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0 “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

“……我们需要借助彼此，共同创造一个这个世界原本拒绝给予我们的位置。但是，为了这个，我们的爱情必须也是生活的契约。”

（高兹《致D》）

- 安德烈·高兹 -

安德烈·高兹，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的学生、《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高兹于192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叛徒》《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与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2007年，高兹与妻子双双自杀于巴黎郊区家中。

致D情史

高兹/文 袁筱一/译

“什么能够证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经历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

“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 我终于得以拥你在怀 /

我们的故事有一个美妙的开始，几乎称得上一见钟情。相遇的那天，你被三个男人包围着，借口说是要和你玩儿牌。你有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的肌肤，英国女人那种高而尖的声音。你刚从英国来到这里，三个男人都试图引起你的注意，操着生硬的英语向你献殷勤。你是那么高贵，俏皮——witty，几乎无法翻译成法文——美得如同一个梦。就在我们的目光彼此交错的时候，我在想：“我不会有机会的。”后来我知道，那天的主人早已和你打过预防针了，说我“是一个奥地利犹太小子，毫无意趣”。[1]

一个月后，我在街头又遇见了你，看着你舞蹈般的步态，很是着迷。接着有一晚，偶然间，我远远地看见你离开办公室，来到大街上。我跑着想要赶上你。你走得很快。那是一个雪天。大雪过后的毛毛雨让你的头发愈发显得卷曲。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说我们去跳舞吧。你说行，why not，你说，很简单的回答。我记得日子：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的英语不太流利，但勉强还行。这多亏我为马格拉特出版社译的两本美国小说。就是在这次，我知道你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读了很多书：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柏拉图……

我们谈起了英国政治，工党内部的不同流派。你总是很快就能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任何复杂的问题，似乎在你看来都很好解决。你从来不怀疑自己判断的准确性。你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你的父母也一样分开了，你很早就离开他们生活，先是离开了一个，然后再离开一个。战争后期，你和你的小猫泰比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你的食物配额。最后，你甚至离开了你的国家，想要探索另外的世界。一个一文不名的“奥地利犹太小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呢？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们联系在起。你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我是在以后才渐浙明白，究竟是怎样的根本经验让我们能够在瞬间靠近。

我们再次相见。还是去跳舞。还一起看了热拉尔·菲利普主演的《魔鬼附身》[2]。电影里有个镜头，女主人公要求餐厅主管换一瓶已经开启了的葡萄酒，因为，她说，她觉得酒有股子瓶塞味。于是我们在舞厅里重演了这一幕，但是餐厅主管在检查了之后，发现了我们的猫腻。在我们的坚持下，他还是换了一瓶，但他警告我们说：“以后休想再踏进这里半步！”我非常欣赏你的冷静和自若。我自忖道：“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

一起出去了三四次后，我终于得以拥你在怀。

[1]原文为英语。

[2]《魔鬼附身》改编自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的同名小说，由克洛德·奥当-拉拉执导，1947年出品。

FRANCE. Paris. 1978.Snow in "Jardin des Tuileries".© Martine Franck

/ 地球上最光彩照人的生灵已经准备好与我分享她的一生 /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计划结婚。对于婚姻我有一种原则性的、观念性的偏见。我认为婚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固有习惯；是将一种关系法律化和社会化，一种原来仅凭爱情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完全没有社会性的关系。面对两个人的体验和情感，法律关系会产生自我管理的倾向——甚至法律关系是将自我管理当成使命来完成的。我也一直说：“什么能够证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你的回答令我无法抵挡：“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几乎就是萨特的哲学。

五月，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决定。我通知了母亲，让她把需要的文件寄来。作为答复，她仅仅寄来了一份我俩的笔迹鉴定书，说我们的性格不合。我还记得五月八号那一天。母亲到了洛桑。我们决定一起去她住的饭店找她，下午四点。

我上去告诉母亲你也来了的时候，你就坐在大厅里。她躺在床上，手里握着一本书。“我是和多莉娜一起来的，”我说，“我希望把她介绍给你认识。”“谁是多莉娜？”妈妈问，“我和她有什么好认识的？”“我们很快要结婚了。”妈妈勃然大怒。她搬出一切理由反对这桩婚姻。“她在下面等你，”我说，“你不愿见她吗？”“不。”“那我走了。”

“来，我们走吧，”我对你说，“她不愿见你。”你几乎还没得及收拾一下的时候，我的母亲，那位贵妇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叫道：“多莉娜，我亲爱的，认识你我是多么高兴啊！”你高高在上的自如与她故作姿态的高贵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是多么为你在这位贵妇人面前的表现而自豪啊！她可是一直在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给儿子的教育呢！同样，我是多么为你在谈及钱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时蔑视而自豪，对于母亲来说，这可是能够为我们的结合制造严重障碍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一切或许变得简单起来。地球上最光彩照人的生灵已经准备好与我分享她的一生。你受到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的“上流社会”的邀请，朋友们都很羡慕我；当我们手拉手走在一起，男人总是转过身来盯着你看。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么一个一文不名的奥地利犹太小子呢？在纸上，我能够说清楚——举出赫洛和勒安得尔、特里斯当和伊瑟、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例子——爱情是两个主体彼此沉迷，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描述的，也没有什么可社会化的地方，它可以抵抗住社会强加给主体的角色和镜像，可以抵抗住所谓文化的归属。

我们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因为开始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只需我愿意再继续经历一直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只需我再多爱一点，你的目光，你的声音，你的气味，你细长的手指，你穿衣服的方式，你的身体，你的一切，未来就会向我们张开怀抱。

FRANCE. Paris. Fashion show. 1989.© Ferdinando Scianna

/ 我专注于你的存在，就像专注于我们的开始 /

你已经看到了“彼岸”；你从一个我们回不来的地方回来了。这改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们没有商量过，但是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有一句英文很浪漫地诠释了这个意思：“没有财富，只有生命。”

在你昏迷的日子里，我决定六十岁就退休。我开始计算我们曾经分离的时光。我在做饭做菜中找到了乐趣，我热衷于找寻能够帮你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热衷于在瓦格拉姆广场订购顺势疗法医师推荐的权威制剂。

生态在不断要求促进另一种文明的同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的实践。我已经到了思考一生都做过些什么，原本是想做什么的年龄。我觉得我并不曾真正地生活过，我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的某一个侧面，作为个人，我是贫瘠的。而你一直以来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你与你的生活处于同一水平，而我却总是匆匆地奔赴下一项任务，仿佛我们的生活永远只能在稍后才真正开始。

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应该放弃的次要的东西，放弃了它我才能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我对自己说，如果要真正理解各个方面的动荡所波及的范围，就需要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这，却是全职的新闻记者无法做到的。一九八一年左派上台，我已经不再期待有任何革新，在莫洛瓦政府得到任命后的第二天，我就遇见了两位部长，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很惊讶的是，为报纸工作了二十年，可是我的离开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别人而言都不是那么难过。我还记得我曾经写信给E，说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如果你不在了，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已还能继续写下去。你才是最根本的所在，其余的一切，无论你在的时候在我看来有多么重要，可你一且不在，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在我上一本书里，我已经在题词里写到了这点。

我们一起到乡间生活已经二十三年。开始是在“你的”家园里，那里有一种令人沉入冥想的和谐氛围。而我们只享受了三年。一个在建的校电站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又找到了一座房子，非常古老，夏天很是清凉，冬天却很温暖，还有一块很大的土地。我想你在那里应该会很幸福。就在只有一块草坪的地方你还创造了一个花草小灌木园。我在新房子的地上种了两百棵树。

开始几年我们还会出门旅行；但是旅途的颠簸——无论是什么交通工具的颠簸——会令你头痛发作，浑身疼痛。蛛网膜病变让你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你非常喜欢的活动。大家都没有发现你隐瞒了自己的痛苦。我们的朋友都觉得你“精神很好”。你一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在我们的家园度过的二十三年里，我出版了六部书，还有一些文章和访谈。我们接待了几十位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我做了几十次采访。当然，我还是没有能够完成三十年前的心感：能够与现时生活处在同个平面上，只关注我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财富。

如今我又在重新回味当初迫不及待下决心的时刻。我的手上没有等待完成的重要著作。我再也不想——如果我用乔治·巴塔耶的话来说——“推迟存在”。我专注于你的存在，就像专注于我们的开始，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你给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给你我的一切。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

我就是这个男人。灵车里装的是你。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听到凯瑟琳・费丽尔在唱，“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1]然后我醒了。我守着你的呼吸，我的手轻轻掠过你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弧独地活下去。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1]原文为德语。

《致D》法文版封面

致ABC

——代译序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女人在读了这样的文字之后都会有不明了的愿望，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文字中的“你”。可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女人：D高兹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所“致”的对象。因为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女人，所以，我们也许不得不怀疑，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女人，并且逢到了一个罕见的，也有潜力变得智慧起来的男人。

在爱情上，这个男人开始也许不如女人智慧。就高兹的描述来看，女人应该是在五十八年前就下决心要创造这样一种幸福，而男人却是在爱情上懵懵懂懂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意识到，并且主动地参与到这种幸福的创建中。幸运的是，在共同度过了五十八年之后，

写下这句话后，八十四岁的高兹与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妻子多莉娜（《致D》中的D）开了煤气，双双离开人世。如果说人离去的时候带不走财富，甚至带不走声名——这一点高兹倒是很早就有所了解——他们却带走了自己的爱情，也留下了自己的爱情。一种别样的生产。

自杀不是一种反抗和姿态，而是一种接受陪伴和主动的了结，是人作为“主体”的最后的、负责任的行动。我想，在这种前提下，它可以是美丽的，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相信这种不带有任何条件的死亡能够维护一段不带有任何条件的爱情。

G.B. ENGLAND. Beachy Head. World capital of suicide. 1997.© Peter Marlow

《致D》中的爱情不是文学的爱情，也不是哲学的爱情。它离文学中所擅长的暖昧、罪恶背叛、金钱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冲突很远；它与哲学所擅长的（也是高兹所擅长的）抽象也很远，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解释的方法。它是生活的，是两个人走了五十八年，社会变迁，两个人也在不停地游走和变化，但维护“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决心始终未变。

不是吗？这个开头几乎与所有的爱情故事的开头没有差别。相遇的时候，女主人公美丽、智慧——“witty”，高兹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翻译的词，有着“舞蹈一般的步态”。即便作者能写下“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欢愉不是得到或是给予。只有在相互给予，并且能够唤起另一方赠与的愿望时，欢愉才能存在”这样的字句，也改变不了爱情的伊始是彼此之间互相吸引的本质。我们已经足够冷静（或者说冷酷），知道男女在下决心要爱对方的那一刹那，是不会有时间思考所谓爱情的本质的。

关键在于互相吸引之后。文学里的爱情从来都没有继续，因为继续不下去。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美丽的相遇，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看似美丽的磨难，我们就是不能有色彩绚丽的结局。爱情的结局无论是平淡的幸福还是永远成为回忆的中断，都不能够成为可以绽放的诗篇，都经不起追问，都推挡不了琐碎和卑微的现实。

高兹就是因为这个才曾经犹豫的吧，在婚姻前曾经想要逃跑，止步不前。所以今天他可以明白，有再多的哲学野心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认知的野心也改变不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胆怯、平庸和懦弱。

是D有足够的智慧告诉他，“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对于个人的幸福而言，生活中的智慧远比抽象的智慧来得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想象，D后来面对萨特时那种自然的、高高在上的、“女王一般”的气定神闲。D从来都是这样，在面对所谓的“大人物”时永远不会胆怯和局促。

GB. England. Surrey. Surrey Bird Club. 1972.© Martin Parr

高兹或许从来不怀疑，D的爱情为他提供了“避处”。社会没有给过他安全的感觉，从童年开始，到年轻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战争，生存。但仅仅作为“避处”，男人仍然会犹豫，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避处”是不是具有永恒的意义。他又怎么能够指望女人来帮助他“承担自己的存在”?

我仿佛就是在“避处”这样的字眼前犹豫的，因为这个词让我有些厌烦。用两个人的世界来遮蔽令人倍感不适的社会，这是很多人相爱的理由。男人会对女人这样说，女人也会对男人这样说。激情来到的时刻，在“对方的声音、气味、肤色、动作和存在的方式成为一种理想的标准，能够在内心深处激荡起回声”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人就足以平复自己身处人群与社会之中的孤独和寂寞。

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挡日后的分离。形式的东西从来就是重要的，然而有多少人在用拒绝承担形式为借口在拒绝承担爱情的实质呢？高兹或许也不例外。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人总是陷入悖论里，这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事实。只要是能够冷眼看待，我们一定知道，像萨特那样拒绝“既定观念”的婚姻，无非也不过是走入另一个自己铸就的“既定观念”而已。

当然，我知道这个故事有一个好的结局。归根到底，男人和女人还是有相同的价值观，这让他们能够——尤其是男人一一战胜最初的犹豫，走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共同时光。经历过困苦岁月，并且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D始终陪伴在高兹的左右，为他做一切，挣两个人生活所需要的钱，或者帮助高兹这个“写者”收集材料，准备档案，总之，只给鼓励，不给压力。两个人的生活好转之后，还有更美好的“帮助”，帮助高效建立朋友的圈子，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主人”那样，灵巧地为他应对必然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所构成的人生。

相信就像所有女人在读完开头时梦想自己能够像D一样收到来世的邀约一样，所有的男人在读完《致D》之后大约也梦想着能有这样一个女人相伴终生吧。在故事的开始，有可以启动爱情的年轻和美丽；而在故事需要延续的时候，有可以延续、随着岁月递增的智慧、温和与包容。

高兹是极少数的，能够完成自己人生理想的人——假如我们不将“名噪天下”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他的那一大堆“练习簿纸页”终于找到了出版社，他坦言，是出版改变了他的处境，给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一席之地”。然后，话语的权力会随之而来，作为记者，作为以话语为最主要存在方式的“哲学家”。高兹的生活方式和思考其实我从来不觉得陌生，在我的身边，有太多也在等待“世界的一席之地”，为消除内心的恐慌下决心做一个“写者”的人。不同的只是，也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等到“一席之地”，即便等来了话语权，也没有等到自己内心真正期待的“一席之地”。有周遭世界的原因，更多的却是自己的原因。

我的担心，或者说我的疑虑在于，爱情究竟在这样的存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高兹一辈子也没有能够在这个世界找到“一席之地”呢？还会有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吗？哪怕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美丽故事？而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会超出两人的范围吗?

——选自《致D》，（法）安德烈·高兹 著，袁筱一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袁筱一，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卢梭著）、《外面的世界》（杜拉斯著）、《流浪的星星》（勒克莱齐奥著）、《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著）、《法兰西组曲》（伊莱娜•内米诺夫斯基著）等，著有《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我目光下的你》《最难的事》等。

题图：FRANCE, Paris, fashion show | Ferdinando Scianna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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