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淄太公湖北畔齐都文化城内，
除了齐文化之外还有一座关于东夷文明的博物馆，
它讲述的是距今有着6100-4000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走进临淄大顺博物馆的展览厅,
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一件件历经岁月洗涤的陶器、
一个个精致靓丽的配饰、
不免让人对这个曾经的古国涌出无限的遐想。
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奇特文化现象之一，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也是象征后世信仰、礼制的萌芽。陶鬶是东夷先民们创造的一种集实用与观赏为一体的高档器具。（摄影徐建彬）
“大顺博物馆展陈藏品分为七大版块：东夷文明展厅、古陶展厅、瓦当展厅、陶文展厅，鱼盐之利展厅、铜镜展厅、兵器展厅，共计属出藏品2000余件。展出藏品始自距今约几千年前的东夷文明。”大顺博物馆讲解员姚瑛瑛介绍，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奇特文化现象之一，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也是象征后世信仰、礼制的萌芽。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有时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成自己祖先或保护神，就有能获得超人力量、勇气和技能。种族，氏族等社会组织均以图腾作为标志。
龙山文化时期的鬶，鸟喙形流口。（摄影 徐建彬）
姚瑛瑛告诉记者，东夷人崇拜太阳和鸟，也是人类社会两个崇拜。“你看这件陶鬶，它是东夷先民们创造的一种集实用与观赏为一体的高档器具，是夷人鸟崇拜的真实写照。”据了解，陶鬶早期为圆腹短颈，劲在圆腹中间部，三足为实心，中期器腹渐扁，直径后移，鸟喙形流口，晚期演变为空足。早期鬶的制作方法主要有手捏法、泥条盘筑法和轮制法。
龙山文化的“罐”（摄影 徐建彬）
大汶口时期的“大口尊”（摄影 徐建彬）
“这个陶背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特有器型，属于汲水器类。背壶的造型基本是壶形，壶腹不是圆体，而是一侧扁平一侧圆鼓。肩下有耳穿，鼓腹下部有喙形或鸡冠状的凸纽。从背壶半圆形壶腹和肩下耳穿的造型安排来分析，是人们采水和出行时背在身上的水器。”姚瑛瑛告诉记者，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背壶的器型越来越小，甚至失去了实用功能，而且均出自墓中，成为了明器。
陶背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特有器型，属于汲水器类。是人们采水和出行时背在身上的水器。（摄影 徐建彬）
姚瑛瑛介绍，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泰山南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是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又一文化类型，以特点鲜明的陶器和陶器文字出现为主要特征。而龙山文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农业发达，手工业达到了时代的顶峰，蛋壳陶等器物的发掘更是将原始制陶技术推向巅峰。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之多、之密集，出上文物内涵之丰富多彩，价值之高，十分罕见。龙山文化时期已是阶级和国家形成的文明时代了。
“龙山甗距今4600-4000年，陶甗为古代陶制炊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上部是无底甗，放食物;下部是鬲，放水;中部置箅，箅上有用来通蒸汽的洞孔，可以蒸食物。”姚瑛瑛说，这种大型炊具，对研究龙山文化晚期父系家族兴起和制陶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陶甗为古代陶制炊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
在瓦当展厅，记者见到了众多时期的瓦当。不同时期的瓦房，却有着不同的特点。
秦代时期的瓦房纹饰取材广泛，有着动物、文字、云纹等;莲花纹当最为多见，文字瓦当几乎绝迹。
从宋代开始，使用兽面纹、花卉纹、蟠龙纹装饰瓦面。（摄影 徐建彬）
“中国古代文字，最先发现于陶器刻划。莒县陵阳河遗址和诸城前寨遗址都有发现刻在大口尊(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刻划图纹。”姚瑛瑛说，现学者认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汉字之父。齐地临淄出土刻划陶文多为战国和汉代，分为烧前划和烧后刻。其内容有地名、人名、立事等。
记者了解到，陶器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或所有者出于标记或保证质量等需要，在陶器上用印模承担印记作为凭信和约定，这就是抑印陶文。
目前，我国已知陶器上的抑印文字，是出现在西周陶损上的印文。临淄发现的战汉抑印陶文，多为官名、地名、工匠名、器物等。根据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官营制陶业陶文、民营制陶业陶文。
陶量，公量小，家量大。
公量由升至釜为四进位；釜至锺为十进位。
即：4升=1豆16升=1区 64升=1釜 640升=1锺
目前，公量之四进位制尚未见有宝物证据。
（摄影 徐建彬）
渔叉是古人叉鱼的工具，
最早可能是由树叉、兽角制成的。
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慢慢将其发展成石质鱼叉和骨制鱼叉。
再后来，又出现了金属鱼叉。
（摄影 徐建彬）
权是宋代的一种计量用具，它的材质是石质。（摄影 徐建彬）
齐国东临大海，占有鱼盐之利，发展盐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最原始的自然之力利用盐，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至于靠海晒盐，早有齐国“煮海为盐”的记载。近来在山东寿光的双王城遗址挖掘出商周时代的“古盐场”，并出土大量的制盐器物。这一切标志着古老的中华民族曾有过一个“靠海吃海”、的原始文明阶段。（摄影 徐建彬）
齐国战汉时期，一种用陶制成的原始捕抓诱鱼工具。当时人们用陶仿制成某些海里动物窝穴状，上缘处留有穿绳孔，用绳系好后，抛人水里，在合适时间用绳把假窝拉出水面，获捕各种窝居的爬形海洋动物（如：蟹、虾等）。这种以假窝穴诱捕法，比用饵诱法要经济多。（摄影 徐建彬）
据专家考证，早在两万年前，人类就会制作鱼钩。最早的鱼钩，应是用木刺、竹权、鸟爪子制成的。这些材料，经过远古人类略加修整，就可做成简单的鱼钩。现今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鱼钩实物，距今约8000年，骨质鱼钩，是由动物骨头制成的。（摄影 徐建彬）
“中国古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汉代又是中国古代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镜范作为铜镜的铸范，是研究铜镜制作技术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而汉代镜范惟有临淄齐国故城内有所发现。”姚瑛瑛告诉记者铜镜最早是用来祭祀的，在商代是一种礼器。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才慢慢走向民间，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姚瑛瑛说，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随着治铸技术的提高，铜镜制作业在两汉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唐代则达到了全盛时期，并形成一种独特新颖的风格，使我国铜镜制作业达到了高峰。自宋代开始，中国铜镜铸造业已呈江河日下之势。特别是明代中叶后，随着玻璃的普遍应用，钢镜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最终让位于玻璃镜。
该馆的建成并公益性开放，必将为研究当时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手工业及铸造业发展的专家学者提供最好的实物研究、学术交流平台，扩大齐文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能“让广大市民更好的了解齐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作为爱国教育其地的红色记忆厅(抗战兵器)，更加提醒人们珍惜当前的生活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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