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民主革命者所领导的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转眼已过去整整一百周年。在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辛亥风云人物浮现在眼前。他们中，有身先士卒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也有顽固守旧的保皇派(如康有为);有壮怀激烈的新军将领(如蔡锷)，也有异军突起的北洋军系(如段祺瑞);有同情革命的社会贤达(如江孔殷)，也有阻挠革命的遗老遗少(如张勋);有踌躇满志的立宪派(如张謇、谭延闿)，也有海外声援的爱国华侨(如伍廷芳)……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特定年代的辛亥风云人物，他们为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且浓墨重彩的辉煌一页。
到了民国时期，无疑成了群雄并起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政治、军事方面风云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辛亥风云人物，还是民国政要，他们大多受过旧学的熏陶，不仅在国学素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书法或绘画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其中不少人同时也是在书画史上名垂后世的佼佼者，在20世纪早期的美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近十几年来，一方面由于收藏热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对晚期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追怀，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文人、政要的书画越来越受到书画鉴藏者的追捧。很多以晚清、民国时期书画为专题的收藏家群体或相关展览也应运而生。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文借助各地均在举办相关展览和出版图录之机，对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中的书画名家大致疏理，尝试在这批风云人物中搜寻在书画上亦享有盛誉者，以略窥那个风云变幻的特别年代，让人们在缅怀其轰轰烈烈的政治业绩时，也分享其满怀激情的艺术作品。。
因其不同的文化涵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在政治、美术上的不同定位，可将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家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一、重要政治人物书法
这类人物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或伟岸、或奇崛甚至惊天地泣鬼神的身影。他们首先是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特殊人物，书法纯属余兴。这些人物构成了晚清民国政要之主流，其书法亦成为民国政要书法之佼佼者。他们以孙中山、徐世昌、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代表。
孙中山(1866—1925)的书法浑厚苍劲，平生所书写之多件“博爱”、“天下为公”等擘窠行楷书，以其特有的沉稳、内敛与气势纵横在民国政要书法中首屈一指，而《行楷书五言联》则随意潇洒，不拘一格，反映其厚实的书法功底，与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书轴》有异曲同工之妙。(图1)
图1、孙中山《行书轴》，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徐世昌(1855—1939)曾在清廷任职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谋士和盟友，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后被安福会选为总统。国学功底深厚，兼擅书法、山水松竹及书画鉴藏，被称为“文治总统”。晚年退隐天津，潜心著述。书法博采众家，于苏轼得益甚多，兼得黄庭坚笔意。其书诸体兼善，尤以行草最为擅长，结体随意，挥洒自然，晚年用笔更游刃有余，人书俱老。其《草书七言联》和书于1922年的《草书轴》(均藏香江博物馆)，用笔流畅，飞扬中不失风骨，乃其晚年典型书风作品;其《草书七言联》(汉唐书风馆藏)纵横有度，运笔有势，无论就书写之法度，还是体现出的艺术个性，均与专业书家未遑多让。(图2)
图2、徐世昌《草书七言联》，纸本，香江博物馆藏
二、既是政要，又是书法家者
以于右任、陈树人、林直勉、胡汉民、谭延闿、叶恭绰等人为代表。
于右任(1879-1964)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主办《神州日报》、《民呼》、《民主》等报，倡导民主革命，长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既是民主革命的先驱、报刊活动家、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创造的“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追随其书风。传其艺者有刘延涛、胡公石、李生芳、周伯敏等，其流风余韵甚至影响至日本、韩国。他所形成的书法流派被称为“于派”，在书法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书从王羲之、李北海得来，并参以历代草书名家之精髓，形成自己的风格。《行书顾亭林诗》(香江博物馆藏)看似率意为之，实则于草法及行楷中取精用弘，融古于今，体现出一种“标准草书”特有的恢宏气势，是其代表性书风作品;其《行书五言联》(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行书五言联》(中国美术馆藏)等纵横捭阖，气势憾人。有论者谓其书法“以北魏碑志的结字、用笔与章法融入楷书、行草，一扫前清妩媚秀丽之风，于是面貌为之一新，风格卓然独立”，从这些作品可看出，这种评论是很贴切的。(图3)
图3、于右任《行书轴》，纸本，香江博物馆藏
胡汉民(1879—1936)和林直勉(1887—1934)都是同盟会会员，也都是国民党高官，前者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时期广州军政府总参议、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等;后者曾从海外筹得巨款支援辛亥革命，历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等。冯玉祥甚至称胡汉民为“大政治家”。两人都是以隶书著称，受汉隶影响较深，尤得力于《礼器》、《张迁》、《校官》、《西狭》、《石门》诸碑，不仅在岭南书坛别树一帜，在整个民国书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胡汉民的隶书从汉碑中得其精髓，尤得力于《曹全碑》，用笔灵动，气韵飘逸。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的很多招牌、碑碣题字大多出其手，《隶书七言诗横幅》(广东省博物馆藏)便是其书风之典范;林直勉以隶书擅长，兼擅行楷，其隶书用笔粗放，笔意圆润，蚕头燕尾中饱含厚重、朴实，与胡汉民的细劲飘动有异曲同工之美;其行书则与隶书之用笔相近，融粗率与静雅于一体，其《行书五言联》(香江博物馆藏)正是这种书风的表现。此外，胡汉民堂弟胡毅生(1883-1957)亦是同盟会会员，曾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反袁世凯及护法运动，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军，同时亦擅长书法，曾与陈融(1876—1955)一道共同订立润例卖书，是近代岭南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其《行草七言联》(香江博物馆藏)行笔流畅自然，格调高雅，颇有晋唐人风致。(图4)(图5)
图4、胡汉民《隶书六言联》，纸本，汉唐书风馆藏
图5、林直勉《隶书五言联》，纸本，100x28厘米，香港艺术馆藏
谭延闿(1880—1930)在辛亥革命后历任参议院院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湘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是晚清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相比较书法而言，谭延闿在书坛的名声甚至远远超越其在政坛的业绩。他不仅位居国民党要职，在书法上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马宗霍(1897—1976)《霋岳楼笔谈》谓其“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说明其书法博采众家，不是一般浅尝辄止者可比拟。不过从其传世作品看，仍然是学颜真卿较多，尤其得益于《大字麻姑仙坛记》。所以，时人黎叔平认为其书法“峻拔温润，深得颜书神髓”，是不无道理的。《行楷七言联》(香江博物馆藏)中的结字、用笔及风韵，都有颜字之痕迹，体貌丰韵而遒劲，有天骨开张之势。
叶恭绰(1881—1968)早年为同盟会会员，曾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北京画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他既是学者，也是书画家，同时也是书画鉴藏家。家中富藏历代名家翰墨，长期耳濡目染，因而一出笔便不凡，顾廷龙(1904-1998)称其“才能卓绝，余事尤工书法，见重当世”，是对其较为客观的评价。启功称其书法“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长之势”，黄苗子亦谓其书法“以中锋悬腕作大小字，气魄沉雄挺秀，因多见古人名迹，取精用宏，卓然成一代大家”，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从《行书七言联》(汉唐书风馆藏)可看出，无论是用笔，还是气势，都不失典雅遒劲之致。叶恭绰主张“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本，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他的书法也是按照此理论取法的，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合晋唐以来名家法书，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无一笔不合古人，而又无一笔没有己意，转折有度，既有柳公权、颜真卿的古雅，也有赵孟頫的秀媚。《行书七言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中的结体、用笔都是其成熟时期的风貌，岭南画派的传人张坤仪便受其影响，传其衣钵。叶恭绰也擅画兰竹，极具文人雅趣。(图6)
(未完待续)
图6、叶恭绰 《行书七言诗》，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本文作者朱万章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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