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丘成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丘成桐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整个成长阶段都在香港度过，接受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17岁培正中学毕业后，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3年间便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随即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在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指导下，仅用两年就取得博士学位。
多年来，只要香港有大学出现校长空缺，都不期然会想起他。可惜他始终兴趣缺缺，“不能够发挥我所长，回来有何用？”他道出做校长的目标是：要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现时大学校长的困境是既怕学生，又怕政府，结果什么也做不来。”
造成今天的局面，丘教授直指，回归后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令学生变得“通通唔识”，结果孕育出一代缺乏历史感、文化观，没有理想、楷模的年轻人。
对于部分年轻人怨声载道，丘成桐认为政治问题、缺乏上流空间、以至买不到楼都只是借口，主因是缺乏理想。
他认为，香港年轻人缺乏理想亦与缺乏文化修养有关，祸源都是教改，因为年轻人要对历史文化有感情寄託，才能建立个人理想，才能从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伟人。“年轻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础，犹如原始人，何来楷模?”如果脑海一片空白，对历史伟人毫无认知，如何能认定楷模，跟随其足迹走下去。
丘成桐经历香港火红年代，读书时亦有参与社会抗争、保钓运动，那时社会对立不比现时少，但师生间仍然互相尊重。他认为抗争要在法律下进行。“没有法律基础，民主便不存在！会变成我丘成桐口中说的就是民主，你说的便不是，我比你更民主，但这怎算民主！”
对于有年轻人宣称香港是一个民族，应该独立，丘教授以“可悲”、 “不幸”来形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多年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导致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认识，未能建立与中国的感情所致。
文章选自中国教育在线EOL，2019年8月24日
附录
丘成桐：崇高的思想是创新最根本的基础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在“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创新与未来”中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整个创新的看法不够基本也不够崇高。而加强文化交流，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中国自古以来，明代、清代的创新能力就比不上汉朝、唐朝和宋朝，也就只有汉朝、唐朝、宋朝的开放比明朝大得多，从汉朝起就有丝路，唐朝更了不起，之后宋朝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所以种种文化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改善高校引才机制是创新的动力
中国十多二十年来，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拿到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世界级的大奖，而且从官员到大学都这么认为。
而从哈佛或其他高校的学者来说，大家的愿望当然是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一个学者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得到大奖，得到人家的重视，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认识，从里面找到它的应用，在不断和大自然相互的交流中，也了解我们人类生存的原因，生存的愿望。种种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在政府或者一般讨论的时候，都很少接触到，坦白讲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中国讲的创新并不是最崇高的，也因此不能真正达到最重要的创新程度。所以我想我们中国的文化要跟外国的文化做一些交流，才能够达成真正的成就。
为什么要了解这些？美国花了不少的时间，无论全世界任何好的人才，只要好的就接收。阿拉伯好的人才也会接收，伊朗的人才也会接收。接收不同国家的人才，只要他能力很强。主要是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一直到最高的管理人才，我们用最好的条件吸收他们进来，无非是达到最崇高的志愿，并不是要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在哈佛大学，崇高的愿望很重要，但是大家也很了解金钱的重要性，所以哈佛大学花了很大的工夫赚钱，我们赚了很多钱。我们找到钱并不见得为了使用的价值，我们可能是用来做很基础的研究。
再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在学校里面从大学生、研究生到教授，我们都要有一定的道德、机制和愿望来了解最好的，别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重要理想和重要贡献，所以我们在学校里也会问其他的师生，因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科学的发现，或者道德的讨论种种的东西。
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真的要完成引才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的人才，不单单是中国，因为仅仅在中国做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南亚的留学生，可是从欧洲到美国来的留学生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做成他们能够来中国的机制。这么多年来，我在清华大学帮忙，发觉中国高校的资助是完全跟世界名校脱节，我们不能够做成环境，并且能让美国的学生和教授能够长期在中国留下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从来没有了解过的，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医疗制度，医疗制度对美国来到中国的学者，他的家庭、种种原因都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学校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制度，比如体检，不通过体检不能做留校教授，这一点我从来不知道。所以如果种种奇怪的制度不能改变，我们就不能完成接收世界的第一流学者。
中国教育系统需要法律约束与观念更新
现在中国可以追上世界一流的国家了，所以这一点不算太严重，在这方面是可以在以后慢慢改进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道德跟法律的问题，一个学校能够保证学校里面的教授学生在道德行为没有一个约束力是很危险的事情。
中国现在在教育系统也好，在公司机制方面也好，抄袭比较严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远不如美国。现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抄袭的事件，例如把一篇文章里主要的内容、想法吸收过来，放在自己的文章里，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抄袭行为，但在中国这种行为却不认为是抄袭，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始终也没有办法解决。
中国需要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太过注重考试，考试是中国很重要的发明就是科举制度，这个发明使大量的平民可以念书，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山区的人们也可以有出头之日。
可是全国人民为了考试分数而困扰，一辈子以考多少分为荣誉，我很多同学还记得他当年中学时候考多少分，而想不到自己以后做的项目成果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贡献。只有中国的学生才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想法，考试不单是中学考试，大学考试，同时到了毕业以后也是在考试，为什么？教育部现在从所谓杰出青年奖、自然科学奖、长江计划、千人计划等，所有的计划都基本上是某种程度的考试，拿奖要去口试，这非常奇怪。我在美国差不多46年了，我拿过不少奖，我从来没有拿过奖要去口试的，可是中国所有重要机制都要自己申请，自己考试。各个院士要自己准备所有的材料等等这些东西，我做了很多地方的院士从来没有准备过这些材料。所有获得荣誉的方法都是跟考试的做法差不多。
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样做我们为了得到荣誉而来用功念书来做研究，这样做的研究，再高深也有限。爱因斯坦做了一些主要的工作，他1905年写过五篇震动全世界的文章，我想他没有一篇是当时为了得到荣耀而写的。假如我们学者是为了得到荣耀，为了得到学校的名誉，才去做学问的话，这个创新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创新，可能有某种程度的improve好一点点，可是真的要做一个大手笔，能够震惊古今的大文章是做不出来的。坦白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华人学者还没有产生过真正能够流传古今的大文章和大创造，至少是大部分还没有产生出来。
中国要开放中国学者的观念，不要因为荣誉或者考试，或者种种因素来奖励，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想法，要有一个崇高的思想，也是整个创新最根本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有了少数，只要有十多、二十个，大事是这样子，其他的跟随着自然会创新。
而且跟政府对做学问的人重不重视有密切的关系，我1979 年来到中国，呆了39年，中国对学者是尊重的，但是比不上美国对学者的尊重，美国政府，美国对一般学者的尊重是真正的尊重，中国对学者的尊重不是真正了解他的学问的尊重。只有改正这一点，才能够将好的学问做成，有了这些学问，创新才能真正成为真的、好的发展的长河。
（本文摘自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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