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切文化中的争论，只要在正常的轨道内运行，都是有意义的。
所谓正常的轨道：
第一，不论谈哪一方面的问题，总应有立说的根据。
第二，不可使文化问题以外的因素，介入到里面来。
第三，争论者的自身，应表现出对文化的责任感，不仅不可以存心诬赖，人身攻击，并且遇着问题的本身，是可以两存，或无法作进一步的解决时，便须接受这种“两存”，安于现状，不必作超论据的主张。
更理想的是，能取资于论敌。由互相取资的结果，以导向问题的解决。
文艺，是与社会大众关连密切的文化活动，也是内容最复杂，变动很迅速，容易引发问题，引发后，很不容易得到解决的文化活动。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进入到大转型期。在大转型期中，应当出现很蓬勃的文艺活动，自然也应引起许多文艺上的争论。事实上，也是如此。
五四前后，引起了新、旧文学之争，争的结果，自然是新文学的大获全胜。但此一胜利，乃是文学表现工具的解放，不一定关系到文学的内部问题、本质问题。
接着，便是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的大争论。这次争论，是以预定的政治势力作背景，而不一定是发自文学的自身。民族中有大众，大众也还是属于某一民族。
假定有真正的伟大作家，在他从事创作时，恐怕不一定存有这种牢不可破的障壁。因之，这次争论，对文艺本身而言，似乎收获不大。
二
台北最近几个月所发生的文艺争论，是以“文协”开除某一女作家的会籍为中心而展开的。
理由是某女作家有一作品，据说，是乱伦的黄色作品，当某报连载完毕，印成单行本时，被政府查禁了。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黄色作品，因为这是人性重要的一面。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决不会鼓励黄色作品。
在人类各种行为中，有的只能作为事实的存在、暗地里的存在，但不必一定要使某种事实，披上理论化的外衣，并也不必认为暗地里存在的东西，同时即应当加以公开化。
我觉得人性的两面将永远在矛盾中进行。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现今有不少的人，想取消事实与理论之间的障壁，及暗地与公开的障壁以获得艺术的灵感。
假定真正达到取消的目的，恐怕灵感也就干涸没有了。大家真正都不穿衣服，又有谁有兴趣去看脱衣舞呢？所以凡是向黄色方面打主意的作家，大概多是讨巧而不肯真正用力的作家，我认为不值得鼓励。
某女士的作品，是否是乱伦的黄色，我不曾拜读过，不敢多讲半句话。
遗憾的是，不仅在为某女士讲话的方面，我发现不出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即在揭举反黄色大旗的一方面，似乎也找不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例如在一篇“反三流”的文章中，一面强调伦理道德，一方面又高叫不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而应向美国看齐（大意如此）。
若果如此，则某女士为什么不可以向金赛博士看齐呢？同时，对于一个会员的作品，假定觉得有不妥之处，似乎可以在交谈中解决。开除会籍，也可以说太过，也可以说是无效的，这未必能算是贤明之举。
三
在这次文艺争论中，暴露出我们对文艺理论的反省，还非常不够。不过，在这次争论中，提出了文艺与伦理道德的问题，倒有其意义的。
就我的了解，在时代之流中，可以发现少数人反对文艺对道德的承担。但若把时间拉长了看，毕竟会承认文艺对道德，有无法逃避的责任。同时，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可以嘲笑或反对既成的、定型化了的道德风习，但也会在他嘲笑、反对的另一面，浮出对新的道德、真的道德的热切要求。
为什么？因为文艺所要求的是美，而所谓美的根源，正如喀莱尔所说的：“美是生于人类灵魂的深处，住于人类灵魂的深处。在灵魂的深处，美与一切道德之爱、宗教的信仰，自然会融合在一起。”
五四运动以来，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但若文艺是人性的表现，是人生的表现，则一个成功的作品，为什么对于由人性所发出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一定要立于敌对的地位呢？
有些人，只知道人性中有情欲，可加以表现，为什么不知道人性中也有道德，而不可加以表现呢？
道德的教条，不能构成文艺，所以亨特便说，文学中的道德问题，常是用暗示性的表现技巧，但相反的，反道德的黄色说教，赤裸裸地反道德的情节，未必便寓有艺术性吗？
作者的本身是人，读作品的也是人。一个作者只要有人的自觉，便自然会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品的伦理道德性是出于作者人性自身的要求。
若作者对道德感到是一种压力，对社会感到不应有什么责任，则此作者的人性，已与一般正常的人性相隔绝了，而只想从对人性弱点的掠夺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这种非法的前途是不大可靠的。
所以我对此次争论，同情某女作家受到了组织性的过分打击，但更恳切希望今后的作家们，鼓起更大的勇气，向人性、人生正常的方面，多作发掘的努力，而不必继续在人性的弱点上面去发展。
-end-
本文选摘自《论文学》徐复观 著，九州出版社
《论文学》是徐复观先生有关文学问题的单篇文章之合集，包含徐先生对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如文学欣赏、文学研究等，也包含他对文学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与其他学者对《红楼梦》、古诗等具体文学问题的商讨。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作者为其他一些文学著作所写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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