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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了两场剧烈的变革，一是家庭革命，二是消费革命。家庭革命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迁，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我国城镇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儿童的家庭地位和社会价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革命提升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改变了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同时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群体。儿童消费者的崛起就是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相互影响的典范案例。在这双重革命的进程中，与促进儿童发展和家庭代际流动相关的儿童教育消费是当前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重头戏。
教育是代际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在决定个人生活际遇上，教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消费除了具有其他消费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特殊的价值，即它是一种投资性的消费。因此，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儿童教育消费不只是一项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消费，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投资策略。在当前中国城镇社会，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投资儿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从早教、幼教、择校、学区房到送出国门参加游学、夏令营等，无论是来自富裕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家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学校系统提供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的需要，他们纷纷转向由市场化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如“学而思”、“新东方”等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教育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已形成规模巨大的儿童教育消费产业，形塑出了商业色彩浓厚的儿童消费文化。
然而，当代父母尤其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儿童消费文化却有一种普遍的纠结心态：他们既对当代儿童消费文化抱着一种警惕的心理，害怕孩子的成长环境受到消费文化的侵蚀，又不得不对消费文化做出让步，甚至从中寻求育儿良方、觅得心理安慰。从当前媒介上所呈现的各种育儿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父母”的焦虑与渴望，特别是中产阶层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集体焦虑，隐含着整个社会对阶层流动或阶层固化的担忧。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也从自身的消费救赎迫不及待地转向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由此可见，儿童教育消费是介于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之中的一个消费热点问题，它不仅体现了儿童作为教育消费者身份的崛起，也承载着父母的希望，而且因影响到家庭阶层地位的流动而与更宏大的公共政策产生关联。面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增长，我们既不能否认大众消费文化的消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用父母的非理性、竞争性或炫耀性的消费观念来解释。学术界一直在批判消费文化对儿童的侵蚀，但“如果消费文化是作为好父母的敌人，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父母将敌人邀请到自己家里？”。
事实上，儿童消费文化并非只属于儿童世界，它还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父母身份。父母们将儿童消费看作为孩子们购买幸福或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对许多父母而言，满足儿童消费需求是维系亲子关系的一条情感纽带，是“亲子之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创造家庭归属感和幸福感的一种呈现方式。因此，儿童教育消费不只是儿童与市场之间的单向度关系，还蕴含着儿童、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多元关系。作为家庭消费的一部分，父母通过何种方式让儿童获得教育消费的机会，反映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家庭阶层地位等方面的特征。同时，作为儿童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将儿童教育消费置于消费文化的整体视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家庭工具理性和父母情感表达的双重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产阶层父母们内心深处的焦虑。这就需要我们在市场转型和家庭变迁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儿童、家庭与教育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
▍分析框架
（一）市场转型中的儿童消费者
在我国城市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双重背景下，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独生子女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代儿童消费者。在过去四十年中，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儿童消费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扩张。同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一代城市儿童很少有兄弟姐妹，在家庭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们，获取的消费资源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好。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城市独生子女，比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儿童消费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也更为丰富多元。市场对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儿童消费需要和欲望一一做出了回应，商业化的氛围几乎渗透到儿童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他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几乎所有与之有关的消费需求都可以从市场中得到满足。这些在市场转型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实际上是我国消费文化叙事的一个中心。不仅儿童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重点，而且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也发挥着越来越大影响。
现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开始为人父母，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影响着自己的子女。21世纪的儿童消费者正在重复着他们昨天的故事，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越前两代独生子女的消费状况，他们所面临的商业环境与西方同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学者所担忧的商业化对童年的侵蚀，在我国城镇同样存在。童年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一种昂贵的生活方式，儿童消费市场的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食物、玩具和童装等方面，而是不断地扩大。令无数城镇父母感到焦虑的教育消费也被市场所包围，成为这一昂贵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面，诸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类艺术兴趣培训班和奥数、英语、亲子阅读等课外辅导班已成为当代儿童教育消费的重点领域。
在教育市场的激励竞争中，教育产品供给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由市场主体配置的教育资源日渐占据儿童校外教育的核心领域，大量由机构或私人提供的课外辅导班、艺术兴趣班应运而生。那些效仿和针对主流教育课程的校外付费补习也被称作“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包括聘请家教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影子教育”的扩大和儿童教育消费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家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支出，而家庭结构的差异又将导致不同家庭儿童教育消费出现差异，进而扩大不同阶层教育资源获得的不平等。
（二）“唯一的希望”：家庭少子化与儿童教育消费
家庭结构是地位获得和代际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不同结构形式的家庭在家庭资源、社会资本以及抚育的角色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家庭结构将会对孩子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导类型，特别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核心家庭中的“核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仅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一种“小家庭”的结构形态，还包含子女数量急剧减少这一特征，即家庭的少子化。家庭少子化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儿童在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
这些变化将对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唯一的希望”，独生子女从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和家庭未来的寄托，家庭生活的重心也开始向独生子女倾斜。这种倾斜在子女教育消费上表现尤为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深刻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同于其他家庭投资，儿童教育消费是一种家庭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投资。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教育成功的手段，并最终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这一解释视角着眼于家庭代际流动，侧重于对孩子成本—效用的工具理性考量，把儿童教育消费视为一种家庭投资策略，是家庭未来的希望所在。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很多种方式，如购买“学区房”以获取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城镇父母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父母将目光投向市场化的教育服务机构，他们对“学而思”、“新东方”之类的校外兴趣班和辅导班趋之若鹜，期待从中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进而在教育分层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影子教育”已成为教育竞争的“第二战场”，在我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影子教育”的花费已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如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兴趣班同样花费不菲，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父母们愿意为此买单，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投资，而缺少这种投资的儿童在学习、社会地位乃至最终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好配偶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再生产了主流教育系统中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的学生在获得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上的差距，并成为城乡和阶层不平等在代际间维持和传递的一个重要通道。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与底层阶级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也促使家庭教育模式出现了阶层分化。
在教育分层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的“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并不会因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而减弱，而是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继续加以维持，这一观点同样为中国的经验数据所支持。所以，在教育培训机构遍地开花的城镇社会，父母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相反，在全民“抢跑”面前，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依然难以消弭的情况下，城镇父母的危机感和焦虑感空前地爆发出来。然而，由于害怕“掉队”，即使大家都痛恨这些兴趣班和辅导班，还是没有人愿意退出，整个社会由此陷入了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
（三）“以爱之名”：亲子关系与儿童教育消费
在现代家庭中，“童年神圣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事实。童年期的孩子尽管在经济上是“无用”的，但在情感上却是“无价”的。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欢乐、愉悦，是父母心灵的寄托和希望所在，可以使父母感到生命更有意义。
这种儿童情感价值的普遍提升可能是全球化现象，但在中国，因“少子化”趋势的日益突出，儿童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愈加不可动摇，使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由于消费不只是一种市场上的购买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工作”（relational work），在家庭中具有情感表达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消费等经济活动来创造、维系和协商与他人的重要关系。
因此，儿童教育消费不仅在量上占据家庭消费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质上为家庭情感特别是亲子关系的建构与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不少研究把家庭当中不断攀升的儿童消费看作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达和心理补偿，以及父母用来维持亲情、创造家庭归属感的一种方式。从这一视角来看，儿童教育消费就不纯粹是属于儿童自身的消费，它牵涉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载着父母强烈的情感，是“父母之爱”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我国，许多父母自身很节俭，但在孩子的教育消费支出上，很少会吝啬。即使一些家庭不够富裕，父母仍然通过抑制其他消费，来满足孩子的教育消费，努力给他们构造一个教育机会充足的童年。很多父母希望下一代能够过上他们在童年时所不能享有的生活，拥有他们小时候所没有的东西。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父母之爱”是被消费文化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在童年日趋商业化的环境中，儿童消费文化的轰炸式炒作无疑是最大的幕后推手。正是消费文化操纵着儿童和父母的消费走向。当代消费文化的中心已聚焦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孩子成为连接消费市场与家庭的新通道，并已成为被“品牌捆绑”的人。其实大多数的家长也认识到了过度商业化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危害。但是，无论怎样批判和抵制，都难以阻挡儿童消费文化碾过的巨轮。
因为，童年的商业化，其原因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商业炒作这一外部因素，更为惊人的是，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家庭内部，导致在家庭结构变迁中，亲子关系的重构需要遵从消费文化的法则。杂志、广告、电视、儿童电影、电子游戏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们成为构建温暖、亲情和爱的新工具，并以亲情连接、温情诉求拉拢孩子，重构了健康、幸福和成功孩子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育儿观念。不送孩子去辅导班或兴趣班，反而被看成是父母对子女教育不负责任的表现。“爱他，就送他去上兴趣班”，成为许多父母的信条。这些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是探讨今日中国儿童教育消费的增长还是亲子关系的变革，都不能忽略这两者的内在关联，哪怕“父母之爱”是被建构出来的，在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支配着父母的消费选择。可以说，有多少“父母之爱”，就有多少兴趣班或辅导班假此之名以行，“父母之爱”是解读儿童教育消费增长的情感密码。
不仅如此，“父母之爱”还体现了家庭的教养方式，父母在子女身上投注的情感和时间的差异，是阶层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2010）一书比较了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对待子女的教养方式。她发现，中产阶级父母通常采用“协作培养”的模式，会给孩子安排各种课外活动，有更多的陪伴和积极的情感交流；而工人阶级父母一般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很少给孩子组织课外活动，并倾向于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两种“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从这里不难看出不同阶层的亲子关系对儿童教育消费的重要影响，而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阶层再生产之上。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和不惜代价的时间、情感和金钱投入，恐怕也正是源于对这一点的深刻感触。
▍研究分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写为CEPS）2013-2014基线调查数据对儿童教育消费进行分析。该项目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以学校为基础，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1.9万多名学生，其绝大多数年龄介于11-14岁之间。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父母对子女教育消费的影响，本研究只保留了由亲生父母、继父母所填写的家长问卷数据，只保留了学生在城镇学校就读、家庭居住在城镇社区的样本，共得到9272个有效样本。（编者注：篇幅所限，本研究的变量设定、研究假设及数据分析方法请参见发表原文，此处从略）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见，平均每个家庭用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为1883元，但在不同家庭结构中，存在较大的差别。如图2所示，独生子女家庭的支出比多子女家庭的支出要高很多，其中，独生女孩的费用支出最高，是独生男孩的1.41倍，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支出也大大超过男孩，是男孩的1.29倍。从图3来看，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略高一些。
在校外教育消费中，参加各类辅导班/兴趣班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如表1所示，参加校外辅导班/兴趣班的儿童已超过六成。事实上，不少儿童参加了不止1个兴趣班或辅导班。从样本应答百分比来看，在所有类型中，英语是最受欢迎的，其次为普通数学，然后依次为音乐/乐器、语文/作文、绘画、体育、舞蹈和书法等兴趣班。
进一步来看，儿童参不参加以及参加哪些校外辅导班/兴趣班也是因家庭而异的。这些选择背后的差异，折射出了父母们的教育理念和阶层偏好。从表2可以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兴趣班的概率最高，接近七成，多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者不足半数。而不管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女孩参加的比例都高于男孩。再比较儿童参与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的情况，可以发现，不管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比例都高于艺体兴趣班。当然，不同阶层家庭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二）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些家庭经济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白领的，即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相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非白领职业的家庭来说，儿童校外教育消费都要更多，由此可见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在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上要明显地高出很多，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要低一些，而差异都非常显著。此外，与双亲共同居住虽然会增加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但并没有统计显著性。
同时，亲子陪伴的时间越长，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就越多；亲子情感互动的程度越高，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也越多。
（三）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分析
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相较于家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非白领工作和家庭经济状况困难的儿童，家长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白领工作、家境中等和家境富裕的儿童，其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家庭更加重视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是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1.42倍。性别的影响是显著的。相对于女孩来说，男孩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更低，只有女孩的73%。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是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的儿童的1.13倍。可见，完整的家庭更能促进儿童获得校外教育机会，父母双亲的共同协作显然具有更突出意义。
在家庭对待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儿童校外教育活动参与中，母亲这一身份特征（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更为突出的。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母亲在儿童教育方面的高度介入，使母职呈现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儿童参加什么类型的兴趣班或辅导班，也会因家庭背景而异。通过横向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阶层都更重视参加核心课程辅导班的背景下，相对而言，那些家长职业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富裕的家庭，对儿童参加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力比参加课程辅导班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中产阶层家庭对儿童艺术、体育等方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更加注重学业之外的文化资本积累和阶层品味培养。
▍结论与讨论
首先，家庭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一方面，家庭子女结构改变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来说，作为家庭唯一希望的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相对于男孩来说，女孩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机会。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结构虽然对儿童校外教育费用的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儿童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影响却非常显著，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有着积极的影响。一方面，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越长，孩子可以获得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机会就越多。另一方面，亲子情感互动与交流越频繁，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于子女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母亲比父亲的投入更多，特别是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对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更加明显。也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往往表现得更为焦虑。对儿童来说，参加课外辅导班是一种“影子教育”，但对母亲来说，就是一种“影子工作”。
再次，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阶层化差异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不仅像其他家庭一样热衷于让孩子上各种课程辅导班，而且更倾向于把孩子送到各类艺体培训班中，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这是一种明显具有阶层化特征的教育消费实践。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待都非常高，为培育优质的孩子、积累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人力资本，不遗余力地投资孩子教育。而体制内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分布，使很多中产家庭转向校外教育消费市场，以寻求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保障孩子在学业竞争中获得更加优势的地位，这些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校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兴起。
但是，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盛行，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也使义务教育阶段减负政策难以起效，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儿童卷入到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中，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压”的乱象。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依然无法刹住校外教育消费市场大肆扩张的步伐？其中有制度和经济层面的原因，但我们同时还要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进行剖析：
校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发展，被塑造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儿童消费文化，迎合了大多数家长的需要，强化了儿童对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依赖，最终使校外教育服务产品变成了极富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家庭生活必需品。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发出通知，着力于整顿和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减轻中小学校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是为什么大多数家长们并不领情。家长们并非不想给孩子一个宽松和快乐的童年，只是教育机会的激烈竞争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显露出来了，为了“美好的将来”，家长们谁也不敢轻易减轻课外负担，否则无异于自我掉队。尽管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就会减少。
事实上，儿童教育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影响着父母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投入。不管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只要还存在着阶层流动的焦虑和冲动，只要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个体命运或家庭地位，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就不会减少；相反，只会得到父母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既无意为日益变味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正名，也并非一味地批判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而是试图承认它们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功能。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儿童消费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儿童消费文化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儿童的侵害者，它也给儿童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知识库，为儿童间的交流和玩耍提供了一个基础，他们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和同学、朋友共享一种文化的欲望，也是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
我们在面对当前日益增长的“宝贝经济”时，看到的是儿童消费已经构成家庭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消费却很难套用批判性的消费理论来解释。因为儿童消费对父母和家庭来说是极富意义的行动策略：它有可能是父母们由于忙碌而缺乏对儿童陪伴的一种心理补偿（如给更多的零花钱），可能是一种打着“为儿童”旗号的怀旧消费，也可能是力图通过提升儿童教育消费来为儿童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还有可能是为了融入某一阶层群体而对儿童消费文化的遵循。
因此，在父母眼里，校外教育消费活动并非总是嫉妒、炫耀和攀比，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爱、尊严、希望或某种竞争性的生活意义。艾莉森·帕夫就认为，现代消费创造了一种“尊严的经济学”（economies of dignity），对许多家庭来说，不断攀升的儿童消费或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种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从家庭内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儿童的情感价值已超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并成为家庭情感连接的重心所在，不断增长的儿童教育消费也成为表达父母之爱的一种方式。从家庭外部竞争的角度来说，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未来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力量，因而成为家庭最好的投资品。购买校外教育服务，就是“购买希望”。父母们把对孩子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在教育方面获得成功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获得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哪怕这样的投资会影响到当下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感。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为“‘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注释从略。 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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