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中国人民正同仇敌忾战毒魔。
这几天，多份世界著名科学期刊，特别是医学类科学期刊，几乎同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聚焦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比如，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和《英国医学杂志》（BMJ）分别连发8篇和6篇文章来揭示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法，以及报道相关新闻等。还有不少研究团队，在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发表学术论文之前，通过预印本等平台公开研究成果，希望能与更多同行共享数据。这波“新冠”论文潮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对此没有人会怀疑。其速度之快、视角之广、数据之丰，令人更对科学抗疫的前景充满期待。
但是，有业内人士仔细探究，《柳叶刀》的8篇文章中只有2篇确实就肺炎的临床表现和传播途径做出了研究，其余6篇评论分别在呼吁快速共享科学信息、保持个人卫生等对疾控的重要性，还有的是国外大学教授对于医药学专业学生培养的见解。发表文章固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比发表文章更重要的，是研究本身能不能造福民众，以及如何更早更好地造福民众。
也是近日，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议。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迅速展开科研，分析了新型病毒的基因数据，为了世界更好地控制病毒疫情，该团队还把破解出来的信息共享了出来。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却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团队沟通的情况下，提前利用复旦在专业网络平台上共享的数据抢先发表科研论文。此举令张永振教授团队颇感气愤。
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换个角度来看。在科学研究领域，科研人员从事的工作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研究，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前者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历年的诺贝尔科学奖主要是对自然科学领域基础性研究的褒奖。在这方面我国的差距还相当大，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对于应用性研究，这主要是为了攻克某一项临时性、突发性的重大课题而展开的“应急性”研究。从当年的抗击非典到这次的擒拿新冠病毒，都属于特需特急的攻坚战。不过，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终究是严谨的，是千锤百炼的，不像排演节目那样可以轻松过关，更不是只为了“蹭热点”而博眼球。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科技部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要求科研单位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疫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通知要求要求科技人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大局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发挥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加强有关实验数据、临床病例、流行病学统计等数据、成果的开放共享，共同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科技应对工作。通知还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月27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加快疫苗研制进度，对研究表明有一定效果的药物抓紧审批投入临床使用。这是对相关科研工作者发出的战斗号令。
看一看无数个像钟南山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吧。他们身临热点疫情中心，正穿着厚重的、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奋战在实验室里，在一个个试管、一台台精密仪器和不断刷屏的大数据面前，熬过黑夜迎来晨曦。
用科学战胜毒魔，诚然离不开长年基础性研究的厚积薄发，更离不开临危受命的科研战士为夺取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一触即发。说到底，最终就是靠钟南山们的踏实、严谨和求真务实。2003年，我们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就是这种精神的使然。同样，这次我们坚决打赢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更需要全体参战的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把扎实的论文写在救死扶伤的临床第一线，最终迎来在实验室里制服毒魔的欢呼声。
这才是真正的千秋功名。
王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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