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画像砖
核心提示：东汉时期不断新产生的富商地主，同样可以凭借旧有的“跳板”，开始缓慢的“豪族化”的过程。前身是富商地主的豪族很可能与“通经取仕”的官僚豪族一样，在进入到权力体系之中更加注重儒学教化和文质化的过程，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
一、官僚豪族
东汉时期豪族普遍开始具备文质化的特质，尤其是在官僚豪族阶层中。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得到了强化，强化的结果是士大夫官僚阶层在朝廷中实际权力频繁被削弱。东汉皇帝高度专权，重用外戚和宦官而不用士大夫阶层，所以官僚豪族相比较外戚和宦官豪族的政治权力式微得多。一方面是远离朝廷核心权力体系；
另一方面是延续其阶层势力的发展，这种相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皇权与士大夫官僚豪族之间冲突的加剧。正如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所说的“封建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权力工具的单纯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体制约束正统的分力。”
东汉画像砖
官僚豪族的发展形式比较复杂，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地主-士人-官僚-豪族；官僚-士人-地主-豪族；官僚-地主-士人-豪族；通过不同演进发展过程最终趋向一定规模的官僚豪族。外戚、宦官豪族钟鸣鼎沸，而官僚豪族的发展可称之为平缓悠远——官僚豪族的文化水平明显优于外戚和宦官豪族，这充分保障了官僚豪族的发展的文化实力。
通过世代为仕，世代为官的演进过程，士大夫阶层形成了稳定的出仕之路。崇文礼节、芝兰玉树成为魏晋南北朝士族群里的前身发展阶段。东汉时期的高层官僚的权力比西汉时大，外朝政治权力开始被官僚豪族垄断。两汉时期高级官僚薪俸很高，同时还有其他的收入。其中一些还被封为侯，可以从采邑获得惊人的收入，有权从分配给他们的几百户、乃至上万户的农户手中取得人头税和土地税。高级官僚的族人经常世代从政为官，开始有所谓“世家”——即整个家族都掌握政治权力的局面出现了。
在西汉的时候，某一家族中的族人连续几代做到高官的情况鲜有出现。至东汉建立以来，这种情形就开始变得非常普遍。通常某一高职官僚自己掌握有权力，那么他所属的整个家族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集团。这一家族内的成员通常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看作一群人，因为在这样的家族里面通常会有不止一个人为官。
刘秀剧照
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时司隶校尉。父儒，桓帝时为太常。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去官后，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及党禁解，复辟太尉府，四迁为庐江太守
东汉时期最为知名的官僚豪族是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平舆许氏、桓氏。杨氏和袁氏都是累世在朝廷里面担任高官。在杨氏家族里面，杨敞在昭帝时为丞相。虽然在杨敞儿子杨恽被杀之后，杨氏曾经败落，但在过了几代以后，作为杨敞五世孙的杨震官居司徒，后任太尉，于是杨氏重新名声大震。杨震长子杨牧，富波相；中子秉太尉。秉子赐侍中，孙彪曾历位司空、司徒和太尉；这样，杨氏一门在连续的四代人里面先后出过四个太尉，这在东汉时最高级别的官员。
《后汉书·卷五十四》在著名的汝南袁氏家族里面，袁安曾为司空和司徒。在第二代里面，袁安子敞为司空。在第三代里面，袁汤曾为司空、司徒和太尉。在第四代里面，袁汤长子成早卒，官仅至左中郎将。但袁汤的另外两个儿子均官至高位——次子逢为司空，逢弟隗为太傅。袁成子绍官至太守和大将军。袁逢二子袁基和袁术分别官至太仆和太守。正是因为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所以后来袁绍和袁术财可以号令群雄，与曹操和其他各路英雄争衡。
在理论上，官僚只有在位的时候才有权势。而一旦卸任或被罢免，他们就无缘再控制权力机器，因而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力再无影响可言。卸任或被罢免的官员仍然跟现任官员有密切的往来。一个家族成员脱离的官场，通常还会有其他的族人仍然在职。只有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有族人都被罢免的局面。
汉献帝剧照
无论是现任的官员还是已经卸任的官员，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利益，也经常会声气相通，官官相护。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官府职能的划分和官僚机器的权威，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有足够的权力将所有官僚机构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当他们想谋取私利或者规避罪状和惩罚的时候，就不能不请求他人的合作或者照顾。
如此说来，卸任或者被罢免的官员，通过与仍然在位的亲属、故交的个人联系，还是能够影响权力体系的，甚至还可以倚重权力为个人牟利。官僚豪族无疑是疏远于政权的核心而多集中在政治权力的执行领域，但相比较外戚和宦官的为所欲为，官僚豪族之间“违法乱纪”的行为显得相对隐晦的多，这使得官僚豪族很少会像外戚豪族那般动辄引来“全族覆灭”。官僚豪族阶层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首先是身份的晋升，随及而来的经济、家族、社会和文化利益。
二、富商地主
东汉壁画
在指称豪族的词句中，有“豪民”一词。从史料豪民所指的范围看：豪民、兼并之家主要指经营农业起家的地主。豪民在乡里社会中产生，他们的身份是民，没有任何政治特权，他们和国家的编户齐民一样，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在这里“豪民”与富商地主的身为地位极为相似。
但是作为富有的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因为拥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必须作为一个强势群体来看待，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或者通明经法的特质跻身政治统治阶层。对商人和地主进行孤立探究比较难，因为绝大多数的商人都能拥有购买地产的经济实力，而大地产所有者也都无一例外地投资于贸易、畜牧和借贷。商人、地主和官僚经常“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但官僚地主因为社会地位和收入来源的独特性还是应该与没有政治地位的富商地主分开论述。
作为社会上强势集团的官僚地主，由于他们利用职权可以掌控流通市场的原始生产资料，因而进一步可以控制社会交易市场上的价格动向和生产资料的流通，垄断部分重要的生产资料以谋取暴利。而普通的商业地主对此却无计可施。汉文帝接受晁错募民人拜爵的建议，进行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令民人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时“复修卖爵令”，到汉武帝时，更以空前的规模进行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私人富豪走到了政治前台。《史记·平准书》曰：
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东汉明堂
通过买爵和买官，这原本对私人工商业者不通的为官之路现在畅通了。用钱财换取官位，用权力捞取更多的钱财。在这种权力与财富的交换中，最大的收益者必须是富商地主。富商地主与权力相结合，使得其自身的存在形态发生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工商业者与官僚、地主结合在一起，多位一体的豪族已经形成。时至东汉，西汉旧有的富商豪族已经通过“入谷补官”“通经取仕”的方式完成和权力体系的结合，甚至进而走上了豪族的道路。“获得政治权力始终是最重要的，获得政治权力才能获得或者巩固财富的声望”
东汉时期不断新产生的富商地主，同样可以凭借旧有的“跳板”，开始缓慢的“豪族化”的过程。前身是富商地主的豪族很可能与“通经取仕”的官僚豪族一样，在进入到权力体系之中更加注重儒学教化和文质化的过程，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
富商地主是作为富商豪族的前期形态，其成为豪族之后的本质与官僚豪族相比也比较难定性，很难说清楚他们更加倾向获得更多的家族荣誉（例如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还是处于原来的习性为自己谋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单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与政治权力千丝万缕的可能性来说，富商地主能够算是豪族阶层（或者潜在）的又一代表。
閱讀更多 豫坤歷史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