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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彈歷史：司馬遷其人其事（四），仗義直言，慘遭毒刑
應該說，李陵不僅傾盡全力，而且已經出色完成了牽制敵軍、支援正面戰場的任務。但是英明神武的漢武大帝卻不這麼想，他希望李陵戰死“報國”。在李陵浴血奮戰的時候，漢武帝並沒有敦促援軍接應，而是召來了李陵的老母和妻子，讓相士觀察，發現他們並沒有死喪之氣，於是對“還不死”的李陵深感不滿。後來當李陵軍逃回報知，李陵全軍覆沒，被擒投降，漢武帝不但毫無自責之意和憐惜之情，反而大發雷霆之怒，追究李陵留在京城的部將陳步樂，陳步樂被迫自殺。
漢武帝仍不解氣，還想進一步追究李陵的“罪責”，於是在中/央會議上讓大臣們各抒己見，談談對此事的看法。
古人說，君主謙和，才會有直言的忠臣；君主英明，才會有力諫的錚臣；君主殘暴，則只會有諂媚的佞臣。漢武帝是否英明，後世的觀點不一，但是在這次“李陵事件”的討論上，卻沒有看到直言勸諫的大臣，大家都看出了“聖意”所向，於是紛紛落井下石，怪罪李陵戰敗降敵——唯有太史令司馬遷緘默不言，沒有附和眾意。
漢武帝既奇怪又不滿，於是不懷好意地詢問司馬遷的看法。
正直的司馬遷並沒有察覺大禍臨頭，而是根據對李陵的判斷談出了自己的想法：“李陵對親人孝敬、對朋友誠信、對士卒愛護，不貪財、不怕死，遇到困難奮不顧身，這些一貫的表現證明他有國士之風，這樣的人絕不會是貪生怕死、賣國投敵之輩。
在這次作戰中，李陵以五千步卒抵抗單于的傾國之兵，力戰十餘天，殺傷敵軍數以萬計，牽制並打擊了匈奴主力，這樣的功勞足以抵消戰敗之罪。而且，在援軍始終不至，士兵無不負傷，彈盡糧絕的條件下，將士們手持短刀、空弩，冒著刀山箭雨，轉戰千里而不屈服，與強敵殊死搏鬥到最後關頭，能夠得到士兵這樣效死賣命，即便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而李陵最終被俘投降，應該是為了保存性命，以圖日後報效國家。如今朝中這些自私膽小的無恥官員不念李陵的血戰之功，卻只圖迎合上意，便任意構陷、誇大其罪，實在令人痛心。”
漢武帝聽了這番血淚傾訴，不僅沒有良心發現，反而勃然大怒，嚴厲批評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是在詆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為李陵開脫罪名。於是不由分說地就把司馬遷打入大牢。
漢武帝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呢？
第一，李陵之所以全軍覆沒，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始終沒有援軍接應，這就像北宋初期的一次宋遼大戰，潘美拒不援助楊業，最終導致楊業以寡敵眾，轉戰千里而功敗身亡的情況一樣。那為什麼漢武帝明確安排了兩路接應援軍，但都不見蹤影呢？
一路援軍是強弩將軍路博德，他曾擔任伏波將軍，官居李陵之上，於是小肚雞腸地認為給下級作接應後衛是很沒面子的丟人事。所以當初安排李陵出兵時，他就以“秋高馬肥對匈奴更有利”為理由，勸諫漢武帝把戰事拖到來年春天，到時讓他與李陵同時出戰。
但漢武認為李廣利的大軍已經派出，而李陵的牽制之計也確實妥當，於是就沒有同意路博德的建議。路博德為此懷恨在心，故意不接應李陵，坐視李陵全軍覆沒而無動於衷。
另一路援軍就是正面戰場上的貳師將軍李廣利。他作為這次大戰的中軍元帥一把手，負責全軍的協調和接應是責無旁貸，尤其李陵擺明是“羊入虎口”般地牽制敵軍，他完全應該在把握有利時機、擊敗正面敵軍之後，包抄接應李陵，夾擊單于軍隊。
但李廣利也沒有這麼做。
所以，如果追究援軍的失職責任，那無疑將牽連到李大將軍，而正在寵幸李家小妹的漢武帝絕不會為了個把忠勇善戰的李陵之輩，而對大舅哥下手，傷害美人的小心肝。我們知道，這個喜新厭舊的情種對處於“進行時”中的情人是最呵護備至的，甚至不惜剷除舊愛，李陵碰上了這種情況，只能自認倒黴。
第二個原因也是漢武帝深藏內心而不能宣口的心病，那就是李陵雖然出色完成了牽制敵軍的任務，但靠著妹子當上將軍的李廣利卻仍然沒能取勝正面的敵人，所以他就算是想援助李陵，也是有心無力。
原本這一場漢匈之戰就是不少朝臣所反對的，而任命李廣利為元帥，大家都知道這是皇帝妹夫的一番苦心，有意想讓大舅哥立功，好對其加官進爵。所以，就算撇開援助失職之罪，李廣利帥傾國騎兵而沒能取勝匈奴的偏師，本身就是無可卸責的失敗。他的用兵失誤就等於是皇帝的用人失誤，這是很傷漢武帝面子的事。
“英明神武”、“算無遺策”、“一貫正確”的漢武大帝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恥辱”，所以他必須推卸責任，於是李陵成為頂缸、墊背的替死鬼自然是在劫難逃了。
跟隨漢武多年的大臣們都很“善解人意”，所以不約而同地編排李陵的罪名，以為皇上和國舅開脫，唯獨這個搞歷史的司馬遷“不懂事”，居然不知道“看透不說透，才是好朋友”的至理名言，“大言不慚”地把實話往外撂。
於是，漢武帝就以“誣衊、詆譭貳師將軍，為罪臣遊說”的罪名，判處司馬遷腐刑——帶有極大侮辱性的閹割酷刑——不這樣不足以消皇上的心頭惡氣，不這樣不足以殺雞訓猴，看看以後誰還敢胡言亂語？
按照漢朝法律，除了欺君、叛國、謀逆之類的“反/革/命/罪”之外，普通的罪刑是允許拿錢來贖罪的，這倒是比較仁道的一種制度，屬於“罰了不打，打了不罰”。而且像捐官一樣，花錢贖罪是公開規定的合法行為，這就避免了私下請託贖罪，錢入權貴之手的弊端，算得上是一種公私兩宜的好方法。
當然，贖罪的費用是很高的，根據罪刑的大小而不等。
像司馬遷這樣的“腐刑”，贖起來絕對是價值不菲，而司馬遷這種平時只知道幹工作、搞學問，是個謹守道德規範，“不懂”結交權/貴的“老實頭”，單純靠工資混飯吃，自然是拿不出這筆贖罪的錢了。
而且，司馬遷這次是觸怒了一把手，誰都不敢在他受到“李陵門”事件的直接遷怒之後，再施以援手受到間接遷怒。於是，在“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情況下，司馬遷只能有兩個選擇：一是接受宮刑，二是死。
司馬遷作為“可殺而不可辱”的“士”，首先想到了死。
但是，“髮膚受之於父母，輕生為最大不孝”，司馬遷想到了父親的遺願，想到了光大祖宗的榮譽，想到了繼承孔子的《春秋》作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史使命，知道自己不能輕易就死。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這時司馬遷作《史記》已經七年了，他不忍心意氣用事而導致功敗垂成，於是忍著“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的奇恥大辱，決定苟全性命於“身殘處穢”，接受宮刑，以完成《史記》的創作。
司馬遷的悲劇剛剛開始，而李陵的悲劇卻還沒有結束。
或許是司馬遷的受刑觸動了漢武帝，或許是李陵的英勇事蹟漸漸傳到漢武耳中，也或許是漢武一開始就明白李陵是代人受過，很久之後，他終於表示“悔不及時援救李陵”，“應使強弩都尉接應李陵，老將路博德心生奸詐，致令陵軍覆沒”。
於是，他派遣使者慰勞、賞賜李陵逃回的士兵，並在一年多後派將軍公孫敖率軍深入匈奴營救李陵，但始終沒有懲罰罪有應得的路博德——因為這樣不僅會連累到大舅哥李廣利，而且意味著自己承認錯誤，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公孫敖不但營救李陵無功而返，而且為自己辯解道：“聞之於俘虜：李陵教單于用兵以備漢軍，故無所獲。”——這是天大的冤屈。
李陵在被俘後，單于非常愛重其忠勇，將他招為駙馬，官封大將軍，爵封右校王，常帶自己左右。但李陵因為是策略性的投降，一直想找機會逃回漢朝，因此對一切賞賜都沒有接受。
但漢武帝對此一無所知，在偏信公孫敖的一面之詞後，勃然大怒，下令族滅李陵全家，於是李陵的母親、兄弟、妻子和孩子等人無一倖免，連隴西的鄉親同僚們都為李氏滅族感到羞愧。
蒙受瞭如此不白之冤，李陵的憤怒和痛心可想而知，直到後來漢使出使匈奴時，他質問使者才知道事情原委，才得到機會辯白：教匈奴用兵的人是李續，而不是他李陵。事已如此，李陵也無能為力，只好遷怒於李續，於是派人將其刺殺以解心頭之很，然後接受了單于的封賞。
雖然如此，“身在匈奴心在漢”的李少卿仍然不甘心效力於匈奴，他基本上不參與匈奴政事，而是“居外庭，有大事方入內議之”。不僅如此，愛國之心不死的李陵還極力促成漢匈的和議，並在蘇武牧羊時施以援助。俗話說“時窮節乃現”；孔子說“歲寒乃知松柏而後凋”，像李陵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愛國義士，但偏偏“天不佑忠義”，國士無雙的李氏家族，祖孫三代各遭不幸，最終竟落了個族滅家亡，棲身外族的悲慘收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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