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泽东
历史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总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在世界经贸再一次走到剧烈冲突的今天，裸泳想与诸位一同回顾三十四年前的一份贸易战协议的前世今生：那份协议，属于美国与一个彼时冉冉升起的世界第二强国——日本。
一、广场协议——不存在的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协议联合发表声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美元即将贬值而德国马克和日元将会逐渐升值。
抛开这份声明对世界经济后来的影响，声明本身也宣告了美日英德法组成的五国集团（G5）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日本与德国，两个二战战败国，在这一天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大国地位。
然而，这样一份改变了历史轨迹的协议，几十年中却始终身处谜团之中。
今天所称的协议，指的仅仅是五国财长在会议最后联合宣读的一份9页的对外声明。
根据有限的信息，我们只知道当时所有的会议材料都在右上角印着一个简短的词组“no paper”——“不存在的文件”，而这些不存在的文件，最后也随着会议的结束统统被销毁在纽约的广场酒店，没有半个字留下。而与会的人，对协议的商讨与签署过程，更是讳莫如深。
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签署协议的大藏省省相竹内登，在之后的人生中对此份协议闭口不谈，他们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任何相关信息。无论访谈也好、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也好，仿佛这份协议从不存在 ，任何有关问题他们都默默选择了回避……
倒是未曾参与协议制定与签署的继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以访谈的形式评价了“广场协议”：“1960年的‘安保骚动’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后日本发展的两个巨大转折点。《新美日安保协议》，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延续了战败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中的地位，此举虽然激起国内抗议，但也令日本此后可以安心发展经济；‘广场协议’所涉内容，看似完全不如《新美日安保协议》那般宏大，仅是对五国集团各国汇率调整做了指导。但是这一安排，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却不下于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离开白宫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分为五个部分，标题分别是：“第一年、拼搏到底、中东、伊朗、军备控制”。整本书中，对日美贸易战争，也只是简单提及了日本汽车行业与美国制造，对广场协议，这一重构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协议却不落笔墨。
无独有偶。阅遍日本人笔下的《日本经济史》、《日本战后经济启示》、《战后日本经济史》等等，美国人笔下的《太阳也将西沉》、《日元！日本金融帝国对美国的威胁》、《贸易之地：我们怎样允许日本牵头》等等，对广场协议均是轻描淡写，甚至日本人往往用“日美贸易摩擦”五个字一笔带过。美国人的视角中，反而同年2月的日美货币协定更吸引了他们的关注，对广场协议似乎 “理所应当”地没有大书特书……
甚至G5最终也不愿给这声明一个官方名字——“广场协议”四个字，属于无可奈何的媒体创造：不知如何称呼这份震惊世界的协议，只好用签署协议的广场酒店为其命名。至于那这份声明背后，五国财长签署的那份文件，搜遍互联网，也从未看到过蛛丝马迹，至今仅存于五国文件库中——或许，这协议根本未曾存在任何实物，他们只是那个时代“货币黑手党”们的又一次闭门协议。
这样一份似乎不存在的协议，反而更令后世魂牵梦萦，让无数后来的学者作家前赴后继。广场协议改变了世界又好像隐匿于世界。既然我们不能穿越回1985年的现场揭开谜团，那只好回顾协议的背景，描绘广场协议的前世与今生。
二、战后四十年：崛起的日本衰落的美国
1985年，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经济学家林健次郎发表了名为《传递世界领导地位的火炬》的文章。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外相出访以色列，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和西岸地区，以缓和世界主要产油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情绪，缓和世界油价；不久后在世界经济会议上，日本宣布年内对外援助翻番，并建议缓解第三世界的债务……七国首脑会议的领导人合影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里根总统一起站在前排的中央，中曾根康弘自信从容的表情微妙地但又无可辩驳的表现出,这个C位的位置是理该属于他的——对于这一点,世界上其他的人似乎还未来得及察觉,但日本几乎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都立刻注意到了……
尚难称得上主权国家的日本，战败后短短四十年再次在世界舞台上四处出击，这令全世界有种难以表达的扭曲感，要知道，不到二十年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还是被人奚落的那一个。
60年代日本首相池田勇夫访问法国，会面后时任法国领导人的戴高乐对着身边的官员形容池田勇夫，“看着不像个首相，倒像个收音机推销员”。
在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资本自然不是来自其军事实力，而是直逼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二战后一片萧条的日本，在四十年中以让人惊异的速度发展着。
二战后仅仅十年，1955年日本经济和工业能力就已恢复到战前巅峰水平，在政府的统一调配下，日本像二战后所有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开展了土地革命，均分了地主的大面积土地，由国家统一价格收购农产品，利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换取外汇和国外设备；分拆曾经的集团企业，将遗留下的工业基础收归国有，居全国之力发展冶炼、煤炭、重化工等基础行业——在上个世纪，几乎每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砥砺前行，不管他管自己叫什么主义。
之后的三十年，日本脱离被占领国身份后，更是在经济发展上疯狂加速。当内需完全释放后，日本人将目光转向了太平洋的对岸——被誉为世界灯塔的美国。随着日本产品从“价廉质劣”到“物美价廉”，日本制造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三十年间，所有日本人进入的行业，都被颠覆。美国人在世界经济上貌似不可撼动的王座摇摇欲坠。
曾经占据全球100%市场的美国半导体和芯片，1983年已经屈居日本之后。CPU之王英特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是做储存芯片的，然而在日本人冲击下，濒临破产。毫无选择的英特尔，孤注一掷押宝在了集成芯片上，才有了今天。
象征美国工业实力的钢铁企业多年停滞不前。140年前的世界中心，钢铁之城匹兹堡，在日本的冲击下，无数钢厂的高炉永远熄灭，整个匹兹堡都不得不淡出钢铁世界，转型成为一个教育城市。而整个美国钢铁，在日本浦项钢铁为首的日本钢铁面前，整整十年产量再无提升，永远的徘徊在年产一亿吨的大门之下。一亿吨不再仅仅是产业目标，更是早已年产一亿吨的日本给美国钢铁蒙上的巨大阴影。
过去半个世纪所向无敌的美国汽车，被日产、丰田、本田打的落花流水，五大湖区绵延不绝的不再是轰鸣的工厂，取而代之的，是底特律近十万失业工人的怨声载道。数之不尽的破产工厂倒在了五大湖畔。
日本制造所向披靡所带来的结果，是其贸易节余的节节登高。日本日益到来的“统治力”不只体现在贸易端，更是在巨大的资本输出和手中庞大的债权等金融方面。
日本企业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资金，足以支撑他们四面出击。早在80年代末闻名世界的日本购买潮之前，其海外投资已经让世界感到威胁：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日本对外资本输出已经达到650亿美金，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瑞典的GDP。日本大举并购让美国人胆战心惊，激起了大面积的保守主义声音，各地要求限制日本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保护属于美国人的高新技术以避免被日本企业买下——这一幕与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何其相似——美国人不能接受左右国家命运的企业，被日本人所掌控。
然而现实无情而残酷：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前的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借钱国家，而最大的债主就是日本——广场协议签订前的日本，拥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债。
没有一个借钱的人，会爱上他的债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19
债台高筑的美国人，看着大债主日本人将美国工厂打压的接连破产，一个个曾经繁荣的工厂锈迹斑斑，由废弃工厂组成的这条壮观的铁锈带横穿美国内陆，这悲凉的景象让美国人感到仿佛末日将近……
美国科幻巨匠史蒂芬金写过一本小说《末日逼近》，背景正是1990年，故事中的主人公所在的小镇，镇上工厂被亚洲企业冲击不得不关门大吉，而主人公也因此失去工作，小说中整个美国社会在亚洲的冲击下，工业衰败、经济破落，处处弥漫着一种压抑而绝望的气息……“美国还会好么？”、“下一代美国人还会富足么？”、“美国人还会自由么？”，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美国正在衰落是那一代美国人的共识。从1945年二战结束达到世界巅峰之后，美国似乎就开始了他的衰落。
50年代朝鲜战争的失利，让克拉克将军感慨自己是第一个没有在胜利书上签字的美国将领，但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也不是最后一个。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到了战争的最后，美国人不得不乘直升飞机离开西贡，这是对美国衰落最公开的肯定。
等到1979年，卡特总统无法救出被伊朗扣押的包括外交官和平民在内的52名美国人质，更添加了美国人对霸权失落的恐慌感——这也间接导致了卡特连任的失败以及里根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正如今天刚从伊拉克战争中勉强抽离一转身又陷入ISIS困境的美国一样——美国逐渐地从曾经的“敢做”变成了“敢作”。
对外战争的失利，冷战的铁幕，让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里根上台后大量增加了军费开支，意图维护地位，然而却更加暴露了美国的衰落——在军费的背后是孱弱不堪的财政收入，以至于美国不得不进一步举债完成军费扩张——日本早已准备就绪，他要做美国人的金主。
一时间日本成为了美国社会最大的攻击对象。
限制日本汽车进口，对日本施加惩罚性关税，一项项提案像雨季的雨点一样砸到了国会、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仿佛限制了日本，美国就会重获新生，再度伟大。
对于这一切，里根在回忆录中如此说到：自己是个彻底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内心是深刻反对一切贸易保护主义的。
美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攻击，无非是在掩盖美国企业自身的种种问题：当日本汽车需要越过太平洋来到美国，却依旧可以保持比美国汽车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质量时，底特律汽车公司们居然责备是因为日本造出了更好的汽车而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的衰落——而不是反思为什么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国汽车，不仅成本上无法对抗日本汽车，连质量都差之千里。“我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我坚决反对规定贸易限额。我认为底特律面临的新竞争像一切竞争一样对底特律和消费者都是好的，因为这会推动汽车工业生产更好的汽车。自由企业制度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一旦走上保护主义的道路就无法回头，也无法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步。“——《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里根
但是没有美国人愿意正视美国制造已经被日本远远超过这一事实。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罪人，成为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借口——谴责日本、制裁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后的遮羞布。
虽然里根 “打算否决国会可能通过的对日本的汽车规定限额的任何法案“，但自认为自由贸易支持者的里根，最终被评价为美国史上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最重的总统——里根个人的观点，无法对抗整个国家激进的情绪。同时，日本国内金融和投资的对外不开放，也给了那些攻讦日本的美国企业和政客充分的借口和子弹。
美国高居不下的赤字和高利率的经济政策，也让西欧各国苦不堪言，频频提出美国改善自身赤字的外交要求。
内忧外患的美国，对广场协议的推进简直是举国欢庆，仿佛这份协议只要一签署，整个美国就得到了救赎，世界灯塔将再次闪耀。
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立和封闭性，我们难以知晓当年日本民众对广场协议签署前的态度。但从野口悠纪雄等日本研究者们、前官员们的口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面貌：部分官员和企业是支持日元升值的，认为随着日本生产效率的提高，适当（10-20%）的日元升值，不会影响日本出口，反而因为升值会增加日元购买力，使得资源匮乏的日本在全世界购买原材料时有着更大的优势。
然而，在这种冠冕堂皇背后，有一则日本媒体回忆的离奇故事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窥探广场协议前日本的大门：
1985年9月21日下午，签订广场协议前一天，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的竹下登和友人相约去成田机场旁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在球场打了九个洞之后，竹下登借口大藏省有事慌忙离开高尔夫球场。他并非是赶去大藏省开会，而是把车开到了成田机场，从后备箱的最深处拿出了早已备好的行李，坐上了去往纽约的飞机。甚至为了避免被本国人发现，竹下登少见的没有乘坐日航的航班，乘坐了美国泛美航空的飞机。与他一起的则是带着一副遮盖了全脸口罩的日本央行行长澄田智——日本媒体没有报道，但始终有人声称那天下午在成田机场旁的网球场看到过澄田智。
竹下登和澄田智的行为极度反常。按照日本政府规定，政府内阁部长级出境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然而如果通过国会批准，广场协议的闭门会议也就不复存在——据说是中曾根康弘和竹内登一起策划了这个“出境”方案，或许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再不愿提起广场协议的原因之一。
竹下登和澄田智的反常行为给人们了另一个角度的解读：即便在日本政府内部，对广场协议的不信任、不满、反对等情绪绝不是轻描淡写的，反而可能是可以直接威胁协议能否签署的巨大反对力量。
在日本的扑朔迷离与美国的热情高涨中，广场协议1985就这样到来了。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争中得偿所愿，成功逼迫不具备完整主权的日本做出巨大让步。1985年后，日元没有像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只贬值10%-20%——两年内美元兑日元从1比235下跌到1比125左右，日元几乎贬值一倍。
然而，美国人却更笑不出来了。
三、协议的身后事：如日中天的日本事与愿违的美国
广场协议没有打败日本，协议签署后的1985-1990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年均贸易顺差是1975年到1985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全世界似乎反应过来，日本制造所向披靡依靠的不只是日元的低汇率，更是日本产品不能拒绝的优秀质量和出众设计。
本以为会成为衰落起点的广场协议，似乎成为了日本新的助燃剂。短短几年内，日本资产的价格犹如坐上火箭疯狂上升。
到了1990年，日本上市企业的总市值占据了全世界的45%，而美国的市值总额只有日本的67%。单单日本电信企业NTT的市盈率达到了300倍之高，市值超越AT&T、IBM、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埃克森五家的总和。而日本野村证券的市值更是远超美国所有证券公司的市值之和。
与此同时，日本的地价狂飙猛进，整个日本的土地价值是美国的四倍，卖掉一个东京就足以买下整个美国。东京与大阪房价之高，让无数年轻人在大城市置业成了天方夜谭，买房无望的日本年轻人一改过去国民高储蓄的风格，变成了世界上一切奢侈品的最大买家和全世界旅游胜地的最大客源。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在看到2007年开始的中国房价股票双双猛涨时，纷纷感觉，“仿佛在另一片土地看到了曾经的日本”。
广场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横扫世界的日本资本，在日元购买力翻倍后，更是“肆无忌惮”，成为了全世界的头号买家。
当日本人1986年买下纽约蒂芙尼大厦时，美国人感觉这仅仅是日本对广场协议的报复并未在意，而当日本人用现金一次性买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14栋大厦时，美国人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
等到1989年9月25日，索尼宣布以34亿美金（包含承担16亿美金债务）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美国陷入了集体恐慌：当美国制造、美国资本都被日本击退的时候，好莱坞作为美国骄傲，一直紧守着文化输出这一片最后遮羞布—而这最后的阵地又被日本人攻破了。美国社会的恐慌情绪之强，甚至引得大量哥伦比亚职员申请离职。面对巨大的压力，索尼总裁盛田一不得不多次公开表示“这不是文化入侵，我们不会把日本管理人员送进哥伦比亚”。可惜的是，这并不能安定人心。
20世纪80年代末，流传着一句让美国人心惊肉跳的话，“1941年，日本没能在珍珠港击败美国，而现在日本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日本第一”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成为了美国人切身的威胁。
一本《购买美国》成为了华盛顿人的枕边书，每一个美国人都在认真思考如何重塑与日本的关系：哈佛社会学系教授沃格尔是“主和派”，他在美国最重要的政务杂志《外交》上发表文章，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如何在日本的经济统治下和平共处；“主战派”也为数不少，《日本阴谋》、《另一场百年战争》等都力主美国应当继续与日本对抗。
然而无论如何，日本看起来在经济上已经将美国逼到了绝境。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后记中写道，“美国股市大跌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世界的大权从美国向日本转变“。
无怪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是“斯普特尼克危机”以来，让美国第一次如此强烈的感到外国威胁。（注：斯普特尼克危机指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而在此之前美国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皆以失败告终，苏联的成功发射让美国寝食难安，自此拉开了冷战时期的航天竞赛）
美国人在广场协议签订多年后，才逐渐明白，美国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崛起，而是在冷战中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连年不断的战争、错误的国内经济策略以及美国制造的衰退，这一切的种种才是美国衰落的源头，而日本与这一切无关。意图用一纸协议阻拦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不是专注自己的发展与改革，只能是本末倒置，将自己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黑色幽默，这次，轮到日本人笑不出来了。
四、不是结果的结果：太阳西沉
“对于日本股价和房价，不存在万有引力，牛顿，不来日本”——1989年年底，日本山一证券某经理说到。
“不幸的是，1990年牛顿真的来到了日本”——《漫步华尔街》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年的短暂经济增速放缓后，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让货币充斥全国。除了激进的货币政策，整个日本为了应对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疯狂的扩大整个国家的杠杆率，不断地增发个人与企业贷款。随着货币的升值，大量的外国资本也随着日本过快的金融开放进入日境。
一时间，正在买下全世界的日本，成为了全球资本的聚集地。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莽撞的金融自由化与产业结构转型不及时同步发生。日元升值，货币宽松，房地产和股价一路攀升，资产效应让日本经济表现极度繁荣，心态浮躁，大量资本疯狂套利，股价地价不断堆积。
泡沫经济具有难以觉察的隐蔽性。泡沫本身创造泡沫需求，一旦泡沫发生，整个市场都会不可自拔的进入集体幻想，即便是清晰的人也难以在泡沫的吹起中保持长期清醒。而等到市场都感受到泡沫威胁，泡沫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日本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败，让泡沫成为了随时会崩溃的大坝。
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总裁后，试图勒住脱缰野马。面对金融市场巨大的泡沫，他选择了异常激进货币紧缩政策，1990年初，存款准备金比例从1%上升到5.25%，同时限制金融机构对房地产投资。到了8月，三重野康乘胜追击，准备金比例上调至6%。同时，为了应对房地产价格泡沫，日本政府出台了“地价税”，对超出限定面积的土地权益所有者进行征税。
1990年1月，日本股市突然下跌，两个月下跌两成，到了10月整个日本股市已经蒸发掉50%。11月起，日本房地产市场下跌，到了91年7月，东京已经跌去15%。
在资产价格暴跌的同时，大量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大部分银行进行国有化托管，以免引发全国金融崩溃……截至2006年，至少有100万亿90年代初期的贷款无法收回，这些损失由全体日本国民买单……
从此日本一蹶不振。之后二十多年，每年GDP增长率始终在1%徘徊。没有被广场协议打败的日本人，因为国内政策的错判，葬送了那个曾经即将登上世界经济之王的日本，遁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曾经雄赳赳的日本“昭和男儿”走向了“平成废宅”。昭和时代犯下的错误让整个日本平成时代用来还债，而这笔债务，持续到了今天的令和时代。
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回顾1985，广场协议依旧掩藏在无数谜团之中。
但是时代的历程向我们证明，广场协议并不能打倒一个冉冉升起的国家。正如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美国的衰落只能归咎于穷兵黩武、错误的国内财政策略以及美国工业的自暴自弃，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从来没有击败过美国这艘战舰，是他们自己击倒了自己。 而广场协议也没能使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的衰落中扭转，而是直到90年代信息科技浪潮来临后美国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才再次伟大。
又如日本，崛起之路让人有着难以名状的熟悉感：一样在一无所有之中白手起家，一往无前的以制造业挑战世界的霸主，即便是面对全世界围剿的广场协议也没有败下阵来，反而愈战愈勇几乎要将霸主从经济的王座上拉下。然而与美国一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没有被广场协议打败，却输在了国内政策上，让人无限唏嘘。
或许广场协议给后世最大的警示就是：击败你的从不是对手，而是自己。
是故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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