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洙，字景清，孔子第五十三代嫡孙。《阙里文献考·世系》曰：“宋理宗绍定四年袭封衍圣公，通判吉州。宋亡归元，元世祖议孔氏子孙当立者。或言，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至元十九年冬十一月，召至阙劳问，洙逊于居曲阜者，帝嘉之，曰：‘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遂命为国子监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与护持林庙玺书，勅给俸禄。秩满，再授奉训大夫、儒学提举。年六十一卒，无嗣。自端友至洙，袭封于衢者盖六世云。”但宋人黄震的《黄氏日抄》则又记载其“尝添差通判平江府”。
孔洙以宋承奉郎的身份袭爵嗣封，奉孔子祀。在任期间，经衢州知州孙子秀所请，正式营建了衢州孔氏家庙。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衢州知州孙子秀上书宋廷，建言正式营建衢州孔氏家庙。理宗准其所请，拨官钱三十六万缗，仿阙里祖庙之制，于衢州城东北菱湖南岸新建南宗孔庙专祠。宋廷在衢州建南宗家庙后，又对孔氏南宗多次赐祭田，免租税，以优礼圣裔，但此庙毁于宋末战火。孔端友时期，宋高宗在绍兴六年仅是以衢州学庙权作孔氏家庙而已，至此，孔氏南宗方始建家庙。然世事陵夷，南宋祥兴二年（1279）、即元至元十六年二月，左丞相陆秀夫负少帝赵昺于崖山投海而死，宋祚乃亡，元世祖忽必烈也随之统驭中国。而此时的北宗，则由于孔浈被夺爵，一直处于世爵中断的状态，仅由孔子第五十三代孙、曲阜县尹孔治暂时代摄林庙祀事。至元十七年（1280），详议官王恽向元世祖忽必烈上疏《立袭封衍圣公事状》，该文收录在元人王恽的《秋涧集·卷八十五》之中，其文曰：
伏见历代尊礼孔圣，世有袭封，以奉祀事。会验国朝，自壬辰（1232）年间，钦奉圣旨，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取到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赴阙，令袭封于鲁。自元措之后，嗣袭遂阙。岁时主祀，止令曲阜令治承权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义。我国家尊师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岂惜一人爵位而不议封建。盖未有奉行者，合无闻奏。明考族谱，令宗亲推其贤而有文者，袭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风俗之本，实圣代殊常之盛典也。
忽必烈令议孔氏当立者，经过廷议，认为“以端友之孙孔洙当袭封”。至元十九年（1282）十一月，元世祖忽必烈召孔洙赴阙，决定让孔洙“载封归鲁奉祀”，于是“降旨征之”，孔洙于是奉诏北上大都觐见忽必烈。《元史·世祖本纪九》记载道：“至元十九年十一月丁卯，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入觐，以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众所周知，《元史》较为粗略，元明两代文人的诗文集和笔记类题材文献，则富含元代历史的重要线索。在《元史》中，有关孔洙的记载，除了《世祖本纪九》该处以外，另外还见于《裕宗传》和《程钜夫传》，这三处均是对孔洙入觐后授官之事的记载，并无有关所谓“让爵”和元世祖夸赞孔洙的只言片语。孔洙朝觐后，由元大都南还衢州，途经过阙里祖庭拜谒林庙并与族人相见。十八年后的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孔子第五十三代孙孔淑在其《阙里世系图题辞》中记曰：“圣朝混一之初，宋故五十三代袭封洙首膺召命，还，谒林庙，与今袭封公暨诸族会。百年之分，一旦复合，实吾族之盛事。”孔淑和衢州南宗的孔楷曾共同参订南、北宗谱，共订孔氏总图。此时距孔洙去世仅八九年时间，这说明，在孔洙去世后，阙里自动归正为大宗已得到当时衢州的认同；而同时孔淑所作该“题辞”的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四年，距孔洙觐见忽必烈也尚不足二十年，作者对至元年间的故实非常熟悉当自属可知，但纵然如此，该《题辞》中也并未提及孔洙让爵故事。而后世所谓孔洙以孔氏南宗历代衍圣公的坟墓均在衢州，难以离弃，且曲阜子孙守护林庙有功于祖，遂“让出”袭封衍圣公世爵，忽必烈也因此对孔洙大加赞赏，遂发出“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之叹的故事，但揆诸史籍，有关孔洙“让爵”的记载，实则早见于元代后期著名的儒臣和史官苏天爵所作《题孔氏家藏宋勅牒后》，其文曰：“建炎南渡，衍圣公亦徙三衢。……尝闻故老云：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彼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敢受是封乎？’呜呼，孔氏居江南者，皆当以斯言为念也。因观学文所藏七世祖毅甫郎中元祐五年赴阙敕，感而为之书。”（《滋溪文稿·卷二九》）苏天爵文中所述的孔学文七世祖毅甫，即宋代著名“清江三孔”之一的孔平仲，孔学文则是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元末曾任经筵官和礼部官。根据此文可知，苏天爵因观孔学文家藏宋代勅牒有感而发，并着重交代其“尝闻故老云”，可知当时也仅是传闻而已，且是孔洙辞去世爵，而非让爵。正史中非但没有对孔洙“让爵”的记载，而有关元世祖对孔洙的赞语，其实则又最早出现于明宣宗宣德初年著名文人杨士奇所撰《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吾闻元有天下，诏求曲阜之后，将命为衍圣公，主孔林之祀，议久未决。有言衢孔故世嫡也，征至，力辞曰：‘先人葬衢数世矣，不可以去，请授曲阜之长者。’元君叹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从其志而命为国子祭酒。”（《东里文集·卷三》）此后，孔洙让爵和元世祖赞扬之事，被成书于明景泰七年的史部书籍《寰宇通志》所首次收录，其后的《大明一统志》、明弘治时期衢州知府沈杰的奏疏和《明史·孔彦绳传》又萧规曹随，延续了这个说法，乃至后世部分论著甚至在此基础上更相推演，导致孔洙让爵的故事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对孔洙的评论显然也是延续了此说：
不有迁者，谁共社稷？不有居者，谁奉蒸尝？衍圣公在宋金元之交，南北各受其封是也。然于四郊多垒之际，而能守其传器，弗坠厥宗，则居者视迁者为尤苦，况世爵原为奉嗣，匪仅为荣我孙子。洙之能让，可谓深知大义者。
但孔洙在朝觐元世祖之后，忽必烈并没有另行选择他人承袭衍圣公，于是自元宪宗二年（1252）北宗孔浈被夺爵起，至忽必烈去世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孔治袭封，孔氏世爵中断43年。
衢州孔氏家庙（图源网络）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孔洙去世，葬于衢州。自孔端友扈跸南渡，衍圣公在衢州传承共六世，至孔洙去世凡一百六十余年。孔洙无子，其身后则以《东家杂记》的作者孔传之后孔思许为嗣（明代孔公璜所著《嫡裔考》云：“彦绳于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谱》，乃擅移宗祧，将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后，以继孔洙。”）。自此，因时局动荡和宋高宗南渡而寓居衢州的孔氏大宗自然归正于曲阜。《阙里文献考》卷三十记云：“自端友至洙凡六世皆于南宋时袭衍圣公，后洙归元，让世爵于北宗，卒后无子，而南渡之大宗遂绝。传子端问为奉新县丞，端问子璹漳州录事参军，璹子摅铜陵主簿，摅子应发武宁县令，应发子言兖州府同知，言子津，津子思许，思许子克忠福清学正，克忠子希路福州岳山书院山长，希路子议，议子公诚，公诚子彦绳。彦绳之后世袭五经博士，与端朝、瓒、琯之裔共居衢州，是为南宗。”民国《孔子世家谱》卷二亦曰：“南宗袭封凡六世而罢，至明武宗正德元年，授洙族弟津六世孙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奉衢州先圣庙祀，别立衢《谱》。”
孔氏南宗自五十三代孔洙之后，直至民国废世爵，改南宗奉祀官，其传承为：五十四代思许、五十五代克忠、五十六代希辂、五十七代仪、五十八代公诚、五十九代彦绳（明正德元年六月十一日，受封翰林院五经博士，南宗由此复爵）、六十代承美、六十一代弘章、六十二代闻音、六十三代贞运、六十四代尚乾、六十五代衍祯、六十六代兴燫、六十七代毓垣、六十八代传锦、六十九代继涛、七十代广杓、七十一代昭烜、七十二代宪坤、七十三代庆仪。（参考《孔氏南宗考略》，（民国）徐镜泉纂辑、孔繁英参订、徐寿昌点校。）
南宗失去爵位后，日趋衰微。至明代中期，“三衢家庙，缺官奉祀”，南宗后裔“猥同氓庶”，衢州知府沈杰以明代尊孔崇儒之精神，拟就《衢州知府沈杰为条陈孔氏家规以彰圣教》及《乞添授衢州孔氏官职及处置祀田疏》，于弘治十八年（1505）上奏孝宗，请求“勅命吏、礼二部详定礼制，合无将衢州孔端友嫡派子孙添授以五经博士一员，以主祭祀，责令洒扫家庙，看守各代圣公坟茔，统领见存子孙。仍乞将本户旧赐田亩照依原税数目，每岁依期上纳本府官仓或儒学仓。按月支给与米二石，以供洒扫祭奠。”同时，乞请减免旧赐祭田赋税，“如此，则家庙不至于堕废，祭田不至于变卖，子孙不至于流移，圣裔不至于湮没。”孝宗准其所奏，但却旋即驾崩，遗勅于后。明武宗继位后，于正德元年（1506），诏授南宗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免祭田赋税，奉衢州庙祀。自此，中断225年之久的南宗袭封得以恢复。但《清史稿·职官志》又载：“自明彦绳授职后，数世未袭。（清）康熙四十一年，始授孔子六十六世孙兴醽主衢州庙祀。”
同时，朝廷再次明确衍圣公为全族宗主，南宗的爵位享受衍圣公次子待遇，与颜、曾、孟三氏翰博相同，秩正八品，代衍圣公管理衢州族务，且与他氏圣裔翰博一样，均受衍圣公之节制。现存南宗《衢州孔氏家规》也正是明正德初年钦准刊行，共分七条。其“遵制典”条云：“窃恐后世两派子孙互相嫌隙，妄起争端，不惟有违圣朝制度盛典，又恐背忘伊祖德让之风，合无严立规戒，行令在衢子孙永遵制典，恪守祖风，有违者以不忠不孝论，置之重典，永不叙录。”其“责报本”条又规定：“今后其南渡孔氏子孙，每十年一赴阙里，谒拜圣祖家庙，祭扫山林，一展本末水源时思之敬。就令会同南北宗谱，开保历代子孙名讳，居曲阜县者书引于前，居衢州府者书引于后，庶俾流裔清白，不致泮涣分离。”（《孔府档案》0736卷之一八）孔氏大宗主衍圣公对衢州翰林博士拥有绝对管辖权，衢州翰林博士必须随时将情况报明衍圣公府。清代对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再次申明严格规定，翰博之承袭，将应袭者的亲供与里邻、亲族甘结，附上应袭者三代履历由西安县逐级转呈，经衍圣公批示，方可呈请吏部、礼部选任。吏、礼二部批准后，经予文凭，咨文衍圣公府，再由衍圣公府转发至翰林公署。衢州翰林博士接到文凭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到任，延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并将到任时间上报衍圣公府，以转报吏、礼二部。民国二年（1913），北洋政府颁布《崇圣典例》，在这份《崇圣典例》里，把圣裔分成“世爵”（衍圣公）和“世职”（翰博）两类：“第一条、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其旧设奉祀生裁撤之。奉祀官按旧设额置。”北洋政府保留了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世爵之位，而改衢州世袭五经博士孔庆仪为世职“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同时，奉祀官的承袭也须由衍圣公咨文“地方行政长官呈明内务部核准”，承袭过程中仍需族长、各支房长及邻右出具甘结，附上应袭者三代履历相关宗图，印花税洋一圆，付衍圣公府掌书厅监印等手续费三十圆，一并呈衍圣公府，再由衍圣公府将相关文件及印花税交由山东省长转呈内务部。待内务部批准后，发给任命执照，经山东省长交衍圣公府，再札付南宗奉祀官收悉。（参考《孔府档案选编》）
衢州孔氏家庙（图源网络）
孔浈，字昭度。孔元措之弟元紘之孙，父孔之固。孔元措无子，便以孔浈继嗣。《阙里文献考·世系》：“浈，字昭度。祖元紘，幼孤，不好游戏，及长，敦厚慎默，不谈人之非，粗衣粝食，一无所择。仕金，至安远大将军、武昌节度判官。父之固。元宪宗元年袭爵衍圣公，喜校猎，日事鹰犬，不修祖祀。明年，曲阜管民长官治率族人等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言浈非孔氏子，遂夺爵。”乾隆《曲阜县志·孔氏宗子》亦载：“元紘仕金，至安远大将军、武昌节度判官，生子之固。之固侧室生浈。浈，字昭度，嫡母任氏妒甚，遣浈，随生母嫁驱口李氏长，遂姓李。元措育为嗣，以元宪宗元年袭爵。喜校猎，不修祖祀。族人群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讼其为驱口李氏子，非圣裔，遂夺爵。其母任氏悔之，为上疏辩雪，不报。后知潍州，无子。世爵在北者中绝，绝世四十三年。成宗即位始封孔治。”
孔浈为侧室所出，在其父孔之固去世后，母子二人遭到其嫡母的欺凌和驱逐，其生母被嫡母任氏强迫嫁给蒙古驱口（奴隶）李氏，因以为姓。孔浈的伯祖父孔元措后来获悉此事，就把孔浈寻回，养育为嗣孙。但孔元措此举却引起其女婿李天辅的不满，在元朝添造户籍时，李天辅仍将孔浈的户口填报在驱口李氏名下，而此事孔元措却并不知情，这就为后来孔浈被罢爵埋下了伏笔。孔浈在孔元措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元宪宗元年（1251）袭封衍圣公。孔浈幼失怙持，教育不力，袭爵后喜欢校猎之事，日事鹰犬，更有甚者竟然不修祖祀，并且当时身在驱口籍的李氏族人还曾“贿赂衍圣公，求为官属”（《滋溪文稿·卷九》）。而这一切，均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孔氏族人的强烈不满，以孔之全之子孔治为首的族人遂对孔浈进行了指责和攻讦，讼告他不事儒雅，且为驱口贱民李氏之后，并已名列驱口户籍，实非圣人子孙。事起，查对户籍，果然在册，此时，其嫡母任氏方“悔之”。当此情况下，任氏虽紧急上《辨正孔浈表》，称孔浈“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虽云庶出，实系长房”（《阙里志·卷二十三》），冀望挽回局面，但为时已晚，元宪宗蒙哥的夺爵命令早已发出，孔浈及任氏终未能如愿，遂于元宪宗二年（1252）被虢夺封爵。后来，孔浈被改任为知潍州（今山东潍坊）。
孔浈被夺爵后，终元世祖忽必烈之世，其间又虽经孔洙之辞爵，但实际上元政府却并没有另选他人承袭封爵，于是遂造成了孔氏世爵中断四十三年之久，也造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就是在这四十三年的时间内，孔子林庙无人主祀、天下儒门无宗。等到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才由孔治袭封衍圣公而告终。
孔浈乏嗣。
曲阜孔庙鸟瞰（图源网络）
孔治，字世安，孔元用之孙、孔之全之子。《阙里文献考》载其世系说：“六世祖若愚字公直，四十六代衍圣公宗愿第三子也；五世祖端立字子植，金时权主祀事；高祖琥字西老，曾祖拂字文通，并授进义校尉；祖元用字俊卿，金宣宗贞祐二年岁在甲戌，衍圣公元措赴汴，以元用代摄祀事。壬午年宋收复京东西路，甲申年乃授元用为通直郎。乙酉年宋新复诸州复入于元，丙戌年元郡王带孙攻益都，以元用有将略授以兵，使遣征。丁亥年卒于军；父之全字工叔，元用之随征也，之全以迪功郎为曲阜县尹，权主祀事。癸巳年元克金汴都，取元措还，乃罢主祀事，专尹曲阜县。”
孔子第四十六代孙、衍圣公孔宗愿生四子：若蒙、若虚、若愚、若拙。至孔治之时，除承袭世爵的长支若蒙之后外，二支若虚之后则有乏嗣无传者、有迁居江南者。而三支，即孔宗愿第三子若愚亦四子：端弼、端雅、端禀、端立，端弼、端雅无传，端禀生珵，端立生琥。珵亦无传，琥生拂，拂三子：元直、元孝、元用。金宣宗贞祐时期，孔元措受命赴汴京，嘱元用代守林庙祀事。后来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任命孔元用为曲阜县尹，二十一年又命孔元用带兵随军攻打益都，以其子孔之全代摄祀事兼曲阜县尹。元太宗五年（1233）蒙古军攻克汴京，命孔元措回曲阜奉祀林庙，孔元措因孔之全父子守护林庙有功，遂将曲阜县尹让与孔之全，从此以后衍圣公不再兼任此职。
孔治因其祖孔元用有军功，且战死益都，于元宪宗二年（1252）被任命为曲阜管民长官。是年十二月，衍圣公孔浈被诏夺爵。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汗位，夏五月仍命孔治袭世职曲阜县尹，中统四年（1263）又兼领权祀林庙之职。至元三年（1266），孔治修复了部分毁坏的孔庙建筑。至元六年，忽必烈罢除孔子林庙洒扫户。孔治在权奉庙祀期间，元政府既已罢免了阙里林庙洒扫户，祭祀更无公帑，每逢祀期，孔治则自出财力以备祭祀，“凡朝廷大祭，维丰维洁，咸备于己。”至元四年（1267），孔治“不忍庙貌残缺”，“权祀之职，匪事功何以塞继述之责”，遂上奏请求修庙。元世祖拨白金五十两，勅令修阙里孔子庙，同时并定首领官朔望谒孔子庙之礼。但此次修缮，仅重修启圣王殿，修葺书阁，增创环廊，以石易木，虽重修了庙墙、杏坛、斋厅、学校等，然“即其旧而新之，礼殿则未遑也。”（元阎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
孔治在任期间勤于政务，颇具官声，所以《阙里文献考》载其“宰曲阜二十余年，内抚百姓，外给军旅，才干著闻”。元宪宗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大元。十三年（1276），授孔治承事郎。二十二年（1285），授孔治奉训大夫，升单州（今山东曹县东）防御使，并令其子思诚就任世袭曲阜县尹。孔治赴任单州防御史行前诫其子曰：“毋妄怒，轻笞人。邑长者见如父兄，幼者抚若子弟。毋负乃父训。”（《元赠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神道碑记》）到任后兴建学校，延聘名师，以成士风。至元二十九年（1292），迁为奉直大夫，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又首创儒学三皇庙，“正彝伦，明礼法，建医学，济斯民，扶仁寿”。
据《阙里志》卷二十四所载的孔治神道碑碑文记载，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孔治赴阙朝贺铁穆耳即位，“元贞改元，公见成宗皇帝于上都，时大臣奏：‘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孙，其祖元用以军功没于王事，实开国立功之臣。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有德有文，可袭封爵。’上可其奏，仍赐坐，慰劳甚厚，特授中议大夫、衍圣公。”元成宗并应孔治之请，赐庙田五十顷，复给林庙洒扫戶。至此，中断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孔氏世爵衍圣公终于恢复。据孔治《神道碑》记载，受封后孔治感荷祖荫，“作堂私第，名以诗礼，亦不忘过庭之教。” 大德四年（1300），铁穆耳又给衍圣公孔治随朝四品官俸。
元成宗铁穆耳虽然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孔氏世爵，并恢复庙田和洒扫户，但其对阙里孔子庙的修缮显然不以为是：
成宗大德元年，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行部至曲阜，睹祠宇荒凉，上言顾自出资修葺。御史台言：“曲阜林庙非他处比，修理盛事当出自朝廷，不可使臣下专其美。”不许所请。四年，工部上言：“本路已收钞两木石，若不修，盖恐日久消费，不能成就。合依已拟间架起盖，有不敷者，官为给降钱物。”遂于秋八月兴工。冬十二月，诏罢不急之役，因而中止。明年，按檀不花以奉诏书时工役已及八分，仍请修建。又明年九月落成。殿宇廊庑凡百二十有六楹，费十万贯有奇。（《阙里文献考·卷十二》）
这一颇具周折的修缮工程，终于在元成宗大德六年九月告竣。同时，这也是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
大德十一年（1307）十一月九日，孔治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葬于祖墓之西。孔治元配任氏，继毕氏、牛氏、冯氏，封鲁郡君。子一孔思诚，袭封衍圣公，后罢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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