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麼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澤東
歷史就像馬克思說的一樣，總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在世界經貿再一次走到劇烈衝突的今天，裸泳想與諸位一同回顧三十四年前的一份貿易戰協議的前世今生：那份協議，屬於美國與一個彼時冉冉升起的世界第二強國——日本。
一、廣場協議——不存在的協議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五國財長與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協議聯合發表聲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美元即將貶值而德國馬克和日元將會逐漸升值。
拋開這份聲明對世界經濟後來的影響，聲明本身也宣告了美日英德法組成的五國集團（G5）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日本與德國，兩個二戰戰敗國，在這一天回到了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獲得了大國地位。
然而，這樣一份改變了歷史軌跡的協議，幾十年中卻始終身處謎團之中。
今天所稱的協議，指的僅僅是五國財長在會議最後聯合宣讀的一份9頁的對外聲明。
根據有限的信息，我們只知道當時所有的會議材料都在右上角印著一個簡短的詞組“no paper”——“不存在的文件”，而這些不存在的文件，最後也隨著會議的結束統統被銷燬在紐約的廣場酒店，沒有半個字留下。而與會的人，對協議的商討與簽署過程，更是諱莫如深。
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與簽署協議的大藏省省相竹內登，在之後的人生中對此份協議閉口不談，他們的回憶錄中從未提起任何相關信息。無論訪談也好、私下與友人的交談中也好，彷彿這份協議從不存在 ，任何有關問題他們都默默選擇了迴避……
倒是未曾參與協議制定與簽署的繼任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回憶錄中以訪談的形式評價了“廣場協議”：“1960年的‘安保騷動’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二戰後日本發展的兩個巨大轉折點。《新美日安保協議》，確立了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保護，延續了戰敗以來日本在國際政治與軍事中的地位，此舉雖然激起國內抗議，但也令日本此後可以安心發展經濟；‘廣場協議’所涉內容，看似完全不如《新美日安保協議》那般宏大，僅是對五國集團各國匯率調整做了指導。但是這一安排，對日本國運的影響，卻不下於針對軍事和政治的安排”……
時任美國總統里根，離開白宮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分為五個部分，標題分別是：“第一年、拼搏到底、中東、伊朗、軍備控制”。整本書中，對日美貿易戰爭，也只是簡單提及了日本汽車行業與美國製造，對廣場協議，這一重構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協議卻不落筆墨。
無獨有偶。閱遍日本人筆下的《日本經濟史》、《日本戰後經濟啟示》、《戰後日本經濟史》等等，美國人筆下的《太陽也將西沉》、《日元！日本金融帝國對美國的威脅》、《貿易之地：我們怎樣允許日本牽頭》等等，對廣場協議均是輕描淡寫，甚至日本人往往用“日美貿易摩擦”五個字一筆帶過。美國人的視角中，反而同年2月的日美貨幣協定更吸引了他們的關注，對廣場協議似乎 “理所應當”地沒有大書特書……
甚至G5最終也不願給這聲明一個官方名字——“廣場協議”四個字，屬於無可奈何的媒體創造：不知如何稱呼這份震驚世界的協議，只好用簽署協議的廣場酒店為其命名。至於那這份聲明背後，五國財長簽署的那份文件，搜遍互聯網，也從未看到過蛛絲馬跡，至今僅存於五國文件庫中——或許，這協議根本未曾存在任何實物，他們只是那個時代“貨幣黑手黨”們的又一次閉門協議。
這樣一份似乎不存在的協議，反而更令後世魂牽夢縈，讓無數後來的學者作家前赴後繼。廣場協議改變了世界又好像隱匿於世界。既然我們不能穿越回1985年的現場揭開謎團，那隻好回顧協議的背景，描繪廣場協議的前世與今生。
二、戰後四十年：崛起的日本衰落的美國
1985年，日本野村證券研究所經濟學家林健次郎發表了名為《傳遞世界領導地位的火炬》的文章。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日本外相出訪以色列，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和西岸地區，以緩和世界主要產油國和以色列的衝突情緒，緩和世界油價；不久後在世界經濟會議上，日本宣佈年內對外援助翻番，並建議緩解第三世界的債務……七國首腦會議的領導人合影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里根總統一起站在前排的中央，中曾根康弘自信從容的表情微妙地但又無可辯駁的表現出,這個C位的位置是理該屬於他的——對於這一點,世界上其他的人似乎還未來得及察覺,但日本幾乎每一個看到照片的人都立刻注意到了……
尚難稱得上主權國家的日本，戰敗後短短四十年再次在世界舞臺上四處出擊，這令全世界有種難以表達的扭曲感，要知道，不到二十年前，日本在世界舞臺上還是被人奚落的那一個。
60年代日本首相池田勇夫訪問法國，會面後時任法國領導人的戴高樂對著身邊的官員形容池田勇夫，“看著不像個首相，倒像個收音機推銷員”。
在軍事上高度依賴美國的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資本自然不是來自其軍事實力，而是直逼美國的經濟影響力：二戰後一片蕭條的日本，在四十年中以讓人驚異的速度發展著。
二戰後僅僅十年，1955年日本經濟和工業能力就已恢復到戰前巔峰水平，在政府的統一調配下，日本像二戰後所有快速工業化的國家一樣，開展了土地革命，均分了地主的大面積土地，由國家統一價格收購農產品，利用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換取外匯和國外設備；分拆曾經的集團企業，將遺留下的工業基礎收歸國有，居全國之力發展冶煉、煤炭、重化工等基礎行業——在上個世紀，幾乎每一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都在這條路上砥礪前行，不管他管自己叫什麼主義。
之後的三十年，日本脫離被佔領國身份後，更是在經濟發展上瘋狂加速。當內需完全釋放後，日本人將目光轉向了太平洋的對岸——被譽為世界燈塔的美國。隨著日本產品從“價廉質劣”到“物美價廉”，日本製造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三十年間，所有日本人進入的行業，都被顛覆。美國人在世界經濟上貌似不可撼動的王座搖搖欲墜。
曾經佔據全球100%市場的美國半導體和芯片，1983年已經屈居日本之後。CPU之王英特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本是做儲存芯片的，然而在日本人衝擊下，瀕臨破產。毫無選擇的英特爾，孤注一擲押寶在了集成芯片上，才有了今天。
象徵美國工業實力的鋼鐵企業多年停滯不前。140年前的世界中心，鋼鐵之城匹茲堡，在日本的衝擊下，無數鋼廠的高爐永遠熄滅，整個匹茲堡都不得不淡出鋼鐵世界，轉型成為一個教育城市。而整個美國鋼鐵，在日本浦項鋼鐵為首的日本鋼鐵面前，整整十年產量再無提升，永遠的徘徊在年產一億噸的大門之下。一億噸不再僅僅是產業目標，更是早已年產一億噸的日本給美國鋼鐵蒙上的巨大陰影。
過去半個世紀所向無敵的美國汽車，被日產、豐田、本田打的落花流水，五大湖區綿延不絕的不再是轟鳴的工廠，取而代之的，是底特律近十萬失業工人的怨聲載道。數之不盡的破產工廠倒在了五大湖畔。
日本製造所向披靡所帶來的結果，是其貿易節餘的節節登高。日本日益到來的“統治力”不只體現在貿易端，更是在巨大的資本輸出和手中龐大的債權等金融方面。
日本企業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瞭如此之多的資金，足以支撐他們四面出擊。早在80年代末聞名世界的日本購買潮之前，其海外投資已經讓世界感到威脅：廣場協議簽訂的1985年，日本對外資本輸出已經達到650億美金，這個數字超過了當年瑞典的GDP。日本大舉併購讓美國人膽戰心驚，激起了大面積的保守主義聲音，各地要求限制日本對美國企業的收購，保護屬於美國人的高新技術以避免被日本企業買下——這一幕與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何其相似——美國人不能接受左右國家命運的企業，被日本人所掌控。
然而現實無情而殘酷：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前的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借錢國家，而最大的債主就是日本——廣場協議簽訂前的日本，擁有超過一半的美國國債。
沒有一個借錢的人，會愛上他的債主——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919
債臺高築的美國人，看著大債主日本人將美國工廠打壓的接連破產，一個個曾經繁榮的工廠鏽跡斑斑，由廢棄工廠組成的這條壯觀的鐵鏽帶橫穿美國內陸，這悲涼的景象讓美國人感到彷彿末日將近……
美國科幻巨匠史蒂芬金寫過一本小說《末日逼近》，背景正是1990年，故事中的主人公所在的小鎮，鎮上工廠被亞洲企業衝擊不得不關門大吉，而主人公也因此失去工作，小說中整個美國社會在亞洲的衝擊下，工業衰敗、經濟破落，處處瀰漫著一種壓抑而絕望的氣息……“美國還會好麼？”、“下一代美國人還會富足麼？”、“美國人還會自由麼？”，是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
美國正在衰落是那一代美國人的共識。從1945年二戰結束達到世界巔峰之後，美國似乎就開始了他的衰落。
50年代朝鮮戰爭的失利，讓克拉克將軍感慨自己是第一個沒有在勝利書上簽字的美國將領，但他肯定沒想到自己也不是最後一個。7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到了戰爭的最後，美國人不得不乘直升飛機離開西貢，這是對美國衰落最公開的肯定。
等到1979年，卡特總統無法救出被伊朗扣押的包括外交官和平民在內的52名美國人質，更添加了美國人對霸權失落的恐慌感——這也間接導致了卡特連任的失敗以及里根登上美國總統的寶座——正如今天剛從伊拉克戰爭中勉強抽離一轉身又陷入ISIS困境的美國一樣——美國逐漸地從曾經的“敢做”變成了“敢作”。
對外戰爭的失利，冷戰的鐵幕，讓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里根上臺後大量增加了軍費開支，意圖維護地位，然而卻更加暴露了美國的衰落——在軍費的背後是孱弱不堪的財政收入，以至於美國不得不進一步舉債完成軍費擴張——日本早已準備就緒，他要做美國人的金主。
一時間日本成為了美國社會最大的攻擊對象。
限制日本汽車進口，對日本施加懲罰性關稅，一項項提案像雨季的雨點一樣砸到了國會、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桌子上，彷彿限制了日本，美國就會重獲新生，再度偉大。
對於這一切，里根在回憶錄中如此說到：自己是個徹底的貿易自由主義者，內心是深刻反對一切貿易保護主義的。
美國製造業對日本的攻擊，無非是在掩蓋美國企業自身的種種問題：當日本汽車需要越過太平洋來到美國，卻依舊可以保持比美國汽車更低的價格和更好的質量時，底特律汽車公司們居然責備是因為日本造出了更好的汽車而導致美國汽車產業的衰落——而不是反思為什麼曾經引以為傲的美國汽車，不僅成本上無法對抗日本汽車，連質量都差之千里。“我是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我堅決反對規定貿易限額。我認為底特律面臨的新競爭像一切競爭一樣對底特律和消費者都是好的，因為這會推動汽車工業生產更好的汽車。自由企業制度就是這樣起作用的。我認為我們一旦走上保護主義的道路就無法回頭，也無法知道會走到什麼地步。“——《里根回憶錄一個美國人的生平》，里根
但是沒有美國人願意正視美國製造已經被日本遠遠超過這一事實。日本成為了美國的罪人，成為了美國製造業衰落的藉口——譴責日本、制裁日本成為了美國最後的遮羞布。
雖然里根 “打算否決國會可能通過的對日本的汽車規定限額的任何法案“，但自認為自由貿易支持者的里根，最終被評價為美國史上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最重的總統——里根個人的觀點，無法對抗整個國家激進的情緒。同時，日本國內金融和投資的對外不開放，也給了那些攻訐日本的美國企業和政客充分的藉口和子彈。
美國高居不下的赤字和高利率的經濟政策，也讓西歐各國苦不堪言，頻頻提出美國改善自身赤字的外交要求。
內憂外患的美國，對廣場協議的推進簡直是舉國歡慶，彷彿這份協議只要一簽署，整個美國就得到了救贖，世界燈塔將再次閃耀。
由於日本文化的獨立和封閉性，我們難以知曉當年日本民眾對廣場協議簽署前的態度。但從野口悠紀雄等日本研究者們、前官員們的口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一個模糊的面貌：部分官員和企業是支持日元升值的，認為隨著日本生產效率的提高，適當（10-20%）的日元升值，不會影響日本出口，反而因為升值會增加日元購買力，使得資源匱乏的日本在全世界購買原材料時有著更大的優勢。
然而，在這種冠冕堂皇背後，有一則日本媒體回憶的離奇故事給我們打開了另一扇窺探廣場協議前日本的大門：
1985年9月21日下午，簽訂廣場協議前一天，時任日本大藏省大臣的竹下登和友人相約去成田機場旁的高爾夫球場打球，在球場打了九個洞之後，竹下登藉口大藏省有事慌忙離開高爾夫球場。他並非是趕去大藏省開會，而是把車開到了成田機場，從後備箱的最深處拿出了早已備好的行李，坐上了去往紐約的飛機。甚至為了避免被本國人發現，竹下登少見的沒有乘坐日航的航班，乘坐了美國泛美航空的飛機。與他一起的則是帶著一副遮蓋了全臉口罩的日本央行行長澄田智——日本媒體沒有報道，但始終有人聲稱那天下午在成田機場旁的網球場看到過澄田智。
竹下登和澄田智的行為極度反常。按照日本政府規定，政府內閣部長級出境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然而如果通過國會批准，廣場協議的閉門會議也就不復存在——據說是中曾根康弘和竹內登一起策劃了這個“出境”方案，或許這也是他們為什麼再不願提起廣場協議的原因之一。
竹下登和澄田智的反常行為給人們了另一個角度的解讀：即便在日本政府內部，對廣場協議的不信任、不滿、反對等情緒絕不是輕描淡寫的，反而可能是可以直接威脅協議能否簽署的巨大反對力量。
在日本的撲朔迷離與美國的熱情高漲中，廣場協議1985就這樣到來了。美國在這場貿易戰爭中得償所願，成功逼迫不具備完整主權的日本做出巨大讓步。1985年後，日元沒有像日本人希望的那樣只貶值10%-20%——兩年內美元兌日元從1比235下跌到1比125左右，日元幾乎貶值一倍。
然而，美國人卻更笑不出來了。
三、協議的身後事：如日中天的日本事與願違的美國
廣場協議沒有打敗日本，協議簽署後的1985-1990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年均貿易順差是1975年到1985年平均水平的兩倍。全世界似乎反應過來，日本製造所向披靡依靠的不只是日元的低匯率，更是日本產品不能拒絕的優秀質量和出眾設計。
本以為會成為衰落起點的廣場協議，似乎成為了日本新的助燃劑。短短几年內，日本資產的價格猶如坐上火箭瘋狂上升。
到了1990年，日本上市企業的總市值佔據了全世界的45%，而美國的市值總額只有日本的67%。單單日本電信企業NTT的市盈率達到了300倍之高，市值超越AT&T、IBM、通用汽車、通用電氣、埃克森五家的總和。而日本野村證券的市值更是遠超美國所有證券公司的市值之和。
與此同時，日本的地價狂飆猛進，整個日本的土地價值是美國的四倍，賣掉一個東京就足以買下整個美國。東京與大阪房價之高，讓無數年輕人在大城市置業成了天方夜譚，買房無望的日本年輕人一改過去國民高儲蓄的風格，變成了世界上一切奢侈品的最大買家和全世界旅遊勝地的最大客源。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在看到2007年開始的中國房價股票雙雙猛漲時，紛紛感覺，“彷彿在另一片土地看到了曾經的日本”。
廣場協議簽署前就已經橫掃世界的日本資本，在日元購買力翻倍後，更是“肆無忌憚”，成為了全世界的頭號買家。
當日本人1986年買下紐約蒂芙尼大廈時，美國人感覺這僅僅是日本對廣場協議的報復並未在意，而當日本人用現金一次性買下紐約洛克菲勒中心14棟大廈時，美國人才發現事情有些不對頭。
等到1989年9月25日，索尼宣佈以34億美金（包含承擔16億美金債務）併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時，美國陷入了集體恐慌：當美國製造、美國資本都被日本擊退的時候，好萊塢作為美國驕傲，一直緊守著文化輸出這一片最後遮羞布—而這最後的陣地又被日本人攻破了。美國社會的恐慌情緒之強，甚至引得大量哥倫比亞職員申請離職。面對巨大的壓力，索尼總裁盛田一不得不多次公開表示“這不是文化入侵，我們不會把日本管理人員送進哥倫比亞”。可惜的是，這並不能安定人心。
20世紀80年代末，流傳著一句讓美國人心驚肉跳的話，“1941年，日本沒能在珍珠港擊敗美國，而現在日本正在對美國進行和平佔領”。“日本第一”不再是一句空話，而成為了美國人切身的威脅。
一本《購買美國》成為了華盛頓人的枕邊書，每一個美國人都在認真思考如何重塑與日本的關係：哈佛社會學系教授沃格爾是“主和派”，他在美國最重要的政務雜誌《外交》上發表文章，主題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如何在日本的經濟統治下和平共處；“主戰派”也為數不少，《日本陰謀》、《另一場百年戰爭》等都力主美國應當繼續與日本對抗。
然而無論如何，日本看起來在經濟上已經將美國逼到了絕境。索羅斯在《金融鍊金術》後記中寫道，“美國股市大跌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標誌著經濟和金融世界的大權從美國向日本轉變“。
無怪乎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後來在回憶錄中回憶：20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是“斯普特尼克危機”以來，讓美國第一次如此強烈的感到外國威脅。（注：斯普特尼克危機指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而在此之前美國兩次發射人造衛星皆以失敗告終，蘇聯的成功發射讓美國寢食難安，自此拉開了冷戰時期的航天競賽）
美國人在廣場協議簽訂多年後，才逐漸明白，美國的衰落並不是因為日本的崛起，而是在冷戰中過度的軍備競賽、對外連年不斷的戰爭、錯誤的國內經濟策略以及美國製造的衰退，這一切的種種才是美國衰落的源頭，而日本與這一切無關。意圖用一紙協議阻攔一個崛起的大國，而不是專注自己的發展與改革，只能是本末倒置，將自己推到了歷史的懸崖邊。
然而歷史總是充滿了黑色幽默，這次，輪到日本人笑不出來了。
四、不是結果的結果：太陽西沉
“對於日本股價和房價，不存在萬有引力，牛頓，不來日本”——1989年年底，日本山一證券某經理說到。
“不幸的是，1990年牛頓真的來到了日本”——《漫步華爾街》
廣場協議後的日本經歷了一年的短暫經濟增速放緩後，採取了激進的貨幣政策，長期的低利率政策讓貨幣充斥全國。除了激進的貨幣政策，整個日本為了應對日元大幅升值的影響，瘋狂的擴大整個國家的槓桿率，不斷地增發個人與企業貸款。隨著貨幣的升值，大量的外國資本也隨著日本過快的金融開放進入日境。
一時間，正在買下全世界的日本，成為了全球資本的聚集地。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莽撞的金融自由化與產業結構轉型不及時同步發生。日元升值，貨幣寬鬆，房地產和股價一路攀升，資產效應讓日本經濟表現極度繁榮，心態浮躁，大量資本瘋狂套利，股價地價不斷堆積。
泡沫經濟具有難以覺察的隱蔽性。泡沫本身創造泡沫需求，一旦泡沫發生，整個市場都會不可自拔的進入集體幻想，即便是清晰的人也難以在泡沫的吹起中保持長期清醒。而等到市場都感受到泡沫威脅，泡沫就已經不可避免了。
日本國內經濟政策的失敗，讓泡沫成為了隨時會崩潰的大壩。
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總裁後，試圖勒住脫韁野馬。面對金融市場巨大的泡沫，他選擇了異常激進貨幣緊縮政策，1990年初，存款準備金比例從1%上升到5.25%，同時限制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投資。到了8月，三重野康乘勝追擊，準備金比例上調至6%。同時，為了應對房地產價格泡沫，日本政府出臺了“地價稅”，對超出限定面積的土地權益所有者進行徵稅。
1990年1月，日本股市突然下跌，兩個月下跌兩成，到了10月整個日本股市已經蒸發掉50%。11月起，日本房地產市場下跌，到了91年7月，東京已經跌去15%。
在資產價格暴跌的同時，大量金融機構瀕臨破產，日本政府不得不對大部分銀行進行國有化託管，以免引發全國金融崩潰……截至2006年，至少有100萬億90年代初期的貸款無法收回，這些損失由全體日本國民買單……
從此日本一蹶不振。之後二十多年，每年GDP增長率始終在1%徘徊。沒有被廣場協議打敗的日本人，因為國內政策的錯判，葬送了那個曾經即將登上世界經濟之王的日本，遁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曾經雄赳赳的日本“昭和男兒”走向了“平成廢宅”。昭和時代犯下的錯誤讓整個日本平成時代用來還債，而這筆債務，持續到了今天的令和時代。
五、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回顧1985，廣場協議依舊掩藏在無數謎團之中。
但是時代的歷程向我們證明，廣場協議並不能打倒一個冉冉升起的國家。正如最堅固的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美國的衰落只能歸咎於窮兵黷武、錯誤的國內財政策略以及美國工業的自暴自棄，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從來沒有擊敗過美國這艘戰艦，是他們自己擊倒了自己。 而廣場協議也沒能使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的衰落中扭轉，而是直到90年代信息科技浪潮來臨後美國抓住了時代的機遇才再次偉大。
又如日本，崛起之路讓人有著難以名狀的熟悉感：一樣在一無所有之中白手起家，一往無前的以製造業挑戰世界的霸主，即便是面對全世界圍剿的廣場協議也沒有敗下陣來，反而愈戰愈勇幾乎要將霸主從經濟的王座上拉下。然而與美國一樣，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沒有被廣場協議打敗，卻輸在了國內政策上，讓人無限唏噓。
或許廣場協議給後世最大的警示就是：擊敗你的從不是對手，而是自己。
是故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閱讀更多 金融界蕭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