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耕
【世上沒有最好的法律，只有最不壞的法律】
任何事物或制度都難免有缺陷。法律作為規則文化的一類，更是如此。世上沒有最好的法律，只有最不壞的法律。
法律應該具有一個特性，即體現一般人的認識。比如說“所有權”，用一句法律人的行話說：這瓶水歸所有人所有。但是要換個場景就有風險，假設大漠當中、烈日之下，諸位都渴得要死，聽到上述這樣一句話，內心有什麼衝動？實際上，法律人的解讀應該是基於這瓶水，我和他人的關係如何，這才是“所有權”要表達的意思。反之，如果世上就剩一個人了，還用主張所有權嗎？
《婚姻法》為了維護家庭婚姻關係，應該懲罰“第三者”。但是“第三者”從來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因為《婚姻法》遵從一個更上位的原則：婚姻以感情為基礎。人們發現生活中與“第三者”才有感情吶。為了上位的原則，下位的具體規範不得不做出“妥協”。
我們閱讀大量個案就會知道，個案當中呈現的法律，讓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法律沒有最好的，法律永遠是最不壞的。我時常調侃我的同行們，從開始學習法律那天起，你就變得再不像從前那麼純潔了。刑法典規定有400多個罪名，需要挨個背誦，原本那顆純潔的心被“汙染”了400多次。民法中的類似狀況就更數不勝數了，老師介紹任何一個民事違法行為，初學者心裡大都會“咯噔”一下，心說：原來還可以這麼缺德？再舉個例子：一個小偷偷東西被判刑一年，收監執行，獄警可能把他和一個江洋大盜關在一起，一年後，他多半不是被改造了，而是“進修”了一年。千百年來法律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所以古人對法律這套規則文化有著天然的警惕與負面的評價：法律天然地教人為惡。
但是，法律真的很重要。紀曉嵐說，“法為盛世所不可缺，亦為盛世所不尚”，後半句尤為深刻。與法律相關聯的事，在世人眼裡，大都是比較“下作”的事。古人將與法律相關的現象按傳統吉凶文化歸入兇的範圍。
古代《唐律》將財產類犯罪統稱“六贓”，“六贓”裡面又做了具體的劃分。比如收受賄賂，邏輯上就分為兩類：一類叫“受財枉法”，這與現行刑法規定有同樣的邏輯；另一類則是現行刑法中沒有的——“受財不枉法”。例如，國家公務人員收受他人財務，卻不幫忙“辦事”。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才構成受賄罪。沒有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不符合當下刑法受賄罪的犯罪構成。這種人在行賄者看來連腐敗道德都不講，但我們卻拿他沒辦法。可是《唐律》讓我們看到了針對此類惡行的法律規範邏輯：“受財不枉法”——只要接受非法財物，無論是否給行賄者提供不法利益，均構成受賄罪。兩千年帝制，官僚制度如此漫長，形成了中國獨有的經驗。我們今天則是通過司法解釋來試圖彌補這一邏輯缺漏。
《唐律》中還有一條：“諸犯罪共亡，輕罪能捕重罪首（重者應死者，殺其首，異同）及輕重等，獲半數以上首者，皆除其罪。”這段律文是共同犯罪如何認定自首的問題。共同犯罪人犯罪之後，有人要自首，應該積極鼓勵，但應該是輕犯能把重犯抓回來，而且抓回來的同夥要達到一半以上，才能夠認定這些想自首的人屬於自首。《唐律》自守的原則是“自首者，免其罪”。唐律疏文的解釋又設問說如果兩個共同犯罪人是父子關係，老父親想既然無法逃脫，自己年紀大了，兒子還年輕，不如讓兒子將他綁了報官。唐律認可這種行為是自首嗎？不可能，如果兒子綁了父親去自首，很可能會罪加一等。這就是為了一個上位價值觀念——孝道（古代法律原則“親親得首匿”），法律不得不做出妥協。經驗告訴古人，不能容忍只是為了一個個案中的法律適用邏輯，而傷害到一個社會普遍存在的善良風俗的價值。古代法律背後的邏輯不斷提示我們：今天的法律規範邏輯真的就是最好的嗎？
在法律領域，觀念影響人們對法律的理解。例如民法中拾得遺失物的問題，古今都會遇到這種問題。《大清律》規定：拾得人將遺失物交還遺失物所有人時，依法可主張獲得遺失物價值的一半，作為自己的報酬。這是拾得人和遺失人之間的利益權衡，但官府不得主張。所以北方有句俗話叫“見面分一半”，這反映的是傳統法律在拾得遺失物關係上的一個基本原則。而如今的《物權法》規定，拾得遺失物“歸國家所有”。自從拾得遺失物，拾得人就要承受一系列的義務：報告義務、保管義務、返還義務。送交有關部門，6個月內無人認領，歸國家所有。首先，拾得人不能主張自己有任何權利。其次，保管義務就是拾得人在遺失物送交有關部門前，應當妥善保管遺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損毀、滅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北京發生過一個典型的案子：一位女士撿了個鑽戒，以為是兒童玩具就扔了。丟鑽戒的人找到了這位女士，核實了整個過程。這位女士毫無戒備，便說：我撿起了這個鑽戒看看，以為是假的就扔了。但是，丟者有心，一紙訴狀告到法院，法院判決這個撿了又扔了的人按價賠償弄丟鑽戒的人。這是一個講道德的社會嗎？泛道德的結果一定是不道德，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法律問題。
法律到底多點好，還是少點好？中國人願意形象地把法律、法制比喻成法網，我們看下面這兩張網：
這兩張網有什麼不同？一般人認為不好的那張網恰恰只有四個漏洞？而另一部分人認為更好的網有九個漏洞。這便是法律作為規則文化無法擺脫的缺陷。中國1979年刑法規定有200多個罪名，1997年刑法則規定了400多個罪名。這印證了《老子》書中的一句名言：“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原來我們從事一生的“法律事業”，無非是在不斷辨析這張網上此罪跟彼罪有哪些不同。這種理念很危險，且沒有前景。按照這種認識邏輯，要把這張網織多密？俗話反而顯得更深刻：“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常識告訴我們漁民一定是用漁網打魚，沒有哪個漁民會用塑料袋打魚。我們把一個很複雜的社會法制問題，往往歸因於單一的立法問題，又將立法問題簡單化為愈多愈好。現在就有這樣一種慣性思維，似乎社會所有的利益衝突都是因為欠缺法律，真是這樣嗎？自漢代人們便開始批判此類現象。漢代史書上有這樣的話：“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一個負責收存、整理漢代文書、法律的官員，窮其一生都不可能把這些文獻讀一遍。後來宋代一個叫陳亮的人講了一句話：“法深無善治”。古人告訴我們另一種智慧叫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刑法學上有個理論叫法律的兼抑性，這其中的道理豈止僅僅是刑法應該關注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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