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南方，大家就會想到溫文爾雅、吳儂軟語這些詞彙，似乎南方人的性格都很溫和。當然，如果說是江浙滬這一塊兒，這種說法到是成立的，也可以加上安徽中南部。畢竟這裡在古代是人文薈萃之地，唐宋以後，經濟重心南移，這裡更是如此。
但是，也並非所有的南方都是如此，華南地區的廣東就是個民風很彪悍的地方，要不然也難有改革開放領頭羊這樣的擔當。在整個廣東，又以潮州人最為勇猛。
潮州古城
潮州這個地方現在經濟比較發達，但是在宋代以前是很落後的蠻荒之地。在唐朝，這裡是開發程度很低、人稀地廣的下下州。唐朝大詩人韓愈因上疏《論佛骨表》觸怒唐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要去潮州當刺史，這在當時簡直就是去發配。用韓愈自己的詩來說就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而且他讓自己家人做好了“好收吾骨瘴江邊”的準備。
韓愈沒死在潮州，他在潮州只工作了八個月左右，就被改授袁州刺史。韓愈在潮州雖然短暫，但是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贏得世代潮人的景仰，甚至成為潮州人崇奉和膜拜的神。
在韓愈的影響下，潮州人形成了一種淳樸又崇尚文化的民風，曾被人稱為“海濱鄒魯”。但是，這種民風到了明朝中後期就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與潮州經濟的變化有很大關係。
韓愈
宋代以後，隨著大批中原移民經過閩贛而落籍潮州，當地的農業勞動力獲得很大增加，促進了本地區經濟較大規模的拓展。除了農業，潮州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鹽業、陶瓷業生產都十分興旺。本北宋潮州東郊筆架山，有“百窯村”之稱，當時瓷窯遍佈山前山後。宋代，潮州窯的瓷器遠銷日本、東南亞和南亞。製造業的發達又促進了潮州海外貿易的發達，這裡又是宋代重要的造船基地，重要的海外貿易基地。
宋代的潮州不僅經濟發達，而且文化也發展起來。有宋一代，潮州共有139人登進士第，其中正奏95人，特奏44人。潮州民風崇尚讀書，有所謂“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說法。看來，這商業繁榮和讀書向學並不矛盾。朝廷對商業貿易的寬容，反而能造就良好的民風。到了元朝，潮州地區的商業地位沒有太多變化，百姓民風與宋代也沒有什麼不同。
潮州
但是，明代之後，朝廷對民間海外貿易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史書記載，“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諸國多詐，絕其往來。……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引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二月銷盡”。這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這種政策使具有長久傳統的潮州海上貿易，受到極大的衝擊。
在朝廷海禁高壓之下，潮州人幾百年的正常外貿事業遭到很大打擊，與之相應的，民間走私貿易也悄然發展起來。走私貿易發展起來，也就形成了一些強大有實力的海上集團。這種海上走私貿易集團，往往是亦商亦盜，對明朝的海疆安全構成不小的威脅。
潮州道韻樓
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不少潮州人都鋌而走險，成為大洋之上的“海賊王”。這一切也悄然改變了潮州的民風，原先“海濱鄒魯”的那種斯文漸漸消失，“鄒魯之風陵替”，潮州人越來越難管了。嘉靖萬曆間，縱橫東南沿海的幾個大海寇商人集團，在明政府軍事高壓的逼迫下，出走東南亞，成為早期潮籍移民。
很多人都知道福建籍的海盜大佬鄭芝龍，也就是鄭成功的老爸。其實在鄭芝龍之前，還有潮州人林鳳和林道乾，規模都很大，他們在朝廷圍剿之下，帶著手下去東南亞開疆拓土了。從這裡看，潮州人確實很有拼命精神。
來自潮州的吳錫豪
除了出去當海盜，本地的潮州人不再那麼溫良恭儉讓，而是變得好勇鬥狠。到了明嘉靖以後，潮州民風就開始大壞。後人曾說“潮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鬥殺”。政府對於潮州民間這種械鬥也無能為力，命令禁止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毀其村，焚其室，誅其人，而鬥仍不止”。
民間械鬥的背後是兩種組織化的力量，一種是宗族，另一種是會黨。這意味著在潮州，民間的這些宗族、會黨勢力很強大，大到可以不管政府怎麼看。所以說，潮州的社會結構容易產生宗族背景的黑社會，也容易滋生造反的會黨勢力。1970年代，香港黑幫大佬、大毒梟吳錫豪就是潮州人，他的故事拍過《跛豪》《追龍》兩部電影，足見影響力之大。
李嘉誠
潮州人畢竟還是很會做生意的，除了好勇鬥狠，一般人家都或多或少與走私貿易有關係。在近代歷史上，潮州也出了很多做大生意的老闆，譬如剛剛宣佈退休的李超人李嘉誠，就是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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