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孔子上臺沒幾天就以莫明其妙的罪名殺了少正卯，出使齊國以節目非主旋律為藉口剁了演員的手腳，據說演藝界因此而自古不拜孔子。
人類社會之初很可能跟新生兒一樣純真善良，才有所謂“堯舜盛世”。你看當時“公天下”，最高權力在各部落酋長的“聯席會議”，即“四嶽十二牧”——四方諸侯12個州的長官，堯與舜都得服從這一集體的決定。堯帝將位禪讓給舜，舜帝禪讓給大禹。大禹十分敬業，為民治水，到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地步。然而，大禹在權力問題上醜惡轉身了——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啟，中國從此不再是“公天下”，而變成“家天下”。
大禹治水
當然，“堯舜盛世”只是神話傳說。周初的“成康之治”屬半信史時代。在遠古時代，“敬天”是頭等大事。周公“制禮作樂”，對政治文化進行重大改革：將“敬天”與“保民”結合起來。周公破天荒地認為：“君權神授”是不錯，但這神授之職不是“鐵飯碗”，而“天命靡常”！具體說，就是“用康保民”“裕民”“民寧”等，人民富裕康寧了，就是君王有德，就是敬天了，天命也就不會改變。可惜好景不長，“成康之治”僅40年光景。隨後醜惡轉身，“禮崩樂壞”，但有孔子、孟子等“聖人”致力於“克己復禮”。
最糟的是秦人，雖然在客觀上有一統中國之功，但他們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遺禍千古。他們為了強化戰鬥力與統治術，公然重用《商君書》，說是“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將“國”與“民”對立起來，而且強調“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在他們看來“國”與“民”還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因此，他們發明
“馭民”之術，具體有五：一是“壹民”，即控制民眾思想；二是“弱民”，即國強民弱；三是“疲民”，即讓民眾疲於奔命，無瑕顧及其他；四是“辱民”，即讓民眾無自尊自信，相互檢舉揭發，終日生存於恐懼中；五是“貧民”，讓民眾一生掙扎於貧賤當中。此五者若不靈，殺之。
《大秦帝國》商鞅劇照
秦王朝暴亡後，歷代都將《商君書》列為禁書，改而“獨尊儒術”。然而，正如漢宣帝劉詢所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也就是說已將法家的《商君書》之類“雜”進儒家了，不信你查查此後2000多年的統治史。
孔子在平民生活當中也許堪稱善人，一旦捲入權力，他同樣作惡多端！孔子曾任大司寇，他坦率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意思說我的審案能力跟一般人差不多，我的理想是讓天下沒有訴訟。“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成為“成康之治”最大亮點，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羨豔不已。但孔子上臺沒幾天就以莫明其妙的罪名殺了少正卯，出使齊國以節目非主旋律為藉口剁了演員的手腳，據說演藝界因此而自古不拜孔子。我感到更可怖的是，學生仲弓請教法令該禁哪些時，孔子指導說：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這四類死刑，連審理都不需要！如此殺氣騰騰，明知出自《孔子家語》，我還不敢相信真是出於孔子之口。孔子還搞“強拆”，引發內戰，被下課。
電影《孔子》劇照
這並不是孤例。南宋大儒朱熹一當官，便找唐仲友報私仇，他們有過學術之爭。朱熹抓了“營妓”嚴蕊，嚴刑拷打，硬要她承認跟唐仲友上過床。難得這位女子有骨氣，申辯：“我身為賤妓，即使與唐太守有染，也不致於死罪。然而，做人要講良心，難道可以亂誣人嗎？打死我也不亂汙人!”直到朱熹調離，由岳飛的兒子嶽霖接任，嚴蕊才被釋放出獄。
晚清曾國藩也是著名理學家，他組織湘軍之初，親自編寫了不少歌謠廣泛宣傳，如《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又如《解散歌》，誘勸太平軍投降，一連許了八個“不殺”，承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儼然是愛民、救民的“菩薩軍”。實際上呢？在各大戰役中，每次攻下城池之後都要“屠戳淨盡”，所以人們送他個綽號“
曾剃頭”，他自己則狡辯說“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難怪清代學者唐甄說：“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嘗身受之。”
嚴蕊受刑圖，出獄後填詞：“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宋朝皇帝算是中國史上最文明的，但他們不殺人有時也會覺得手癢。南北宋之際，職掌記錄皇帝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官員侯延慶在他《退齋筆錄》一書中記載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故事——
宋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
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
確曰：“正欲奏知。”
上曰：“此事何疑？”
確曰：“祖宗以來未殺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
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
上曰：“何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
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
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帝王不殺人就覺得不“快意”啊！宋神宗這一次醜惡轉身未遂，第一賴於大宋有不殺文官的“家法”，第二賴於大臣勇於“執法”。
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甚至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從古人造漢字來考證“王”是通天地的。因此，“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以及“三綱五常”都是天然真理。你看，董仲舒這話與《商君書》有多少實質性區別？這樣，不僅先秦儒學的“民本”思想轉變為“皇本”了，而且連“孔子的籠子”本身的所有權也拱手讓度給帝王 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朱元璋
朱元璋本來沒讀書，後來十分重視“自學”，恢復儒家治國之術。然而，當他讀到孟子下面一段語錄時，十分生氣——
孟子告齊宣王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怎麼能說君王如果看不起臣民，那麼臣民也可以看不起君王呢？在帝王看來，應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看不起臣民理所當然，臣民看不起君則大逆不道！於是，朱元璋怒罷孟子陪同孔子“吃冷豬頭肉”的待遇，並下令編《孟子節文》，將《孟子》原書刪掉85條關涉“民本”的內容。千年前的孔子、孟子們怎麼說，或者怎麼解釋，也得由帝王來恩准。
醜惡的帝王太多了，不勝枚舉。我常常感嘆“明君難終”。早在2000多年之前，《詩經·蕩》就長嘆：“蕩蕩上帝，下民之闢。疾威上帝，其命多闢。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玄武門之變
唐太宗李世民本來是個“亂臣賊子”，通過政變奪兄上臺，然後華麗轉身，成為“納諫”的代名詞，甚至可以說是帝王這一行業的偶像。臺灣史家姚大中說：“唐太宗天縱英姿，是不世出的偉大帝王典型。其所以異於歷史上所有雄才大略君主之處，系如秦始皇、漢武帝的對外事業發展大成功，另一方面卻都須以犧牲國民安居樂業的生活為條件，惟唐太宗則未。”
然而，李世民一樣不善終，後期“漸惡直言”，剛愎自用。大臣們批評他“遊獵太頻”，他反唇相譏：“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疏，朕遊獵僅在後宛，不煩百姓，有什麼不可！”徵高麗失敗，他不顧反對再徵，民眾“賣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逼反了雅、邛、眉三州少數民族。他晚年甚至讓太子任意揮霍國庫，一名大臣阻攔被活活打死。如此，還能稱“明君”嗎？
誠如朱熹所嘆：“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 。”昏君庸君暴君慘不忍睹，明君那臉面塗脂抹粉光彩照人，可另一面也不堪目睹。
千古史上沒有真正“聖人”，更沒有“聖王”，連“聖城”的神猿都會醜惡轉身。叔本華在《論女人》一文中寫道：
印度教“聖城”貝拿勒斯（即瓦拉納西）的神猿，這隻猴子當它知道自己被視為神聖而掛上“禁止殺傷”的招牌時，他便為所欲為地橫行起來。女人的橫行與任性似乎尤有過之。
這話用來嘲謔女人有失厚道，如果用來揭示人類普遍的本性倒非常貼切。讓孔子掌握權力都會作惡，何況他人？
我總覺得，中國人在這方面有先見之明。周公那“禮”實質就是一種籠子，只不過那是用“德”製作，而不是用“法”製作。所以，“孔子的籠子”沒能對權力發揮實質性的約束作用，而真正發揮強力約束作用的卻是對於臣民，特別是對於臣民、晚輩及女人等弱勢群體。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作者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使我們在璣珠妙語和另闢蹊徑中感悟歷史的滄桑與魅力：孔子的籠子從1.0版到4.0版，強而無韌的秦王朝，隱士之多與少，武則天那無字碑該補何字？“婦人之仁”與“明主之仁”，皇帝被後儒越寵越壞了，史上的“貿易戰”等等，遍地金甌，蘊藉風流。
閱讀更多 華夏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