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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中国知识界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从而开启了一个走向世界、众声喧哗的新时代。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今天我们思考中国学术界现况的大背景。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目的正是关注当下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原文 ：《开启“理论的中国问题”新思路》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刘康
图片 |网络
“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这里取其狭义，特指四十年来进入中国的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近四十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基本特征就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五四运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西方理论，用以解读、阐释中国问题。但显而易见，中国在理论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现在我们是否应当问一问：在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中国是否推动了库恩意义上的结构性转换甚至革命性变革？在哪些方面出现了转换和变革？哪些方面变化很少，或基本没有变？这些变与不变，是何原因？从与中国关联密切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即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中国对这些西方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不休止地议论着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我提出的一个新的角度是 “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或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角度或许能让我们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纠正一下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不再用两分法来区别，强调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不同。长期以来，“世界与中国”这一习惯说法，框定了人们的表述和思考。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走向世界”、中国可以“与世界接轨”，但中国依然是与世界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一个“与（and）”字，既划出了楚河汉界，又蕴含了一个平行、对等的关系，即中国是一个与世界平行的存在。依此推论下去，中国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种说法的确是很有中国特色，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不无关联。不过在一体化的现代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员，无须刻意强调某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区别。因此， 我们在表述与思考时，均应该用“的 (of)”这个表示属性关系而不是“与（and）”平行关系的介词。所以应该用“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来代替“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说法。
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那中国自然是（世界）理论自身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所说的理论多半还是西方理论，来自欧美。这些理论虽然是以普世的角度和关注来讨论问题，但大部是基于西方的经验。中国的确不是西方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文论中涉及中国、跟中国经验特别相关的问题入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理论轨迹，已经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理论虽然总体上并未把中国置于核心，但却无法忽略中国或割裂中国。尤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一谱系，更是与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有密切关联。我们这里讨论的西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也是在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理论。因此我认为，以西方批判理论涉及的中国问题为起点，可以开启“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新思路。
我们应该从历史和元批评的两个角度，来思考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从历史来拷问理论构成的角度，就是理论自我反思的元批评角度。西方理论何时与中国亲密接触？这种接触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生？这种接触是如何衍生出西方理论内在的中国问题？把“西方”放入括弧，理论的中国之旅就不再是单向的“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旅行了。这样的思路不仅仅是、也不应该是概念的游戏，而是要抓住西方理论与中国接触的种种现实问题，直指这种亲密接触中冒出的火花。我认为，从中国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批评实践与理论译介的鸿沟这三个方面，可以让我们捕捉到西方理论与中国接触中的火花，以管窥中国是如何成为理论内在的问题的。
西方理论如何与中国亲密接触
上面提到，我们应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入手。因为无论在历史语境的交接上，还是在思路（尤其是范式与方法）的关联上，这都是极佳的入口。因此，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命题，绝不是排斥性的，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下的批判理论。但既然要回到历史，就首先要回到中国思想和理论的现代传统和当代语境，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里的主导思想模式或范式。可以以三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理论家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讨一下在范式与方法意义上，西方理论是如何与中国亲密接触的。
詹姆逊作为美国理论家，最重要的贡献不是他的理论原创，而是他的理论中介作用。詹姆逊的理论中介作用，不限于把欧洲理论引进美国。在欧洲左翼所建构的“西方毛主义”（Western Maoism，以有别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过程中，詹姆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毛主义的理论建构是詹姆逊与中国的亲密接触，由此产生的火花，对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詹姆逊的理论中介、理论旅行在中国本是双向的，即引入中国西方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把中国问题引入他自身理论的核心。
阿尔都塞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镇。他不仅仅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欧美左翼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源流或话语开创者。即阿尔都塞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枢纽，他的理论体系横跨时空，对俄国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有深刻的反思，并独创性地将毛泽东的思想纳入他理论的核心，成为超越东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桥梁。阿尔都塞对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的“重新发现”，极大地开拓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毛主义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而阿尔都塞在建构西方毛主义的过程中，更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更值得重视的是，毛主义不仅仅是阿尔都塞广泛的思想视野中的一部分，而是在阿尔都塞的庞大思想与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核心位置。
巴赫金
巴赫金的理论并未直接提到中国，他也没有跟中国思想界理论家有什么接触。那么，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框架里来讨论？第一个理由是，巴赫金理论所赖以产生的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土壤和背景与中国有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在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本文关注的文艺理论方面，俄苏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在这个意义上，从俄苏土壤中生长、对苏联模式有深刻反思的巴赫金的理论，对于中国就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第二，巴赫金的思想跨越欧洲文明的各个时空。他在思想与文化转型领域的先锋性和预见性在上世纪70年代被欧洲学术界重新发现，与西方后现代思潮有着惊人的契合。巴赫金思想进入中国，正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反思的时代，是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个历史转型的时代。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不仅有深远的普世意义，也几乎是给中国量身定制，为思考中国的文化转型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巴赫金对于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以文本形式结构为核心的范式和批评方法贡献很大。这也正是他针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特殊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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