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51年，一名婴儿降生在尼山的一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因为要避他的名讳，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像
重视礼
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礼感兴趣。他幼年玩的都是模仿礼仪程式的游戏。孔子的祖国鲁国是西周制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公元前540年，晋国的正卿韩宣子到鲁国聘问，看到了鲁太史所收藏的《易》《象》和鲁国的国史《春秋》后，感叹说：“周礼都在鲁国啊。我今天才知道周公之德和周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周礼。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守藏史老子问礼。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冬天穿羔羊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黑色的外衣，穿小鹿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白色的外衣，穿狐狸皮的袍子，一定要搭配黄色的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买了，给颜渊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对于不违背礼制本意的改变，他愿意取简省易行的一面，但是，对于违背了礼制本意的改变，他绝不迁就。
《孔子圣迹图》之《太庙问礼》
重视仁
孔子非常重视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平安，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人！如其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慈，就不用谈礼了。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达到仁的途径之一。
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做人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
《孔子圣迹图》之《问礼老聃》
难以实现的“天下大同”
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是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不复存在了。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有一段品评春秋历史的很著名的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并不是孔子对春秋历史的总结归纳，而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
《孔子圣迹图》之《在齐闻韶》
周游列国不得志
在当时的很多人眼中，远去的西周王朝是一个和平、繁盛、秩序井然，没有纷争的美好时代。孔子更是如此。身为殷人的后裔，孔子更推崇西周。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
但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孔子的处世哲学，然而在西周等级秩序已经崩溃的春秋后期，无处不是孔子眼中的乱邦。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他试图推行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施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孔子圣迹图》之《在陈绝粮》
杏坛执教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显赫的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做见面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西周时代，学问为贵族所掌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到官方所办的学校里，学习将来为政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孔子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创办了私学，不问出身，只要勤奋好学的人都可以做他的学生。对待学生，他不因为出身差异而有所偏差，一视同仁。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这句话引起了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注意。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冉雍出身贫贱，根本不是贵族，孔子却称赞以冉雍的道德才干，完全有能力做君主。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的政治原则。”
《论语》中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提法。像“君子”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在当时，都是指贵族男子。而孔子却赋予它新的意义。在《论语》中，君子更多的是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它规范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同样，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推动下，“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被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书影
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
作为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许多士人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进身国家政治，这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的平民之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杏坛设教图》
修订“六经”，传承中国文化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活动中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回到鲁国后，孔子着手对古代的典籍进行整理。儒家学派尊奉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据说都得到过孔子的修订。到战国时期，这些经典已基本成书，到汉武帝时被定为国家经典。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六经”对于中国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孔子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为传承中国文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的道德品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们，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万世师表匾额
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之后，孔子的弟子们也都讲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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