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为什么新病毒会不断出现？一旦出现新病毒，人类为何难以攻克？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麦克尼尔警告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在《逼近的瘟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也认为，人类的宿敌是微生物，它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绝迹。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洋洋得意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也曾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
198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博士发表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名叫《难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战》。书中提出，早被认定已经败北的疾病可能杀个回马枪，接着危害美国民众。一年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有的议员问克劳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新传染病？”
“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克劳斯答道，“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促使许多病毒学家认真考虑，确实在出现着某种新东西。随着这种流行病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向另一个地区，科学家们不禁问道：“这种病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没有别的病源？还会不会发生更加危险的疾病——从空气中由人到人传播的疾病？”
随着80年代前进的脚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名叫斯蒂芬·莫尔斯的年轻病毒学家来到著名的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面前问道，关于正在出现的微生物，人们的担心日益严重，对此他有何见教？莱德伯格用绝对的词句，斩钉截铁地答道：“问题是严重的。还将更加严重。”怀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莫尔斯和莱德伯格开始征集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收集证据，提出建议。
1988年，一大批美国科学家，主要是病毒学家和热带医学专家，得出了结论：是拉响警报的时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学的莫尔斯和莱德伯格、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莫纳特、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单位的罗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导下，科学家们寻求办法，使他们共同的想法具体化。他们最担心的是被视为一群爱哭的婴儿，为了研究经费的缩减而哭闹不休；或者被人指责为高呼狼来了。
1989年5月1日，科学家们在华盛顿饭店聚会，饭店同白宫只有一箭之遥。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证据，说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远远没有被击败，相反，正在对人类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会议由全国变应与传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国际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学共同赞助。
“大自然并不慈善，”莱德伯格在开幕词中说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选择的单位——脱氧核糖核酸（DNA），有时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种不同的生物体中根本不是整齐排列的。它们共同分享整个生物圈。人类的生存并不是预先注定的进化程序。遗传变异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供病毒学习新的伎俩，不仅仅限于按正常规律出现的、甚至经常出现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
“本人以为，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局限的，”麦克尼尔说，“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三天之中，科学家们提出证据，证实麦克尼尔的带有预见性的讲话确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发生变异；就在科学家们开会时，海豹死于瘟疫；澳大利亚传进新病毒一年间，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横扫整个动物世界；安德洛墨达变体几乎以埃博拉病毒的形式出现在非洲；超级大城市正在发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据点；雨林正在被毁，迫使携带疾病的动物和昆虫进入人类居住的地区，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范围内感染人类、危及人类生存有了切实的可能。
著名科学家的结论是：如果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是一个典型，那就可以说人类正面临极大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疾病的出现，人类的态度先是漠不关心，接着是对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视，最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无所谓的感觉，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说这种病毒是毫无害处的，有人说某些人群或种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后痊愈。
过去5年间，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曾经表明他们的担心，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远远不是一次公共卫生方面的差错，而更可能是未来的问题的征兆。他们提出警告：尽管经过了艾滋病的惨剧，人类并没有学会对新的微生物作好准备和实施对应的办法。他们呼吁人们认清，任何一国的环境在微观层面上的变化都会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全球的生活。
毕竟，人类的宿敌是微生物。微生物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绝迹。在产业化时代以后，发达国家虽然清理了他们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没有消失。微生物当然更不会仅仅因为人类忽视它们的存在而寿终正寝。
恐惧在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会变得非常厉害。在整个历史上，它都曾使某种疾病的患者受到终生的控制；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也会使人不当地耗费金钱和资源，去击退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敌人。
总的说来，需要的只是一种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不要把人类同微生物的关系看做一种历史的直线关系，若干世纪以来的总趋势是人类的风险越来越小；要寻求一种挑战性更强的看法，承认在人类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人类和微生物之间存在一种动荡的、非直线的状况。正如哈佛大学的迪克·莱文斯所说：“我们必须兼容并蓄，不求简单，不避复杂；必须寻求办法，来描写和理解一种我们看不见、却时刻受到其影响的生态。”
要作准备，必先了解。要想了解人类与巨大的千变万化的微生物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形成新的看法，将彼此分隔的领域如医学、环境、公共卫生、基础生态学、灵长生物学、人类表现、经济开发、文化考古、人权法律、昆虫学、寄生学、病毒学、细菌学、进化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等等融为一体。
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洋洋得意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
閱讀更多 第一讀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