰。
杜甫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的诗歌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深刻地表露了自己对时局的隐忧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是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诗歌题材内容广阔，其中边塞战争和山水田园占极大比重，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和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在此时期大放异彩。
中唐时期，诗歌进一步发展，诗歌开始出现有意识的字锤句炼，也多了不少有相近理论主张的诗歌流派。唐代诗歌经过大历中衰之后，到元和年间进入高潮。此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不断探寻新的诗歌创作途径和技法，创作出大量极富创新意味的各体诗歌。
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新乐府运动”，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
元稹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十九首和新乐府十二首。元诗从内容和形式来说都非常接近白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张籍和王建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张籍乐府诗以同情农民疾苦为主题。除新乐府运动之外，中唐时期还有一派诗人，就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李贺等。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
晚唐时期，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以七言绝句见长，李商隐则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用典精巧，对偶工整。
两宋时期，诗歌得到进一步发展。诗歌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词在宋代达到顶峰。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乐府”、“长短句”等。
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词在宋代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形成了“婉约”、“豪放”两大派，著名词人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等。宋代著名诗人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等，其中以苏轼和陆游成就最高。
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元代散曲可以认为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
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之一。马致远的作品多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漂泊的痛苦。
明代诗歌发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明初洪武、建文年间，诗人在模拟唐人的基础上“各抒心得”，其中成就较大者是刘基、高启等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如刘基以雄浑奔放见长，高启则以爽朗清逸取胜。高启认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做到体裁、内容、艺术的有机统一。
永乐至天顺年间，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
成化至正德年间，台阁体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江南画家兼诗人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作诗不事雕饰、自由挥洒，虽不免失之浅露，却显得生趣盎然、才情烂漫。
嘉靖、隆庆年间，前七子复古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模拟倾向日趋严重，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时指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这时出现了一些不满前七子诗风、卓然自立的诗人，如“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的杨慎，“直举胸情，独妙闻雅”的高叔嗣，“温雅丽密，有王孟之风”的薛蕙，“才高一时，婉丽多讽”的王廷陈。
万历、天启年间，已形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危机。
崇祯及南明诸王年间最为著名的是陈子龙和夏完淳。
清代诗人善于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有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钱澄之、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
康熙、雍正时期的诗人首推王士祯。王士祯提倡“神韵”，崇尚王维、韦应物一派的“唐音”，在艺术上有新的特色，是清代“神韵派”的领袖，引领诗坛数十年。还有朱彝尊、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吴雯、洪曻等人，他们的诗歌疏畅隽永，而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的诗歌风格则豪迈典丽，皆各有千秋。
乾隆时期的诗人袁枚、赵翼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著名诗人有张问陶、舒位、孙原湘、王昙、严遂成、姚鼐、黎简、吴锡麒、洪亮吉、宋湘，等等。
清代后期的诗歌创作已逐渐走向下坡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是龚自珍，龚自珍的诗敢于揭露批判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政治现实，和他思想上的叛逆性相连，极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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