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儒家进行彻底否定，认为是儒家在维护专制制度，禁锢了中国的思想和社会进步，让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中国要前进，要摆脱专制而落后的状态，必须根除儒家思想。
其实这种思想并非鲁迅、陈独秀等当时思想“领袖”们的原创，而是他们从日本搬运而来。也就是说，认为儒家导致专制和落后，应该彻底否定之这种思想的原生地并非中国，而是日本，然后被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拿来主义”到中国。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当中国在搞洋务运动时，日本则搞起来明治维新，但是两者的文化立意却截然相反。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保卫中国的文化，保卫儒家。
明治维新则恰恰相反，其指导原则是“脱亚入欧”，其实质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先进，儒家是导致日本陷入专制和落后的罪魁，因此要彻底否定儒家、否定中国文化，肃清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而进行彻底的西化。
“脱儒”就是“否儒”、“批儒”、“辱儒”。到明治时期，日本已经直接接受儒家的影响长达1000多年，儒学早已成为日本学术的核心。一旦他们决定要“脱儒”时，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摇身一变成为他们否东和辱骂儒家的弹药。
尽管也是瞧不上中国文化，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系统性地否定儒家的学说的，因为对儒学的细节他们缺乏基本的了解，同时他们也不觉得是儒家阻碍了自己的进步。
在明治时期，日本的“思想家”开始对儒家进行了系统地、恶毒地否定和攻击，出现了系统性、恶毒性否定儒家、否定中国文化，乃至否定中国历史的学说。在这批“思想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日本誉为近代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1835 -190），其生活时代大致与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1837—1909）重合。1984年至1019年4月，最大面额的日元上的头像正是此人。
当福泽谕吉在否定和批判儒家时，他实际上是在重新解读、注释儒家。然后这种日本式的注解通过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并作为新文化的核心而流传至当下。我们不妨将这种对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日本式解读称之为“日本主义”。目前这种日本主义不仅在中国学术界依然存在，而且居于主流地位，被很多人视作真理而崇拜。
下面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和反驳日本主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论语 泰伯》中的一句话，但是现在却被当成孔子主张专制和愚民的典型例证。最先对这句话做专制和愚民的解读的，正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说：“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事依赖他人，那么全国都是些信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政府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福泽谕吉《劝学篇》第16页，商务印书馆）
显然，福泽谕吉为儒家，为孔子，以及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赋予了新的内涵，就是专制、禁锢思想。并非儒家中、孔子中、以及这句话中，真的包含着专制、愚民的思想，而是福泽谕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依据日本现实而得出的结论，然后将这个判断强加到儒家之上，强加到孔子之上。
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答案恰恰相反，不仅不是专制和愚民，而是维护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且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使由之”就是放任自由，让人民顺应自己的心性，进行独立自由地判断和选择。“使知之”则是为人民制定详细的法律，并让他们知道，强迫其去遵守和服从。
《论语 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将的“法治”和“德治”不同，孔子主张“德治”，反对“法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刑政礼乐之辩”，从属于“王霸之辩”、“义利之辩”。
这句话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是一回事，“可由之”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培养人的健全的品德、心性，然后放任自由，让人们去独立自由地进行判断和选择。“使知之”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人民制定详细的法律和规章，让他们知道并强制遵行。
“使由之”、“ 使知之”实际上是两种治理模式，“使由之”是“德治”、礼乐之治，讲王道、道义，努力培养人的内在的心性和道德使人们获得心性的独立，然后放任自由，让人们进行做我管理、自我约束。“使知之”则是“法治”、 刑政之治，不关心人的内在的道德和心性，而只是制定详细的法律规章条文，告知人民，强迫其遵守。
但是，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深陷日本主义而不能自拔，颠倒乾坤地认为，德治坏而法治好，法治在维护独立和自由，德治则是家天下的专制。法治有两个核心，一是明确的“使知之”法律条文，二是暴力，以此确保法律的执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在“法治”中人是只是一个绝对的服从者。
“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年10月出土）记载版本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更能说明这一点。
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儒家对子产、晋国铸刑鼎、这一事件坚决反对。子产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鼎上，以告知人民，这就是“使知之”。叔向和孔子对这类做法表示反对，即坚持“不可使知之”。
叔向说：“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也。”《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对这两段话的更详细的解释，另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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