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孔子的儒家，是平和灑脫的人文主義精神；戰國時孟子的儒家，是堅毅弘遠的文士信條；可一旦儒家被統治者利用為穩定社會的手段，被統治階級用作統治社會的工具時，就出現了變味。如我上篇所言：
“ 一方面，儒家是普世主義的源頭，而此時又要成為民族主義的經典，一方面儒家一邊是統治者為穩固統治的妙藥，而同時成為士族對抗統治者的法寶。”
“ 這兩方面永遠讓儒家處於窘境，無法成為邏輯嚴密有發展前景的學說，無論後世怎麼改，從道學改到理學，從實學改到現代新儒學，越來越避實就虛，脫離了經世致用之學。”
在權力鬥爭中，誰都按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解釋儒家，漢宣帝私下對兒子說：“漢家本是王道霸道雜之，外儒內法。”，官僚系統中的酷吏則完全明白皇帝法家行事的實質，可士族官僚們卻不認同，他們按他們的角度來解釋儒家，他們相互糅雜，最終通過東漢皇帝與統治階級共同打造的《白虎通義》，完善了玄之又玄、唯心主義的儒教體系，這時的儒教，核心層面已背離了孔孟之道，但卻被後世同樣繼承了下來。
就精神層面而言，儒家（確切說是儒教，但後世已混為一談）至此開始表現出了一種內斂性格，這對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義理想是具有自我否定傾向的。儒家之所以有內斂性格就會有自我否定傾向，在於儒家是普世主義的，如果它有內斂性格，就意味著它無法堅持其普世主義邏輯，於是就是自我否定了。
從此，儒家的中國江河日下，東漢之後，強盛的隋唐都不是奉儒家正朔的朝代。儒家再次崛起則是羸弱的兩宋，儒家與宋的結合，使後世的儒學認為“崇文貶武”也是儒家的主張。事實已經證明，這時儒家越來越讓中華文明走向消極、保守、嬴弱的姿態。而更嚴重的是，它已經與民族主義綁定，成了漢民族的精神辨識標誌。這種消極影響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現在有殘餘。
儒家已經經歷了數次生死輪迴，中國的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也經歷了數個輪迴。儒家思想已不再是官方的統治思想，也不再需要被刻意的政治改造，終於讓儒家有正本清源的機會。但不管國力強弱，民族主義都無法讓中國獲得可欲的國際環境。中國強的時候，它會讓中國再次回到天朝上國的夢中，讓中國脫離世界。
中國弱的時候，則會成為列強的“權力窪地”。如晚晴民國，中國如此之弱，又是如此之肥，列強都會撲上來，從而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矛盾的匯聚點，列強在中國能夠掠奪的利益，也構成其博弈關係當中的重要變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其政策設計倘若不能從列強博弈這個大格局下出發，實際上便是忽視了政策能夠賴以落地的最重要外部約束條件。
而考慮列強博弈這個大格局，就不是民族主義的視野所能夠做到的了。晚晴在與列強周旋中求存，而國民政府卻在狹隘視野中敗亡，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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