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豪言，足见他写作的野心。小说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正处于文化混乱和价值分裂的社会氛围中。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逐步“走出去”与国际社会接轨。但在全球化竞争体系中，强势的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文化则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在这样的危机下，中国亟需建立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数十年的社会动乱和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反思，传统文化受到致命打击而几近坍塌，强调阶级范畴的革命文学也丧失了昔日的威力。旧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国内外局势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发掘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维护文化身份的一条艰难出路，“寻根文学”由此大放异彩，《白鹿原》正是重铸镀亮民族自我的一次伟大尝试。

作为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并没有描写革命英雄的丰功伟业，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刻画历史大背景下陕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血泪史。在历史演进的大变革中，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屡遭“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动乱，而白鹿原上无数小人物则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难。对大历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关注，表现出陈忠实先生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后的文化内涵，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一把钥匙。

传统文化自身的悲剧性和两面性

在《白鹿原》中，传统儒家的正统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轩。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白嘉轩则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实践者，这两个人在小说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则生动展现了传统文化中世俗的、丑恶的、背离道德规范的部分。这三个人的命运悲剧，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悲剧性；这三个人的多面性格，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先来说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图腾，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时，“冬阳一抹柔弱的阳光从院子里收束起来，墙头树梢和屋瓦上还有夕阳在闪耀。朱白氏正打算让儿媳把孩子抱进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为关中大儒，一生传奇无数。他身上体现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阔精神是儒家历史使命、社会担当和人格尊严的生动体现。朱先生是全书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堪称作者陈忠实先生笔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这样一位传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时候，面对白鹿原荒芜的田畴和凋敝的村舍，却再不能有一丝作为。朱先生的无能为力，正体现了作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精神信仰的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化变革转型过程中逐渐失落甚至湮灭的历史悲剧。

如果说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托，那么族长白嘉轩就是儒家传统在世俗社会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画白嘉轩这个形象时，作者跳出了传统革命文学中描写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时脸谱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赋予白嘉轩多面化的性格特点，使其更具立体性和真实性。一方面，白嘉轩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仁义白鹿村”的道德实践者。他曾在抗税交农事件中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白狼动乱之时率领族众抵御土匪，在久旱无雨之际佝偻着被打弯的腰祈神求雨，在时代变迁的每一次关键时刻都以坚强刚毅的态度淡然处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传统宗族社会下产生的族长，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维护者。当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时，他拒绝让他们进入祠堂；当发现儿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丑事时，他毫不手软地实行了“刺刷”的酷刑；当白鹿原上因为田小娥的鬼魂作乱而瘟疫肆虐时，他不顾众怨以铁血手腕造塔镇魂。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落后的,是吃人礼教的幕后推手。他一辈子的最大舞台仅仅是祠堂，完全不了解外界的世事变幻。用鹿子霖嘲讽的话说,“过来过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轩的人格却又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某些优良传统，他是光明磊落的义士，是宽以待人的仁者，是坚毅沉着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体现了传统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

鹿子霖也是传统宗法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产物，但跟白嘉轩不同的是，他是背离儒家道德规范生长出的“恶之花”。当我们比较鹿子霖和白嘉轩对待朱先生的态度时，就能发现两者的显著差异。白嘉轩对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将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点；而鹿子霖则对朱先生敬而远之，鲜少见到他跟朱先生有什么交流接触。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朱先生是儒家正统文化的精神象征，故而对朱先生的态度就代表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白嘉轩一生守着祠堂，几乎没有沾染政治，尽管也有种种缺陷，但总的来说私德无可指摘，也算是一个仁义君子。而鹿子霖则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从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个道貌岸然、假仁假义的伪道学。诱奸田小娥、设计白孝文、整死贺老大，桩桩件件，令人发指。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追名逐利的投机者，他参与政治不是因为精神觉悟高，而是因为他“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一心想超过白嘉轩，成为人上人。这种扭曲的野心和欲望驱使着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线，最终滑向罪恶的深渊。鹿子霖的命运，是旧社会中的官本位主义者在新旧社会变革中逐渐沦为权力奴隶的悲剧。

传统文化压迫下产生的悲剧

传统文化的悲剧性，不仅在于自身，还更多地体现在它压迫的对象上。在现代性的激荡下，尽管出现了白灵、鹿兆鹏等一批传统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还是传统封建礼教毒害下的牺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鲜明的女性人物，她戏剧性的一生蕴含了深刻的性别悲剧。田小娥的父亲是个秀才，也算是书香门第，但她父亲却把她嫁给年近七十的郭举人做小妾，不幸沦为专门的“泡枣”工具。在遇到年轻力壮的黑娃后，她内心的情欲被点燃，偷尝禁果，不容于世，惨遭休弃。之后，她的父亲像“铲除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打发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给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随黑娃回到白鹿原后，本以为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却因为偷情的罪过不被宗法社会承认。紧接着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也被迫卷入了更大的漩涡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诱了被白嘉轩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彻底站到了宗法势力的对立面。最后，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镖刺死，在尸体腐烂发臭之后才被人发现，还留下了“荡妇”的骂名。田小娥死后冤魂不散，引发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呐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 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扯过旁人的一根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但她还是不敌白嘉轩，最终被镇压到六棱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纵观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怜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过男人，也被男人玩弄过，但她始终未能逃脱男权的控制。她像一株美丽又危险的罂粟花，以性作为自己的武器，向传统宗法制度这个庞然大物发起了反抗和冲击。但这种反抗终归是不彻底的，因为她所依赖的靠山始终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沦为鹿子霖进行宗法斗争的工具，最终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结局。

陈忠实在谈到创作《白鹿原》时曾说道：“我在查阅三县县志的时候,面对难以数计长篇累牍的节妇烈女们的名字无言以对,常常影响到我的情绪。”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妇女根本没有独立地位，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完全是由男性掌控她们的命运。“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唯一的价值的价值就是延续香火，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被轻描淡写带过的白嘉轩死去的六个老婆、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患上“淫疯病”而死的鹿冷氏、因为丈夫白孝义不育而被逼着和长工兔娃睡觉的三媳妇、还有因为丈夫白孝文买房买地而活活饿死的大媳妇......成千上万不知名字的女人就这样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丧失了自己鲜活的生命。

现代性下传统文化救赎的悲剧

在《白鹿原》中，最具悲剧性、最有灵魂深度、命运起伏最大、性格最复杂的两个人物形象就是黑娃和白孝文，他们两个的命运悲剧，最有力地体现了现代性下传统文化无力救赎人性的悲剧。

黑娃的人生经历可谓极尽曲折。他生于长工家庭，属于被压迫阶级。在遇到田小娥后，他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父亲鹿三和他断绝关系，族长白嘉轩禁止他进入祠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成为农协运动的领袖，后来又在鹿兆鹏的推荐下加入红军。好景不长，在政治动荡中黑娃落草为寇，成为土匪二头目。不幸的是，土匪大当家被人暗杀，黑娃被逼无奈率众接受招安，被国民党收编为保安团营长。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感召，学为好人，拜朱先生为师，重新进入宗族祠堂，成为大家眼中悔过自新的回头浪子。在拨乱反正后他成为共产党的副县长，最终被白孝文陷害而死。黑娃的一生，经历了农、匪、共、国、儒五种身份的转换，从背叛传统到皈依传统，他像一个盲目的弹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来撞去,却始终撞不出文化怪圈。黑娃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在现代历史变革中，以黑娃为代表的精神迷惘者即使选择回归传统，也注定没有未来。

白孝文是小说中传统伦理和个人情欲之间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他性格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拷问意义尤为深刻。白孝文是白嘉轩的第一个儿子，是作为未来族长培养的封建礼教的下一任代表，是传统文化宗法制下年轻青年的榜样。但在受到田小娥的引诱之后，他彻底堕落了。白孝文被道德牢笼压抑已久的人格劣根性在性的原始驱动下暴露无遗，“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像个男人样了。”对他而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过是一层伪装，是被迫奉行的道德规范。过去的白孝文作为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只有一副虚假的“怪样子”。而今撕下这层脸皮，他才展现出了真正的性格，释放出了自己的天性，终于有了个男人样。在被赶出白家，颠沛流离之时，人生的转机忽然降临。鹿子霖举荐白孝文进入保安团，他踏入仕途，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打手。在功成名就之后打着回乡祭祖的旗号，“以一个营长的辉煌彻底扫荡白鹿村村巷土豪和破窑里残存着的有关他的不光彩的记忆”。到了西安解放之时，他又投机起义，独揽功劳，陷害黑娃，成了一个心狠手辣、奸诈狡猾的政客。

黑娃和白孝文，两个人的社会身份、成长经历、个人性格、人生际遇完全不同，但又有着相似的机缘。他们都受到传统文化的长期压迫，都因为田小娥的出现而走上了对抗传统的道路，都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偏离了原本的人生轨迹，都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选择了回乡祭祖。在面对传统文化时，他们都经历了压抑——裂变——反抗——实践自我——异化或毁灭的过程。不同的是，白孝文曾是传统文化的样板，黑娃则是反抗传统文化的流浪者，结局却是：前者彻底背叛传统后异化堕落，后者虔诚地皈依传统后被毁灭。由此，二人的遭遇及最终的结局恰好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 20 世纪所面临困境的深思。

结语

作为陈忠实先生文化寻根的一大尝试，《白鹿原》没有站在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政治立场上叙述事件，而是以民族文化的宏观视角来关注历史，这是作者在社会商业化倾向中追忆传统文化的一次赞礼，也是在现代化大背景下献给乡土文明的一曲挽歌。正如雷达所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矛盾的：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解读《白鹿原》时，既要看到这部史诗级巨著丰富的文化内涵，理解作者发掘传统文化价值、重建共同精神家园做出的努力；也要直面作者自身思想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承认现代性激荡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吸取经验教训，继而找寻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建设未来社会广阔的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