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东林沉浮》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品，现已全面上市，敬请欣赏选节9——
晚明执政的东林党干了哪些好事
公元1621年夏历九月初六，大明群臣簇拥着朱由校，在乾清宫举行太子即帝位仪式，朱由校正式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天启，朱由校就是天启帝、明熹宗。
可以说，朱由校这个皇帝宝座，是东林党为他抢来的、扶上去的。虽然此时的朱由校只有16岁，但他也知道好歹，懂得投桃报李。继承大统之后，他要报答东林党人了，于是东林党人受到了天启皇帝的全面重用。
倾向东林的老臣、礼部尚书叶向高再度出任了内阁首辅。
我在前面讲过，东林在野掀起李三才事件时，叶向高就担任内阁首辅。当时齐、楚、浙诸当借题发挥，不遗余力地攻击东林党。叶向高极力保护了东林党人。被东林党的政敌指责为东林幕后党魁。
此时，这位被指的幕后党魁，堂而皇之走上前台。
紧随叶向高之后，重新出山的东林老君还有不少。东林元老刘元珍出任光禄寺少卿，叶茂才出任太仆寺少卿，年已古稀的邹元标任刑部右侍郎。
东林的另外两位元老，也被天启皇帝委以重任，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东林书院的第二任山长高攀龙，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都察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监察部加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朝的官制左为正、右为副，那左都御史就相当于监察部长加总检察长。
走在护法前沿的东林少壮派，后来被称为东林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章、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也全部进入了中央权力中心。
天启二年，杨涟由兵科右给事中升为礼科都给事中，次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加副总检察长，短短三年，杨涟就由七品官跳到了正三品，连升四级。而东林少壮派二号人物左光斗也由七品升四品，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组长，东林的其他四君也相继受到重用，顾大章升为礼部员外郎，魏大中官拜吏科都给事中，周朝瑞位居太仆寺少卿，袁化中上任河南道御史，他们都是和杨涟、左光斗同榜及第的进士，在移宫案中跟着杨涟左光斗冲锋在前。
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是东林党人的辉煌岁月。史书描述这个时期用了四个字：东林独盛。
那么，“东林独盛”的大明政治，会出现怎样变化呢？
藉此，我们要先交代一下，东林党上台之前的大明政治生态。
在东林党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明政坛党派林立。一些中央官员按地域形成了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楚党等。其中尤以宣、昆、浙党为盛。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宣党首领汤宾尹、昆党首领顾天峻、齐党首领亓诗教等均担当过朝中要职。碍于东林声势浩大，在联手打压东林党上，宣、昆、浙等党是一致的，成为拥有共同敌人的友党。
但是经过三宫案之后，东林人已经势不可挡。天启元年，可谓诸党退位，东林全盛。失势后的宣、昆、浙三党，为了保住朝中地位，后来竟然突破了道德底线，投靠了东林的天敌——宦官集团。可见他们完全是一群没有节操和原则，不顾国计民生的利益集团，于国有损，于百姓无益。
这是后话，暂不细述。
“东林独盛”的大明政坛，开始集结列阵。内阁、中央六部等关键部门，遍布东林党人。上百位东林要员，占据阁臣、尚书、御史要位。这个阵势真是强大，其规模达到了自古以来清流士大夫执政之最。
后来东林的政敌给东林做了总结，列了一百单八将。其实这些所谓的东林人里，并不完全统一，是大有分教的。
按照派别，我认为，大致可主分三类：
一是温和派，以大学士韩爌、御史黄尊素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的大脑，以元老和足智多谋者组成，代表东林的政治方略。
二是激进派，以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教义的坚定信仰者与维护者，不与各种势力妥协，是东林的血性男儿、中流砥柱。
三是倾向派，以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为代表。他们并不师出东林书院，与书院也没什么同门瓜葛，只是同情东林人，与他们的观点相近。
无论怎么分，在天启四年时候，东林系吞吐八方，独领风骚，达到辉煌。
从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高攀龙杨涟率领东林大臣布满朝堂，用时十七年。拿现在的话来说，东林党从一个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用了十七年时间，这个奋斗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长。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林党并不算党，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伙。日本学者城井隆智曾经统计，当时在庙堂战争中跟着东林党走的官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来自东林书院。这说明东林党在庙堂战争中占尽优势，但其优势来源却不在“党”，那么，其优势来源于哪里呢？
舆论，公理。
在后人评价东林党时，一些人把他们和一般党争集团混为一谈，把东林党参与的党争视为权力斗争。如果这样看早期的东林党，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东林党也有利益权力诉求，但早期的东林党是个信仰集团，以儒家为坚定信仰，他们与各党之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可以说，他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再加上敢行动有内应，所以才在庙堂战役中屡战屡胜。
接下来，在这个“东林独盛”时代，东林大臣到底要干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为呢？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论开放。
东林党的第一项政治主张，就是言论开放。早在万历年间，“东林先生”顾宪成就提出“开言路”上疏。执政后的东林内阁，更是旗帜鲜明地推行言论开放。因为东林人大多是言官出身，所以他们最在乎言路通畅。在东林人全面执政之前，明朝对言路的开放仅限于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论，但是，东林执政后，开放言路则是全国范围，由官及民。可以发言的不仅言官，不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畅所欲言、纵论政治。
因为“开言路”，东林人激发了全民对政治的热情，掀起了全民“议政热”。同时“议政热”还带动了另一热——读书热。
史书描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东林书院迎来了第十七个秋会。以往东林秋会，最多也不过百十号人听讲。而此次规模空前，参会的学子，五湖四海、成千上万涌上来。并且，没来的学子也效仿东林书院，在各地掀起了读书讲学热潮。
这说明什么呢？是东林执政引发全国读书热。因为东林党人个个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执政了，加深了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只有读好书，才有可能从政，实现人生理想。也许有人认为，书生不适合从政，但文化人和“书呆子”毕竟是两个概念，搞政治“书呆子”不行，但有文化的，一定要比没文化的政治素养高，这是不争事实。
开放言论，掀起议政热、读书热，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大事是什么？
整肃吏治，整饬官员考核制度。
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大权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清廉，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东林组阁期间，“外察”和“京察” 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而且做了特别标记，官员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起用。
主导官员考核的是时任吏部尚书赵南星。面对腐败官场，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林内阁的考核官员，绝对是动真格，不惜伤筋动骨。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内阁公布考核结果，因“素行不谨”等问题，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二百年来之最。
如此，确实令官场出现了“君子入仕”的盛况，当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严重隐患，那就是树敌太多。有人说，东林这种做法是排除异己，我说他们这是“为渊驱鱼”“水至清则无鱼”。他们打掉的官员，事实证明，确实还是大义大节上颇有问题。
总之，经过东林新政后的大明王朝，官场一度出现了讲正气的清新景象。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保护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都是重农轻商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商人大都采取打压政策。诸如汉高祖刘邦，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让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况并未出现改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商人说过这么一句狠话：“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的子孙在轻商上，比起老祖宗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演员娼妓划为一类，不让他们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更狠，对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明万历二十七年，巡盐御史应朝卿，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自打万历皇帝打起了重税主意，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十分之三不干了，等到税负层层加码，十有六七的商人干不下去了，大部分商人濒临破产。
这种局面在晚明终于得到改观。
因为东林发祥江南，那里工商业发达，所以东林内阁的工商政策是相对开明的。东林元老、吏部尚书赵南星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就是说，工商业和农业，对国计民生同等重要。他们反对加重工商户赋税负担，要求皇帝“爱商恤民”。
对于东林党护商之举，也有人认为他们出于一己私利——维护本集团利益，说他们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团利益，但是我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搞“诛心论”，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护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方向是进步的。
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三件事。还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东林人最在行的：
激浊扬清，拯救社会道德风气。
天启时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国道中落，道德沦丧。虽然在治国之道上，东林人不及张居正那般雷厉风行，但在道德和节操上，他们却体现了士大夫之范。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东林人也堪称正人君子。执政期内，东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范，使道德沦丧的大明，政风与世风，出现回春迹象。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间，有个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杨涟等东林人的修为，一点也不比前辈海瑞差多少。
明朝学者吴应箕《楼山堂集》描述了杨涟当京官后的家境：
“夫涟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尽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
说杨涟家徒四壁，两袖清风，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办不了一身像样衣服。当了大官之后，他从不收礼，家里没一件值钱的摆设。
左光斗他们的家境也和杨涟大同小异。为官廉政，两袖清风。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立下了同一个志向：做清流。关于清流的定义，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要做读书君子，清正廉明的正统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涟等人，就立下了这等壮志。说白了，这些东林先锋都是同志。“同志”这个词被现代时尚泛用，如今已经产生歧义、成为一个敏感词了，但事实上这是个非常神圣的名词。就像过去红色剧中经常听到的那样：同志，我可找到你了。这六个人就相当于此，可谓名副其实的同志：志同道合。
为什么他们立下清流之志？主要两个原因。
一是和他们的早期教育有关。这个我在前面介绍左光斗时已经讲了，左光斗从小受父亲影响，立志做个忠君爱国好青年。这是第一个原因。早期教育。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精神导师。初入官场的东林六君，经常光顾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东林书院。书院金牌主讲人、“东林先生”顾宪成的思想，那些充满热量和正气的语录，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庙堂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杨涟等东林君子，无时不准备用满腔热血来救世。如何救世？杨左等人的回答是：以身作则，做道德模范。他们和前辈顾宪成和海瑞一样，个个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儒学是天地间不变的真理。他们认为人人都按儒教道德学说严格要求自己，社会风气就能得到净化。
当然，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来，过于天真，系“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但东林先锋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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