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壇中，曾鈺成先生是一個“愛思考”的觀察者，其焦點性的分析與提問常常能引發人們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反思，儘管並不能提供恰當的解決辦法。在近期關於香港立法會選舉預測的文章（思考香港：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中，曾先生提出非建制派可能“過半”的分析，並提出了疑問：
“至於中央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實踐證明，《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不能保證‘行政主導’，不能保證‘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有什麼補救辦法？‘一國兩制’應該怎樣走下去？”
其實，經過2019全年性的香港“修例風波”以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逆轉，今年立法會非建制“過半”的可能性已有多方在預測和關注，並非特別新穎的議題。曾先生想到的，中央肯定已經想到，而香港反對派則更加清晰明白地表達出來了，這就是沈旭暉先生關於香港“完全自治”之選舉奪權路線圖的赤裸裸的表白。沈先生聰明乖巧，條分縷析，唯獨缺乏的是對國家的正確理解和對“一國兩制”與香港長期利益的理性責任。他告訴了青年受眾如何去“奪取”，卻沒有告訴他們如何愛護香港和愛護自身。當然，煽動者的出發點從來不是受眾的真正利益，也不會與受眾共同承受不利後果。
香港民主運動自九七回歸以來即存在一種強烈的“機會主義”特徵，堅持體制內選舉路線和體制外抗爭路線並行不悖，在違法追求的普選進程受挫後，體制內的“選舉奪權”成為現實化選擇。
當然，奪權的完成方式是體制內的選舉程序，不代表僅僅採取體制內方式，相反，唯有繼續激進地利用青年本土派進行升級，才能夠保持仇恨的強度，由“廣場體驗”帶來的虛幻本土共識與洩憤式投票激情才不會消散。
激進示威者向警員不斷咳嗽，聲稱自己剛從武漢回來。截圖來自港媒視頻
這就是為何即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香港反對派仍然需要例行性地組織“黑暴行動”，以維持媒體熱度及人心撕裂狀態。因為一旦廣場行動退潮，特區政府改良管治與民生的措施煥發感召力和民意回應，建制派和中央合理進行後期治理，則反修例“遺產”就可能遭受侵蝕，待立法會選舉前再倉促起跑，效果必然不佳。因此，反修例的黑暴手法已經沉澱為“完全自治”長征路線的護身秘符，奪權一日不成，黑暴一日不止。
甚至反對派也是在跟全體香港人玩“政治心理戰”，明確亮明“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標，要求通過選舉完全掌控立法會和特首職位，如果普通民眾想息事寧人，迴歸常態生活，就會被“蠱惑”或“脅迫”投票給反對派，以尋求結束有始無終的“黑暴”困擾。這是香港反對派的“完全自治”路線圖及對香港本地政治生態與社會心理的精巧判斷與利用。這確實是一種貌似完美的“政治迷夢”，但它是真實的嗎？它會簡單成為現實嗎？
對“完全自治”的奪權行動，中央和建制派顯然是反對的，但同時亦有頗多忌憚。原因是，以現有的“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下的選舉程序，不能夠從邏輯上完全排除“黃絲特首”，但如果“黃絲特首”產生，則“一國兩制”的政治底線就會洞穿。這是為什麼呢？
這裡我們需要追溯鄧小平所設計之“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安全閥或保障條件了：其一，“一國兩制”保障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否則就跟中英談判過程中“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相接近了，這是作為實用主義者的鄧小平的民族性原則底線；其二，“港人治港”這一地方自治原則的制度性目標是“愛國者為主體”的自治；其三，普選可能帶來動亂，違反基本法秩序底線，中央保留干預權力。儘管基本法規定了普選目標，但同時要求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實現，可至今未能實現。
為什麼香港普選改革不能凝聚成共識呢？主要原因在於香港反對派從未認真思考和努力過成為一種“忠誠反對派”，從來只是單純追求本地利益和普選權，而對“一國兩制”中內含的作為普選權前提條件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置之不理。
當然，香港反對派向“忠誠反對派”的轉型是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這從民主黨的逐步衰落甚至司徒華的勉強合作中即可判斷出來。在香港的特定政治氛圍下，與建制派合作是高風險的，激進甚至勇武化反而是“名利雙收”的，香港反對派政治的語法和技法由此出現了不斷惡質化的演變，鄧小平期待的“愛國者治港”始終未能成為穩固的政治現實。
為了保障“一國兩制”的內在憲制平衡，基本法以“行政主導”來維繫香港高度自治的專業性及對中央的政治負責，以建制派在立法會與區議會中的比較優勢，來塑造及逐步擴大“愛國者”的政治基礎，同時開放較為充分的政治發展空間與合作機制給香港反對派，以其轉化為“忠誠反對派”作為普選協商及推進的必要政治基礎。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為香港反對派定下的“愛國者”標準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法第104條的“雙擁護”條款（擁護基本法及香港特區）外，鄧小平曾經講過的也只是要求真心擁護香港迴歸、尊重自己的民族以及不從事顛覆性政治活動。香港基本法主要是一部授權法，香港人由此享有高度自治權以及非常寬泛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但在基本義務上的“愛國”要求及相應的政治社會基礎，卻一直不能獲得社會性共識、培育與擴展。
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試圖重建“一國兩制”的完整法理論述及“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化體系，以法治方式鞏固“一國兩制”的框架秩序，但這些本來存在於“一國兩制”內部的中央管治權能及其制度調充的正當性，卻被香港社會誤解甚至扭曲為破壞“一國兩制”與香港自治。
2014年佔中以來，中央與香港反對派的“一國兩制”理解性分歧與願景目標的衝突日益凸顯。如今的“完全自治”奪權路線圖更是對立法者原意、中央管治意志及“一國兩制”中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嚴重挑釁，甚至是作為極端化目標“港獨”的政治序章。
這就出現了曾鈺成先生上面的警示性提問：當“一國兩制”不能保證“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時，中央如何應對？這一憲制秩序如何演變？當然，也有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央對特首具有實質性的最終任命權，可以“守尾門”。問題是，守尾門的侷促決策本身就是中央治港的一個重大制度補救，基本法工具箱最後就只剩下實質否決權了。
更關鍵的是，中央否決特首選舉結果的政治風險與代價是非常大的，容易形成與香港民意的直接對立而釀成一場真正的憲制危機。正是為了迴避“守尾門”的巨大政治風險與憲制危機，才有了2014年“八·三一”決定的提名控制機制，儘管那樣的機制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險。
香港人始終無法正確想象和理解他們所處之“一國兩制”的國家主權秩序，乃是一個高度集權、進取與文明內涵深厚的超大規模共同體秩序，也始終無法真正理解和追隨國家主場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戰略，不知國家所求為何，甚至產生怨恨心理與離心力。香港大多數人已習慣了“殖民現代性”的一整套制度程序、技術特性及其體系性意義歸屬。
中央治港最大的困惑在於，治理的真實博弈對象並不是肉身的香港人，而是精神的西方現代性精華，且這些精華因素仍然富有生命力地掌控著香港人的觀念與利益，並將之系屬到龐大的西方世界體系之中。而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世界，對於香港作為西方文明之“東方之珠”的那份源自宗教熱情與殖民互動的道德座標所“愛”之深切，亦非普通中國人所能透徹理解與體諒。因此，治理香港的若干挫折甚至可能面臨“完全自治”的政治窘境，表徵的恰恰是中國崛起過程中與另一個最強大的系統文明版本之間的衝突經驗。
如果這樣的“完全自治”是一場反對派的政治迷夢，那麼中央和建制派也未必就會束手就擒。曾鈺成先生的警示提問事實上包含了一種模糊的期待，就是唯有中央積極應對才能化解危局。
確實，從2019年香港反修例及區選經驗來看，特區政府與本地建制派之政治能量不僅有限，甚至正面臨著嚴重的萎縮與分化，其重組復甦必須獲得中央清晰的戰略指導和制度支持。中央除了任命環節的所謂“守尾門”之外，其實可選擇的制度方法很多，比如督促特區政府嚴格執行香港本地選舉法，對激進參選人資格加以限制，以及完善對香港自治權的若干項監督性制度和程序，確保香港立法會與行政機關對基本法的完全遵循，並建立對問責高官的常態化監督機制，還可以巧用大灣區框架實現對香港人更多的直接管治與吸納。建制派也不會無所作為，即便是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利益，也需要奮力一戰。
而所謂的“完全自治”在制度上並不容易，因為所有的自治權頭頂都會有個“監督”鐵帽，而且香港本地完全沒有任何權限及可能性修改基本法。“一國兩制”本身具有巨大的制度彈性，相互信任時兩相寬鬆，相互猜疑甚至威脅時就會成為緊箍咒。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香港管治的“制度強化”方案以及治港體制的高配整合，釋放的就是“制度緊箍咒”的積極管治信號，以便對“完全自治”的失衡秩序進行憲制上的再平衡。這屬於中央依法進行的法治工程加固，是完全正當和必要的。
當然，最為關鍵的仍然是香港人本身：他們到底要一種怎麼樣的“一國兩制”與香港前途？他們真的那麼有信心及甘心過度授權於香港反對派而坐視對抗升級與香港長期衰落嗎？香港功能界別的各類精英真的毫無政治頭腦和專業判斷來確認自身的最佳利益嗎？以及香港法律界精英包括法院，願意看到香港政治紛亂帶來的國際地位下降及他們自身職業榮譽和具體收益的損失嗎？香港精英理性的結構性回潮比民意轉變更快，這會成為香港管治改良及“完全自治”激進路線受挫的重要調節性因素。
或許，“完全自治”只是反對派政治上的一場迷夢，而真實的生活世界、國家秩序及國際體系，並不允許他們一味實施真正破壞性的“攬炒”。儘管反對派仍然例行性上演“黑暴”行動，但其媒體與民意敏感度早已衰減，審美嚴重疲勞，徒增各方惡感。
再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聚焦早已將香港議題熱度擠到邊緣。從廣場退回家中的每一個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極端派之外，必然面臨反覆的家庭內部談判、個人生涯抉擇與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與個人未來？
筆者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反思與調整，香港人的內心真實答案恐怕不會簡單順從“完全自治”路線的魔法指引。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魔鬼”，每一個人的內心也都有“良知”。而歷史最終是垂青“良知”的，我們以大道之善堅定前行，香港人內心的未來願景可能就會逐步解脫過去的迷夢與幻思，掙扎出一份澄明的道德自覺，凝定為一種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長期穩定性的政治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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