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5日晚上，祥鵬航空公司空姐李某在乘坐滴滴順風車的過程中遇害，警方通報，順風車司機劉某為犯罪嫌疑人，5月12日，在一河渠內打撈出劉某的屍體。
空姐打車遇害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北京時間 瞭解到，有不少乘客在打網約車的過程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對個人安全有威脅的事情。我們採訪了4位網約車平臺的用戶，他們都曾經通過網約車平臺約到出租車、快車、順風車等不同的服務，對於網約車安全，他們有不同的經歷與看法。
01 “我覺得乘客應該什麼都不做”
在出行方面，非公共交通佔據子彈日常出行的45%，其中八成是通過網約車平臺叫車。作為金牛女，省錢是王道，快車、出租車是她常用的選擇。
她在約車的過程中，有司機說過“把她的頭擰下來”的話。
事情發生在2017年，具體時間她已經遺忘，“但肯定是白天，上午十點多”。子彈從外地回京，在北京南站準備打車回學校，可排隊叫車的人太多，她通過網約車平臺叫了一輛出租車。
“一上車，司機還挺熱情的，他說，看你這麼個小姑娘，提這麼大個箱子，半天叫不到車”，子彈並未設防，她本能地覺得大白天打車，挺安全的，沒事。
一路上，她和司機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直到走到一個紅綠燈路口。紅燈，司機從駕駛座轉向後排，子彈坐在司機的斜後方，距離司機最遠的地方，“他要加我的微信”，子彈一下有了警覺，不願意給。
“我說下車再給吧，我其實不想給”，司機半玩笑半威脅的說，如果不加微信，他就不往前開了。子彈沒辦法，加了好友，但瞬間把朋友圈屏蔽了他。
等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司機又說了一句話，“回去你不要把微信刪了，不然我找到你，把你頭擰下來”。
子彈還在車上的時候，男友就讓她把司機的監督卡、車牌拍下來，準備投訴。可真等到要投訴的時候，子彈退了一步。“我當時有點害怕，說隔兩週再投訴吧”，她怕司機真的回來報復她。
後來，她也多次遇到網約車平臺叫到的車與APP信息不符的情況，有些見怪不怪了。
今年，子彈離開北京到上海實習，“某網約車平臺在上海開始弄嘛，有很多套牌，當時它在APP上發了，如果發現套牌的話，舉報就獎勵，但是我就覺得人家賺點錢不容易，我就想算了吧”。
她說，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隱患，她的不舉報不僅是放棄了自己的權利，更是沒有為其他乘客盡到義務。“有時候，平臺出了一些規則，用戶、司機不配合也挺難的”，但不管怎麼說，網約車平臺一定要提供一個更加強有力的約束機制。
“我覺得乘客應該什麼都不做，我去享受一個服務，我害怕這個服務傷害我，挺慘的。就像我去餐廳吃飯，還要怕這個餐廳下毒一樣。”
02 “不光乘客出事，司機也有丟的”
空姐遇害一事發生之後，網約車司機張省就格外關注，他開網約車兩年多了，第一反應就是，“肯定是馬甲車，人車不一致的套牌車”。
張省說，馬甲車並不是一個偶發現象。
“我給你講一個比較經典的故事吧，我們一個司機住回龍觀，打了一個車，車牌號是京D，司機就懵了，京D是北京交警的車牌號，結果來了是一個外地牌照D，前面的字不一樣，後面的全一樣，或者尾號一樣。”
他還透露，專門有人在從事這樣的行當，“幾百塊錢就能改”。
當乘客發現車牌不一致，提出疑問的時候，司機的解釋也往往就是，車去保養了，那輛車限行等等。從北京的範圍看，遠區郊縣這種情況較為普遍。
儘管網約車平臺被曝光的事故較多，但從整體看，他覺得，網約車的市場安全還是有保障的，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證車輛信息、人員信息與乘客客戶端顯示內容一致。
5月16日，有媒體報道稱滴滴司機與家人失聯，失聯前，曾接單跑順風車。
“不光乘客出事，司機也有丟的”，但在張省看來，司機失聯遠沒有乘客那般受重視，司機是相對弱勢的，威脅司機安全的事也常有發生。
“我就碰上過醉酒乘客，不太願意付賬，還想跟你‘借’點錢花”，言語上、甚至動作上都對他有些不客氣，“我還是比較機智，就直接把車開到最近的派出所附近，請他下車”。
網約車平臺對於司機還是有一些安全提示的，“比如說晚上，我要是接到一單是簋街那邊的，它就給你一條提示，該區域醉酒乘客較多，請不要與乘客發生激烈爭吵”，很偶爾的，當司機接單去比較偏遠的地區，會有一個語音電話來確認位置與安全。
但也就僅限於此了，他覺得作用不大。
“能不能在乘客和司機客戶端端口上都設置一個一鍵求助或者一鍵報警的按鈕，對於乘客和司機來說，都是一個保障”。
張省始終覺得，作為網約車平臺，不能只想著有多少流量、多少司機、多少用戶，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在安全問題上，應該盡到引導司乘雙方的義務，“引導司機的心理狀態、工作理念，引導乘客的消費意識和安全意識”。
在網約車司機的圈子裡，流傳了一句話，出租車司機用十年把乘客變成孫子，網約車司機一年把乘客慣成大爺，“應該互相尊重的”。
有時候，安全事故就是因為一句話的事。
“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覺我每天拉頭四五個活的時候，心情都特別好，快到收車回家的時候，就不想說話，一是累，二是覺得煩了，有時候就想跟別人找找茬，但是我知道那樣不對，我能剋制。”
有網友建議，網約車平臺應該加強對於司機的管理，張省不爽，“我們都沒簽勞動合同，沒有對我們任何的保障，它憑什麼管我們”。
儘管現在對於網約車司機的爭議很大，但張省仍然相信，絕大多數的司機都是沒問題的。
空姐出事的第二天，張省在首都機場也拉了一個空姐，他下意識地讓空姐坐在了後排。
“她說，師傅，空姐出事了您知道嗎？我說，空姐出事了，您知道嗎？她說，我們同事說一定要小心，我還是喜歡坐在前面和司機聊聊天，她說我相信大部分司機都是好人”。
這一段對話，讓張省有些安慰，再提起仍然滿臉笑容。
從根本上講，張省認為，網約車平臺之所以出諸多安全問題，在於平臺的機制，“如果網約車就是合法了，我就可以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來去做這個，機制必定要健全，如果還是像現在這樣，半黑不黑的，這樣的事情還是會發生。”
03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教女生自保上”
28歲的翩翩，加班、聚會，有一段時間，在晚上打車比較頻繁。
因為工作地點相對偏僻，在路邊攔出租車幾乎沒戲，絕大多數時間，她習慣用網約車平臺叫車。
在她看來，在空姐出事之前，網約車的安全指數還相對較高，但現在，至少短時間內，她不會再嘗試順風車。以前，她直觀地覺得出租車相對安全，“好像出事之後，感覺都不怎麼安全”。
有一次去朋友家玩，回家的時候有些晚了，她叫了一輛快車。
“那個司機就一直在跟我聊天，大晚上我又不好不理他或者激怒他，過了一會兒，他就跟我要微信，我覺得是不是太熱情了”，司機讓翩翩感覺不適，但她畢竟在車上，還是以和諧為主。
司機一直在跟她套關係，而且提到了是老鄉。
翩翩是河北人，“當時我還有點奇怪，誒，現在不都要求京牌京籍了嘛”，司機下面的話讓她更謹慎了。
“他說，他只是車主招募來的，車主有很多車”，翩翩想問，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他在平臺上到底有沒有註冊都是一個問題，他跟車主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如果平臺下面是成組織運營的話，網約車平臺是否知道，平臺對這種事瞭解多少。
心裡已經翻江倒海，臉上還是不漏聲色。
“假如我那時候出現問題的話，人找不找得到都是一個問題，好在他不是什麼壞人。”
有一段時間，翩翩晚上經常需要出門。她跟朋友說，這段時間她會比較忙，如果真找不到他，就請警察去查她的網約車賬號，上面有她近乎全部的出行記錄。“一邊調侃，一邊也是事實，其實挺無力的”，最後留下的只是一條線索，並不能對當下她的安全有所保障。
不可否認，女性被曝光受到網約車司機侵擾的案子相對較多，性侵、性騷擾是常出現的關鍵詞。
“好像大家很樂意去報道女性受害的案子，很多男性受害是沒有聲音的，但是從打車這件事來看，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到偏僻地方的危險性都要比鬧市區要高”。
另外，翩翩最反感的，是譴責受害者的言論。
“大家總是要教育女孩應該怎麼做自保，怎麼避免被性侵，不要晚上打網約車，不要穿著暴露”，她認為，焦點不在於女孩的自保，而是網約車平臺的責任、產品的升級，提升網約車犯罪成本等社會問題上，“法律也好、輿論也好，提升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翩翩也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她認為，“互聯網都是有一個模式、有一個想法我就去做，先把用戶拉進來，出了事我再去補窟窿、想辦法，其實責任意識稍微弱了一點”。
即使到現在，她也是自求多福的狀態，“我最近想去學巴西柔術，我覺得只能靠自己”。
04 “安全沒辦法重來，一次就要做到百分之百”
王曉晴是一個產品經理，同時也是各個網約車平臺的深度用戶，她習慣從職業的角度分析不同的產品。
但作為出行服務的提供者，她首先關注的就是安全。她說，產品經理會有一個Bug的容忍度，很多事情可以通過技術的提升去改變，唯獨“安全沒有辦法重來，一次就要做到百分之百”。
她也注意到，自從網約車被大眾接受以來，網約車平臺在不斷提升安全性。比如，增添緊急求助功能。
“緊急求助在一個不是特別明顯，但是能找到的位置”，她曾經誤觸過，客服非常及時地給她打來電話，確定她的狀況，讓她感覺還不錯。但也有人表示，自己誤觸過緊急求助，在下車之後才接到客服的電話，“如果不能馬上打來電話，用處似乎也不大”。
由於網約車平臺很多司機都是使用私家車進行運營，車內幾乎沒有安全設施，“比如隔板，沒有物理上的防護”。在王曉晴看來，真正出問題時，乘客能夠依賴的只有自己的手機，如果手機被控制了呢？幾乎沒有安全性可言。
王曉晴注意到，5月16日，滴滴作為空姐遇害案的相關責任平臺，發佈了整改措施，其中，平臺向社會徵求建議。
一是考慮對行程進行錄音（將明確告知用戶，並經過用戶授權方可使用軟件），錄音不保存於個人手機，直接加密上傳服務器，保留72小時後刪除；二是考慮將來在車內增加視頻監控功能；三是不涉及人身財產和公共安全犯罪的刑滿釋放人員，是否可以成為網約車司機或順風車車主。
她認為，目前方向看起來是沒有大問題的，問題在於如何落地。
“對於乘客來講，牴觸可能會小一點，畢竟是安全考慮嘛，但對於司機來講，他們可能會覺得處處受限”，她設身處地地為司機考慮，“如果把司機當做一個潛在的罪犯去看待，可能對他來講是牴觸的”。
另外，她認為這些措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在於無法即時性地提供緊急救助。
“我發生問題的時候，你怎麼處理它，你發現有一起爭吵或者惡性事件，你要做什麼？”她所關注的是，應該保證用戶此時此刻的安全。
同時，隱私又成為一個大問題，一個企業是否有權力收集如此大量的用戶隱私，是否會帶來隱私洩露的問題？
“你自己來監控，誰來監控你？”從她專業的角度看，有第三方的介入會比較好，而不是讓網約車平臺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子彈和翩翩都曾經被司機“熱情”得要過微信，子彈還曾被威脅，如果刪掉好友，“會把我的頭擰下來”。在網約車司機張省看來，司乘雙方的安全都應該得到保障，產品經理王曉晴認為，安全問題是一個不可容忍的Bug，預防機制必須做在事前。
（應採訪對象要求，除王小晴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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