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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科技巨頭七宗罪
法幣體系三支柱——央行、財政和金融，結果現在科技巨頭想做的事兒都直接對三支柱產生了衝擊。
歡迎來到智堡全新的視頻系列，我想以《世界經濟的裂隙》這個系列原創文章作為開篇（看這裡和這裡）。當時這篇文章受到不少業內同僚的好評，但由於閱讀門檻較高，傳播範圍不是很廣。在這個系列文章中，我提到了近年來頗受投資者關注的明星版塊——科技行業。
對於科技巨頭，我們耳熟能詳的有我們國家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在海外，則是FAANG，Facebook、亞馬遜、谷歌Google、Netflix奈飛以及蘋果Apple，當然，還有眾所周知的微軟等等。今天我們的視頻就想給大家細數下科技巨頭的七宗罪。這七宗罪可不是我裁定的，有些也不能稱之為罪，最多隻能說是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受到政府和主權管理當局的關注，也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第一宗罪
第一宗罪是壟斷與行業的高集中度。
我們的視頻標題實際上已經包含了第一宗罪：太大了！我想通過三組數據來說明這一點。首先，從市值來看，目前這些科技巨頭的市值已經超過了我們心中的那些金融巨頭——全球最大的投行摩根大通在視頻製作當天的市值是4100億美元，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的市值已經是摩根大通的兩倍還多，高達893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老牌車企通用汽車的近18倍，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的3倍多。而另外兩家科技巨頭，亞馬遜的市值則是8655億美元，不存在的網站臉書市值則是5670億美元。在美股市場，科技巨頭的市值規模已經完全超越了傳統工業的老大哥們。或許，只有預估市值在1.5萬億美元沙特阿美的上市才能超越他們。
對了，可不僅僅是美國的科技巨頭市值高，我們國家的科技巨頭——騰訊與阿里巴巴的市值也都超過了4000億美元，這個市值水平也超過了摩根大通。
是的，時代不一樣了。還在看那些地攤金融文學中扯皮的美國金融霸權和原油霸權嗎？它們或許需要更新了，科技霸權這個詞或許更吸引人一些，現在可不比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了。
如果說，市值的遷躍只是一個市場結果，那麼其背後的成因是什麼呢？顯然，多種因素的交織促成了這一趨勢，但和市值趨勢相匹配的則是產品的壟斷和滲透。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移動支付的興起，甚至衝擊到了中央銀行推廣的產品——如果我們把錢包裡的人民幣現鈔視為央行的市場產品的話，人民幣已經被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擊敗了。頗為諷刺的是，上一輪所謂的金融科技創新潮中，ATM可是其中的代表。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在10年前曾說過，銀行近20年來最有用的創新就是ATM機。但他一定沒想到十年後ATM會因為移動支付的興起而變得如此雞肋。同樣的例子還有地鐵裡的售票機和麥當勞的點餐機……在小程序點餐的時代，點餐機的人力替代又顯得多餘了起來。
有關壟斷和滲透，微軟仍然是一個不過時的案例，但我想大家肯定已經聽膩了。再說個新鮮的，或許就是科技巨頭對廣告行業的衝擊。根據巴克萊的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來看，傳統信息媒介的廣告份額近幾年來不斷在被數字廣告的份額蠶食，電視、電臺以及出版物的廣告份額目前僅為41%，數字廣告則為47%，剩下為其他形式的廣告。想來，這個變化也合情合理，畢竟互聯網和新科技改變了我們的注意力和時間投入的結構。
在今年的3月8日，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發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她提出的拆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議，特別提到了亞馬遜、谷歌和Facebook。沃倫認為，這些公司積聚了過多的權力：“近一半的電子商務活動是通過亞馬遜進行的”，而“超過70%的互聯網流量是通過谷歌或Facebook擁有或運營的網站進行的”。 美國有一個悠久的傳統，當公司變得太大、太占主導地位時，就會被分拆。
有關壟斷和集中度我們就先談這些，隨著視頻的推移，支持第一個“罪名”的數據會越來越豐富的。
第二宗罪
第二宗罪是綜合的跨境靈活性，這種靈活性包括避稅、離岸生產和跨境融資。
過去的幾十年，全球化可謂深刻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結構，全球化重塑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而中國加入WTO以後，切實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處。作為普通百姓，我們也獲得了更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務。但或許我們都忽視了一點，全球化最大的受益經濟部門，實際上是企業部門，而科技企業在互聯網天然的自由屬性的加持下，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得益者。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世界經濟的裂隙》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對企業而言，全球化使得他們更具備跨境業務上的靈活性，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自由地貨幣錯配，在實際的資本開支上也擁有在全球合意的國家部署其生產資本的自由度。這種金融和經濟上的跨境靈活性倚仗的是強大的離岸美元市場和自由的美元流動性。但主權部門卻蒙受了稅基的損失——一家科技企業可以註冊在離岸避稅天堂，在法蘭克福進行歐元融資（因為利率更低）後換入美元，在中國部署自己的生產線，隨後再在全球出售自己的商品，最終把利潤部署在海外而非回匯（避免納稅），在離岸創設一個資產管理公司以後再將大量的現金投入到貨幣市場中——比如買入美國國債——成為主權當局的債權人。
這段裡有不少專業名詞，換句人話來說，企業在三個層面有卓著的靈活性，第一是想註冊在哪就註冊在哪，自由選擇最寬鬆的營商環境和最合意的納稅所在地；第二是想在哪經營就在哪經營，自由選擇綜合成本最低的生產國，需求最大的經濟體；第三是想怎麼管錢就怎麼管錢，自由選擇融資成本最低的方式，然後再把錢再全球金融市場上投出去。
相信各位都對“避稅天堂”這個詞有所耳聞。智堡就此問題已經做了不少的翻譯工作，有關這一主題，建議大家直接在智堡閱讀Gabriel Zucman的諸多成果。在1985年至2018年間，全球的公司稅率從49%下降了一半多，到24%。為什麼公司稅率下降了呢？一種通行解釋是，全球化導致各個國家對於生產資本的競爭日益激烈，通過降低稅率，各國能夠吸引更多的機器、工廠和設備投資落戶本國，提高本地勞工的生產力，進而提振薪資水平。但這種觀點似乎只是經濟學家的臆測，當下的大型跨國企業並未如預期一般向低稅收國家轉移有形資產，他們只是把錢搬了過去。2016年穀歌母公司Alphabet在百慕大上報了192億美元營業收入，然而他們在當地幾乎沒有僱員，更沒有任何有形資產，有的只是0%的企業稅率。
蘋果的故事則和愛爾蘭有關，2011年蘋果在愛爾蘭的子公司“蘋果銷售國際”（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公佈的利潤總額達22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因愛爾蘭的稅收優惠待遇而免稅的）。但截至2012年，該公司的當地所有業務加起來只僱用了2700人。 在2012年，美國公司的愛爾蘭子公司報告的利潤總額達1350億美元，約佔愛爾蘭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0％。而亞馬遜在盧森堡子公司則公佈了共680億美元的利潤，這一數字超過了盧森堡的GDP約20％。有人可能會問，盧森堡的GDP怎麼會比在這裡註冊的子公司的收入之和還要低？事實上位於避稅天堂的子公司所公佈的大部分收入都產生自國外，因此不會增加避稅天堂的GDP。
我們再來看科技企業經營上的靈活性帶來了什麼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產業政策的核心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生產外包導致了美國製造業就業的流失，工作機會被其他國家“搶走”了。從數據上看，這是切實存在的問題。大體量、低薪資的出口導向型國家陸續興起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在1990年至2011年間，美國製造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崗位。這些企業在國外建立生產設施，並將中間產品運回美國。導致的後果是對國內製造業工人的需求減少。最好的例子可能還是蘋果，在我們國家的股票市場有個概念板塊叫蘋果產業鏈，這足以可見蘋果離岸經營網絡之強大。
我們還可以在貿易數據上看出科技巨頭的影響力。2017年，服務貿易總額為5.1萬億美元，與全球貨物貿易總額17.3萬億美元相比相形見絀。但在過去10年裡，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商品貿易快60%以上。包括電信和IT服務、商業服務和知識產權費用在內的一些子行業的增長速度是商品貿易的兩到三倍。 要知道，這其中還有一部分隱形的貢獻—— 貿易統計數據沒有追蹤日益飆升的跨境免費數字服務，包括電子郵件、實時地圖、視頻會議和社交媒體。例如，維基百科包含大約300種語言的4000萬篇免費文章。每天，全球的用戶都可以免費觀看YouTube上超過10億小時的視頻內容，而Facebook和微信每個月都有數十億人在使用。這些服務無疑為用戶創造了價值，即使沒有貨幣價格。
以上就是企業在全球化潮流中所享受到的高人一等的跨境靈活性。顯然，避稅對於政府來說可不是件好事。跨境靈活性就是科技巨頭的第二宗罪。有些觀眾可能會問，你是不是漏講了“錢”的靈活性呢？彆著急，我們之後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第三宗罪
科技巨頭的第三宗罪是高度金融化與企業資本開支的畸形。換句更俗得話來說，科技公司的錢太多了，而且花的地方不對。
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你會覺得憑本事賺得錢，這怎麼就不合理了呢？這個問題，我們作為視頻的製作者只能保持中立。我們先來還原“錢太多”這件事兒，科技巨頭到底有多富呢？
我們剛才提到了科技企業離岸避稅的問題，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後，他推出了《減稅與就業法案》，其中規定美國跨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僅在回匯回美國時才從屬於美國稅制。這種稅制體系促使企業更傾向於將利潤保留在國外 。但隨著法案的引入，美國轉向了屬地稅制體系，企業利潤在被賺取時就需要納稅；自此，美國跨國企業的海外利潤不再在回匯時從屬於美國稅制了。在轉向新的稅制過程的同時，減稅與就業法案還將一次性對現有的離岸現金存量徵稅，無論你是不是回匯美國。
根據美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 美國企業在2018年回匯了7770億美元，即截止2017年底的總離岸現金持倉存量的78%。 是的，美國企業在離岸積聚了1萬億美元規模的資金，其中大型科技巨頭的份額超過60%。離岸儲蓄的分佈不僅在行業上是扭曲的，在公司層面上也是如此。前十大控制了超過6000億的離岸儲蓄，之後的十位則控制了1250億，其後的十位是700億。剩下的120家控制了1500億。該分佈與全球財富金字塔分佈驚人相似：就像那10%的富人控制了超過80%的全球財富那樣，最富的10%的美國公司控制了80%的離岸公司儲蓄。
對於中國人來說，儲蓄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兒，企業有儲蓄也很正常呀，這和高度金融化又有什麼關係呢？
科技企業的錢並不是傻傻的趴在銀行賬上吃利息，他們非常活躍地把資金投資到金融市場當中。瑞信分析師Zoltan Pozsar在一篇報告中拆解了前十大富裕企業的投資組合。他們的總儲蓄從2008年的10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超過7000億美元。而這些錢最終的流向是資本市場！他們購買的金融資產五花八門，其他公司發行的債權、美國國債、抵押貸款和資產支持證券，還有貨幣基金等等。債券，而非現金，才是巨頭們的離岸儲蓄之主要載體！
科技巨頭早就不是單純的科技巨頭了，他們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資產管理公司。只有花旗銀行所持美國國債規模大於微軟，後者所持美債規模為美國銀行/J.P.摩根的兩倍。同時，谷歌與思科所持美債亦多於BoNY或State Street。
金融上的靈活性是雙面靈活性。我們剛才討論的是資產端的靈活性，而資產負債表的另一端，是這些企業的負債的高度靈活性。美國的科技巨頭髮行債券的利率極低，他們可以輕鬆融到非常廉價的美元和歐元資金。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大型的科技巨頭髮行債券的成本，相比於美國國債的發行成本僅高出0.1%左右！這是多麼恐怖的一個數字呢？這說明科技巨頭的信用已經和政府部門差不多了。他們發行債券的成本不僅遠低於一些國家，還低於金融行業的投行們。這在過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也因為這種借錢便宜的天性，科技巨頭的高度金融化順理成章。當你的融資成本足夠低的時候，你就有足夠多的套利空間。想像這樣一個例子：科技巨頭在歐元區以接近0%的利率融資一筆歐元，然後再把這筆歐元借給那些想要投資歐元的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交出了美元作為互換，隨後，科技巨頭的資管部門可以把這筆美元用於投資美國債券市場，只需要承擔很低的風險就可以完成低息融資高息回報的金融套利。
事實上，這些科技巨頭就是這麼做的！而且他們的金融把戲更直接。那就是畸形的資本開支。
對於一家企業而言，合理地進行資本配置（Capital Deployment）是得以保持基業長青的重要進程。但是近年來，科技巨頭的資本配置結構產生了明顯的異變。或許和其業務屬性也息息相關，科技企業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資本開支，他們的錢大多被用來併購潛在的競爭對手來維持壟斷（M&A），通過研發支出來維護自身的技術優越性和產品（R&D）迭代，此外則被用於金融目的——回購自家的股票，還清即將到期的債券。
近140年來，美國企業一直在向股東返還現金。美聯儲分析調查了美國非金融企業中，前十五大海外現金的持有者是如何配置其回匯的資金的——並和其他標普500非金融企業進行了對比。 自2017年底減稅與就業法案通過後，這十五家企業的股票回購量即刻銳增，回購量從2017年的860億美元上升到了2018年的2310億美元。
當然， 這十五大現金持有企業的投資也在增長，但是，投資活動的增長並沒有股票回購的增長來的誇張。高盛的研究表明，市場上所盛傳的回購擠佔資本開支的假設不夠嚴謹，從數據上看，回購的規模確實在變大，但企業資本開支、併購和研發的支出也在上升，只不過是兩者的缺口變小了。能夠產生最高資產回報率的公司，也是那些在資本支出和研發方面投入最多的公司。
因此，我們可以說科技巨頭確實在高度金融化，在指責科技巨頭的金融投入擠佔實體投入，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第四宗罪
第四宗罪和第三宗罪有著高度相關性，科技巨頭如火如荼的股票回購背後還有一大利益關聯方，也是美國金融市場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玩家——資管公司。
美國三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先鋒領航和道富環球顧問總共管理著逾14萬億美元的資產。2009-18年，流入三巨頭的總資金超過3萬億美元，佔同期所有流入主動和被動型基金總資金的82%。這三大巨頭對美股上市公司所有權佔據主導。過去20年裡，三巨頭持有的標普500指數成份股比例增長了近四倍，從1998年的5.2%增至2017年的20.5%。對於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司而言，每10張選票中，三大資管公司就佔據4張。
作為A股市場上的散戶小韭菜，在買賣的股票時候我們知道自己的對手盤很有可能也是一個散戶小韭菜。但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中，機構投資者佔據了絕對主導。以美國為例，從1950年到2017年，機構投資者持有的公司股權增長了十倍，從6.1%增加到65%。因此，機構投資者現在控制著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並對這些公司的投票結果產生主導影響。要知道，基金經理總是在公司選舉中投票，而其他一些股東——尤其是散戶投資者——的投票程度要低得多。
對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司而言，三巨頭投下的總票數平均約佔25.4%，遠高於它們平均約20.5%的總持股比例。同樣，對於羅素3000指數成分股公司來說，三巨頭的投票佔總投票的比例平均為22%，也顯著高於它們平均約16.5%的總持股比例。
要知道，股東的投票會深刻地影響到一家企業的治理狀況。據研究調查，三大資管公司的投票中有90%是與管理層“站隊”的。有不少研究者懷疑，這種高度綁定會形成一個激勵循環——一方面同意對管理層增加薪水（利於管理層）→通過回購股票推升股價（利於資管公司）。但這只是一個猜測。
我們可以先看看他們抱團所反對的事兒——研究表明，三大資管公司總是會和管理層一起反對積極主義投資者對公司的介入——也就是那些喜歡搞事兒的股東。股東積極主義是指通過行使股東權利而向公司管理層施壓，進而促使企業改善、股價上漲的投資策略。這類投資者顯然不受溫和型的資管公司的待見。資管公司也不喜歡公司管理層出現人員更迭，這或許與對管理層的控制力有關。
此外資管公司還對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相關的議題比較反感。這也比較好理解，環境和社會責任從商業利益上看或許無法帶來直觀的利益。
總的來說，第四宗罪就是科技企業在金融市場中和利益關聯方形成了合力，並通過一套比較固化的股票回購-股東管理層關係形成了利益閉環。
第五宗罪
貧富差距近年來一直是經濟學家非常關注的話題，其導火索是皮克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其中最容易受到大眾關注的一組數據，就是美國最富裕的前1%，佔有了幾乎40%的總財富。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財富的集中度太高了。很多觀眾看到這裡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集中度”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們會在以後特別做一期有關美國經濟集中度異象的視頻。
對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關注導致對首席執行官薪酬的關注日益增加。而科技巨頭的CEO們毫無疑問又成了眾矢之的，扎克伯格現在嚇得只敢領一美元的年薪了。但恐怕即便不領錢，也是無法規避質疑的。領多了，給你扣不平等的帽子；領少了，給你扣避稅的帽子。相信大家一定記得馬老師那句我都沒碰過錢，我對錢沒有興趣吧。最後這段視頻在B站變成了鬼畜素材……呵呵。
回到有關CEO薪資的數據上來。蘋果CEO庫克年薪近1600萬美元，是蘋果員工收入中位數的283倍。微軟現任CEO納德拉總薪酬4290萬美元。貝索斯的年薪僅8萬美元，結論是亞馬遜果然什麼都便宜？別忘了他可是剛剛接過了首富的位置。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所提供的數據，自1978年以來，CEO的報酬增長了940%，但普通勞工的報仇僅增長了12%，CEO的薪資報酬漲得比美股還快。這裡我就不再羅列各種數據了。各位感興趣可以直接去看這份報告。
在我們國家，或許薪資上的不平等並不是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相比於錢，我國群眾似乎對時間的匱乏更在意，之前的996事件就是對加班文化的一種反思。這種文化矛盾或許不存乎於管理層和員工之間，要知道，中國的CEO們和創業者可是都很拼的，全員996不是新鮮事兒。
如果說貧富差距是人民的內部矛盾，996就是企業作為一個部門與居民部門之間的問題了，居民部門的時間結構被高強度工作給扭曲了。對於工作時長的問題我認為訴諸數據還不如訴諸以人文，勞動確實和價值有關，但也和價值觀有關。
在我看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超越生活本身。這也是我自己在智堡推行的文化。我認為我們國家一直推崇高工作強度的企業文化是有問題的，相比之下我更傾向於工作上的一以貫之所提供的穩定性，而非保持高強度所指向的利用率思維。就像每天陪伴你的CPU不可能一直100%或者在超頻狀態下持續穩定地工作下去一樣。哪怕你真的把人當作機器，機器也是會壞的。好像有點扯遠了。行吧，第五宗罪就講到這兒，這一部分主要講得是人和人之間以及人和企業之間的失衡關係。明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不平等和勞工權利也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比如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以及伊麗莎白沃倫的財富稅提案，科技企業和CEO們想要逃過政府的再分配行動是不可能的。另外，近年來ESG的概念特別火熱，這個概念簡言之就是讓企業承擔更多的公共責任和義務，也算是改變企業部門相對於私人和政府部門地位的一個大方向。
第六宗罪
第六宗罪涉及網絡主權和數據安全。科技企業未來會在這個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多的麻煩。由於我們在之前的內容中提到的跨境靈活性，科技企業不得不與各個國家的政府展開數據層面的博弈。為了這個視頻可以過審我就不談我們國家的數據政策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侵犯公民信息罪”，瞭解下最近的大趨勢。
在上一輪硬件革命帶來移動互聯網行業的崛起之後，科技巨頭們 (Big Tech) 把住了三點命門：有資金，有渠道，有數據。通過滲透不同領域獲得的海量數據交叉比對得出的用戶畫像，結合直達移動終端的流量精準投放，再通過用戶天然的道路依賴培養產品生態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科技巨頭可以做到對整條價值鏈的首尾通吃，連一點殘渣都不會剩下。
最重要的是，當下最前沿的創新研究，不論是量子計算、神經網絡還是聚變能源，其內在原理極為複雜，研發和運營成本極為高昂，這樣的新技術，只有已成氣候手握大量資本的組織才可能駕馭。2018年全球初創團隊達成種子輪交易的案例數量，較2015年巔峰時的數據銳減過半，成功融資數量亦較前一年同期下滑30%，這並非巧合。而與此同時，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微軟，已經從昔日的“五大科技公司”，發展成了“市值最高的五大上市公司”；毫不誇張地說，它們一個個拎出來都能吊打一箇中等程度地發展中國家。
數字/網絡主權概念的興起和數據安全問題是互相依存的。已經有不少科技巨頭因為“安全問題”在其他國家的業務吃了虧。比如Facebook吃了歐盟GDPR的虧，TikTok吃了美國的虧，當然你也可以說谷歌吃了我們國情的虧。
對於我們國家的金融科技企業，比如阿里巴巴來說，可能需要重視這個風險。理由很簡單，支付寶作為支付工具享受著得天獨厚的產品優勢，而這些優勢是美國的一些科技巨頭比不了的。這是最近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一次有關數據安全的會議上一位研究者提到的觀點。首先，中國人多，無論是遊客還是移民，因此在海外總能找到用戶；第二，中國商品多，作為出口國，哪都有中國的品牌；第三，支付寶本身就是很好的支付產品。這三點已經足以讓其他國家的政府引起重視了。
之所以科技巨頭開始在數據問題上吃虧，原因就在於主權部門對此問題開始甦醒了。主權部門現在想要奪回對數字空間的主導權以及對數據產權的支配權。方法很簡單，立法加稅收，來自主權部門的罪與罰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第七宗罪
最後一宗罪的帽子扣得有點大，當然，過於強大的科技企業所必須面對的指摘。那就是他們衝擊到了主權治理。
綜合之前的所有內容來看，你會發現科技巨頭確實過於雞賊了。
首先，剛剛談到的網絡主權和數據壟斷，引起了主權部門的警覺，這個領域所觸及的敏感點是“數據”和“輿論”。
其次，高度的金融化，高度捆綁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其模式積聚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第三，避稅，衝擊到主權部門的財政收入，這可是主權部門的飯碗問題。近期熱火朝天的電子煙問題，也可以從菸草稅的角度切入。
第四，與居民部門關係失衡，卻需要主權部門加以投入管理。比如，解決貧富差距，需要主權部門實施財政政策，來促進再分配，額外增加財政負擔。
第五，欲涉及貨幣業務，比如Facebook的Libra，這個問題大家可以看我過往講Libra的視頻。
看過智堡過往視頻的朋友們都非常熟悉主權部門的法幣體系三支柱——央行、財政和金融。結果現在科技巨頭想做的事兒都直接對三支柱產生了衝擊。
視頻的最後，我想引用兩段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數一數出現了多少個“治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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