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曾在他的《新書·無蓄》中說過，“

楚漢戰爭示意畫像插圖

重農抑商奠定“富安天下”的基礎

所謂“重農抑商”，顧名思義，就是重視農業、獎勵以“耕桑”為主體的“自然經濟”，抑制以商賈貿易為主體的“商品經濟”。

從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政權伊始，為了進一步消除因秦末農民起義以及楚漢戰爭所帶來的百廢待興局勢以及百姓流離失所的負面影響。也就是史書所記載的“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不良局勢。——《漢書·食貨志》

劉邦決定採用“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以及“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的“重農抑商”方式來促進百姓對以“耕桑”為主要核心的“自然經濟”的重視。旨在能夠儘快的起到提升“生產力”的最終目的。——《漢書·食貨志》

也就是說，漢高祖劉邦的真實想法，就是想通過加強“自然經濟”的發展來促進西漢初期經濟秩序的恢復進程，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發展“商品經濟”不也同樣能夠促進經濟秩序的發展和恢復嗎？而且利益還要更大。

農耕體系示意畫像插圖

但是問題就在於因“商品經濟”而衍生出來的“商人”在一定意義上來講，其實是站在“農耕體系”的對立面的，畢竟去經商了，勢必就無法再有足夠的精力去務農，反之也亦是如此。

所以也可以說是“商品經濟”實則就是站在“自然經濟”的對立面，而封建時期受限於生產技術層面的限制，用來交易的商品也往往都是在生產力能夠滿足人們需求，有了剩餘產品出現以後，才能進一步演變成為商品。

換句話來說，“商品經濟”之所以會出現，其實就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已經得到了長足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可西漢初期百廢待興，百姓連自己的日常需求都滿足不了，又哪裡會有“剩餘產品”去用作於“交易”呢？

漢高祖劉邦示意畫像插圖

這也就意味著發展“自然經濟”，使百姓能夠自食其力，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實則就是漢高祖劉邦提升“西漢生產力”的唯一選擇，貿然的發展“商品經濟”，無疑只會更進一步的加重西漢初期那“凡米石五千”的“通貨膨脹”之勢。——《漢書·食貨志》

同時也足以證明，在漢高祖劉邦執政時期，他的治國重點，其實就是想方設法的提升“生產力”，以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發展來間接的帶動社會秩序的恢復和發展，繼而實現“安天下”的政治訴求。

畢竟對百姓而言，他們的訴求無非就是能夠擁有一個和諧安定的生存環境，能夠自給自足也就足夠了，沒有人會喜歡戰爭的不是嗎？

但單憑這樣就能真正的實現“安天下”訴求了嗎？並不能，這也只是一個基礎而已，因為在生產力有效提升以後，當朝統治者實則還面臨著“先富國”亦或者“先富民”的艱難選擇。

冒頓單于示意畫像插圖

“先富國”亦或者“先富民”的爭議

說白了也就是面臨“先富國再富民”亦或者“先富民再富國”的選擇，因為不管怎麼說，“重農抑商”的本質，只是為了提升生產力而生，只是一個整體的宏觀方向，他並不能夠切實的落實“百姓”對“政權”的反饋。

這也就意味著封建政權自身其實是產出不了什麼“生產力”的，再加上春秋戰國時期曾一度給封建政權帶來巨大利益的“鹽鐵專營”政策也因為漢高祖劉邦所下達的“

從而也就使得西漢初期能夠提升“西漢政權生產力”的主要途徑也就只剩下了“賦稅體系”。即也只能通過“賦稅體系”來實現百姓對“西漢政權”的反饋，讓西漢政權的“生產力”得到提高，至於“安定天下”，實則還需要推行另外的政策。

但西漢初期所面臨的外部局勢其實也並不樂觀，匈奴因為“冒頓單于”的強勢崛起也一併變得強盛起來，一度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漢書·匈奴傳》

匈奴騎兵示意畫像插圖

如若再加上漢高祖劉邦“悉兵三十二萬......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的“白登之圍”事件來看的話，也就意味著在西漢初期，匈奴的實際軍事力量顯然並不弱於西漢。——《漢書·匈奴傳》

換言之，如何抵禦“匈奴”因物資匱乏而產生的襲掠事件，也是西漢初期的統治者所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可問題是西漢政權自身無法產生“生產力”，如若想要抵禦匈奴，為百姓營造安定的生存環境，那就勢必需要加重百姓的賦稅以供軍需。

正如明末時期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所說的，“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先富國再富民”之說便正是基於這個理念所提出。

但又如賈誼所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意思就是政權的方方面面，都是因“民”而生，“以民為本”當屬治國的重中之重。——《新書·大政上》

同時也因為這個大原則而提出了“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的主張，即明確表明了他支持“先富民再富國”。——《新書·卷九》

商鞅示意畫像插圖

相信大家不難發現，無論是“先富國再富民”還是“先富民再富國”，這兩個觀念其實都沒有什麼錯，“先富國”是以“營造安定的生存環境”為立場，“先富民”則是以“百姓自身利益”為主旨。兩者的共同目的，也都是為了實現“以富安天下”的最終目的。

而且顯而易見，“先富國”明顯在實現“安天下”的時間上要優於“先富民”，畢竟“安穩的生存環境”才是百姓“安居樂業”的基礎不是嗎？

再比如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不正是因為提出了“富國強兵”主張，繼而秉持著以“軍”定國安民的理念，推行商鞅變法，以“重農抑商”為基礎，通過實施“先富國”的理念讓秦國很快強盛起來，為秦朝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嗎？

那為何賈誼還會說出“以貧苦民為罪”的主張，堅定的站在了“先富民再富國”這一方呢？

殘酷的古代戰爭示意畫像插圖

西漢初期的時局不適合“先富國再富民”

究其原因，其實是因為西漢初期的時局情勢實則並不適合推行“先富國再富民”的理念。

誠然，“先富國”理念在實施之後，確實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政權自身的生產力得到顯著的提高，並很快就能強盛起來，藉以抵禦匈奴的侵襲，為“富安天下”的實現營造“安寧的生存環境”。

但大家別忘了，西漢初期那百廢待興、經濟低迷的社會狀態就是因“戰爭”而出現，百姓也早已厭倦了戰爭，只求能有一個安寧和諧的生存環境。

而西漢自漢高祖劉邦執政時期“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推行了“和親政策”以後，雖然方式有點消極，但不可否認，也正是“和親”，給西漢邊境帶來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安寧。——《漢書·匈奴傳》

清朝康熙帝示意畫像插圖

雖說未雨綢繆確實是好的，但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加重百姓的負擔無疑只會讓百姓好不容易重現的安寧生活局面遭到破壞，屬實與殺雞取卵無異，甚至還有可能讓剛建立不久的西漢政權承擔重現秦朝苛政之景的風險。

正如清朝康熙帝對漢高祖劉邦的評價，“沛公入關時首行寬大之政，......民心既歸，王業根本已定於此。”——《康熙御製文案·卷二七》

西漢政權之所以能夠順利建立，就正是因為漢高祖劉邦採納了道家黃老學說中的“無為而治”統治體系，行“寬大之政”，與民休息，故而才使得民心凝聚，奠定了西漢政權的民心基礎。

而“先富國”的理念，無疑就正好跟“無為而治”那不去過多幹預民生事務的“無為”理念相悖。

但“先富民”就不一樣了，無論是避免徵戰、還是一系列的“輕徭薄賦”、讓利於民的舉措，都能最大化的體現“無為而至”統治體系中的“清靜無為”思想，能夠更好的契合西漢初期基於“無為而至”才提出的“重農抑商”舉措。

這點跟戰國時期商鞅基於法家思想“以法治國”理念所提出的“重農抑商”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兩者面臨的外部環境也是截然不同。

漢文帝劉恆示意畫像插圖

“先富民再富國”對西漢的意義

這點相信大家從漢文帝劉恆那“躬修儉節，以安百姓”的節儉習慣、多次宣佈將稅率減為“三十稅一”的輕徭薄賦舉措，以及漢景帝劉啟的繼續落實等諸多案例中也能很明顯的看出來。西漢初期歷代統治者顯然也同樣是抱著“先富民再富國”的理念。

如若再加上史書所記載的“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的“文景之治”盛世之景來看的話。——《漢書·景帝紀》

無疑也足以證明賈誼的“先富民再富國”思想確實跟西漢初期所面臨的時局情勢是比較吻合的，對於西漢初期經濟秩序、以及社會秩序的恢復和發展等諸多方面都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漢武帝劉徹雕像示意插圖

同時更是為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展開對“匈奴”的反擊等一系列軍事行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這，也可以稱得上是“先富民再富國”理念真正使西漢實現強盛的一個真實體現。

正好就驗證了賈誼曾說過的另外一句話，“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新書·大政上》

雖然“先富國”也同樣是為了百姓，但是“先富國”卻顯然是把“國”放在了主導地位上，也就是“以國為本”，而“先富民”才是賈誼眼中的“以民為本”。

且正好就跟“政權”是建立在“民心”基礎之上的理念相吻合，說白了也就是“百姓”的安居樂業造就了“西漢政權”強盛，而不是“西漢政權”的強盛造就了“百姓”的安居樂業，看似相差不大，其實卻是天壤之別。

和親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賈誼之所以在提出可以“富安天下”的理念之時，還同時堅定的站在了“先富民再富國”的立場上的原因。

就正是因為賈誼清晰的認識到了“先富國”理念屬實只適合春秋戰國時期那諸侯割據、戰亂頻生的“亂世”，也只有亂世，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出“先富國”理念的作用，即為百姓營造安寧的生存環境。

而在西漢初期，雖說有著匈奴這一勁敵的虎視眈眈，但由於“和親”政策的影響，西漢境內以及諸多邊境地區實則還是相對安寧的。

所以“為百姓營造安寧生存環境”這一條實則就已經可以說是基本實現了，那麼當時的“第一要務”，自然是要以“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力為主。

雖說實施“先富民”理念會讓西漢政權自身“生產力”的提升速度變得緩慢，但正如明末著名思想家“唐甄”在《潛書·存言》中所說的，“夫富在編民，不在府庫”。

賈誼示意水墨畫像插圖

既然百姓是政權的根基，政權亦是因為“百姓”民心的凝聚而建立，那麼百姓實現了富足以後，政權又會弱嗎？

更何況“先富國”理念提升“政權生產力”的速度雖慢，但也只是相對而言，跟“先富國”相比，實則差不了多少，五六十年的時間便造就的“文景之治”盛世之景便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最真實的例證。

漢武帝劉徹在他晚年亦是對“先富民再富國”的理念有了一個重新的認知，故而才有了其在《輪臺罪己詔》中宣佈“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等諸多“與民休息”、讓利於民的舉措。

同樣也可以稱得上是賈誼主張“先富民再富國”理念的真實例證。

因此，從客觀意義上來講，賈誼“先富民再富國”的主張，確實對“西漢初期”實現“富安天下”的政治訴求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

當然，這也是建立在西漢初期這樣的相對安定的“平世”，以及有著以“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主張以經濟上的發展來實現政治上的“富安天下”基礎才行。

【end】

閱讀更多 見史簡談 的文章

關鍵字: 楚漢戰爭 政治 冒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