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一期｛成都故事｝的介绍，我们对成都民国时期的娼妓文化和社会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多期，以那个时候落根于成都的扬州台基（妓院）为基点，从一个妓女的视角，展示成都娼妓的悲惨生活。
扬州台基遭遇到成都风波
扬州台基是于1935年间（民国24年），先后由南京、西安、重庆等辗转迁来成都市的，约有200多人，是当时成都市一种新兴的，向警察局纳税的（税额比其他妓院高），比较高级的窑子。
扬州台基的妓女，除极少数是下江人外，大多是在本地以金钱收买来的。妓女入院后，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并教以如何接客、侑酒（侍候喝酒）、陪宿等，并给她们灌输一种思想——严格遵守台基制定的一切规矩，同时，台基还会请来一位能拉会唱的老师来教妓女们拉胡琴，唱京戏，这样，侑酒时妓女才能给客人取乐逗笑，并在办“群芳会”时登台献唱，捞得大把的银子。
成都川妓旧规矩，在妓院里接客，不兴出条子（外出接客），妓院设备也差，川妓不善应酬，文化低，不会吹弹扯唱，无诱人技术。扬州姑娘来成都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扬州姑娘不止在妓院接客，主要是在外“出条子”，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妓女来陪同应酬，真有春城无处不飞花之概。从此川妓台基也学会这一套方式，在市内场合，大肆活动。
扬州妓女初来时，穿着比川妓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的成都，这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又在市内各种场合乱串，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看不顺眼，保守的地域观念，引起了成都人的嫉视和厌恶，于是成都的士绅阶级起来建议：加以“驱逐出境”。后来，成都市的治安机关，迫于压力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据传，成都市警察局曾在一个晚上，突然把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局内扣押，勒索了贿赔后，限令取保后的三天内离境，并严令大小旅馆不准招留一人。
她们老板中有钱的，就自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基身份，向警察局领起正式执照，暗中继续营业，大部份无钱租房和租不到房子的人，便由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通过袍哥关系，率领一批人去沟头巷拜访本市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刘嘉兴等人设法解救。据说青帮和袍哥自来是互不妥协、互不低头的。那一天，青帮的赵长富、李松寿见到袍哥陈俊珊还下了一个大礼，向陈请求大力解救危难。陈也很漂亮，马上给乐山市、叙府、雅安、康定县、绵阳市、南充、彭县、广汉，灌县等地袍哥大爷写信介绍，恳请他们照顾，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率领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码头，继续谋生。
这本来是没办法的办法，一年多以后，先先后后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打伙买了房子，有的在别的台基上搭班包房，总之已不再在旅馆住扎，自己都有了自己的一个家。军警机关，慢慢按川妓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他们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三姨妈”台基的干女儿
解放前，在成都的扬州台基中，一外号叫作“三姨妈”的台基老板在市内颇为知名，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它是成都市的第一家扬州台基。接下来的几期｛
成都故事｝，Go君（忘了自我介绍，Go君就是成都故事的主讲人）就来说说“三姨妈”干女儿秀清（化名）的为妓生涯（那个时候，台基老板多以干爹、干妈自居）。
秀清是湖北宜昌人，1934年冬才14岁。在成都开扬州台基，后来很出名的“三姨妈”的丈夫桂老板（桂玉园）到宜昌买姑娘，秀清的奶奶以1200元的代价，把她卖给他。在奶奶的陪同下，他们辗转来到重庆万县桂老板的家（台基），之后桂老板就把秀清关在一间楼上。秀清说，她哭闹了一个多月，见不着奶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狠心地卖给了桂老板。桂老板哄骗她，让秀清给他做女儿，他将好好对待秀清。
那时桂老板在万县的台基已经歇业，他的妻子（后来的“三姨妈”）在成都。次年五月，桂老板就将秀清带到成都妻子那里，而老板娘当时住在城守东大街东安里一个旅馆内，她已经先有了一个姑娘（也是买来的），叫瓶卿，比秀清大3岁，早就已经在“做生意”替老板娘挣钱了。桂老板两口子叫秀清跟瓶卿一道耍，并由瓶卿教她唱歌、唱戏，不久在他们搬进新租的“公馆”以后，就叫秀清同瓶卿一样“做生意”，成为了“三姨妈”台基上一个被人侮辱玩弄的“红姑娘”，替“三姨妈”挣了不少的钱。
1937年冬，一个川军伪师长达凤岗为秀清赎了身，还了清了秀清的身价银。秀清离开了这个魔窟，但却成了达家不晓得是多少房的姨太太，直到解放，秀清才又离开达家，过着独立劳动的生活。
秀清说，由于自己有过这样一段历史，知道成都扬州台基的一些情况，特把它展示出来，以揭露万恶旧社会，并兼作史料。
从娼妓行业到各行各业全面开花
成都多年来就有了妓女，但扬州妓女来成都，却是在刘湘打败了刘文辉，刘湘的势力从重庆发展到成都以后。最初，她们扬州妓女没有初来成都时那么惹人注意，军警机关把她们当新化街、天涯石一带的川妓一样待遇，按等定级，给她们发给“营业执照”，向她们征收“妓捐”（又称花捐），于是她们就“合法”地在成都住了下去，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1937年以后，由于抗战关系，扬州妓女因避难和先在成都台基的亲戚攀引，又有一大批人涌到成都，于是除乾槐树街、惜字宫南街、燕鲁公所、新玉沙街、藩署街、桂王桥西街、三倒拐街各有几家扬州台基外，如庵街竟有四十余家，书院南街也有十几家，而西御西街同春里巷道内竟全是扬州妓女的住处，成都全市共发展到一百多家。为适合一些跑警报（逃避日军空袭而向城外逃散）的阔人的需要，扬州台基还在老东门外水碾河下面开设疏散区的临时台基，“业务”也很兴盛。
这时，流行在长江一带和上海的青帮组织，也已经发展到四川来，成都各行业差不多都有了青帮团体，蒋介石先后派驻成都的宪兵团官兵，也多属青帮中人，而扬州台基老板，又几乎没有一人不是参加了青帮，由于青帮势力和宪兵团的掩护，扬州妓女在成都已经不再受气，她们的“业务”，有了更自由的发展，过去主张驱逐她们的人，这时也似乎“见惯不怪”，不敢多嘴了，扬州台基在青帮头儿赵长富、李松寿的统率之下，又形成了一个团体，凡是军警机关或本地流氓地痞找他们什么麻烦，就由赵、李两人代表他们出面对付，硬的用行贿请客等方式疏通，软的就要出青帮和搬来宪兵势力威胁，使他们住手。
为了配合“业务”的需要，和安插家属及扬州同乡，这批扬州台基老板又集资开办了其他一些企业，例如云裳理发店，“三姨妈”就是大股东，大光明理发店经理杨宝华，南京理发店经理钟树涛，都是扬州人，资本多是扬州台基老板凑集。
新新浴池老板李松寿，是扬州台基的头儿，温泉浴室老板和三里浴池的大股东扬州人徐国明，原是三益公的茶房头儿，三益公浴室在成都首创“家庭间”（即男女同在一间浴室洗澡），就是他带来的扬州规矩。还有些餐馆（例如四五六酒家）、商号（例如：大陆商行、益州参茸庄），扬州台基老板，也投了大量资金，和他们建立联系。扬州台基在成都单独形成了一个团体，这是各省妓女所没有的特点。凭借这个团体的力量，使他们这一帮人，男女大小，都有了职业，青年女子当妓女（扬州妓女中一部分是台基老板的亲生女儿），中年以上妇女当妓女的跟班（妓女出条子，总有一个老妈子跟在她后面），小孩送条子（台基上接到客人叫姑娘的条子，要派人给已出去应酬客人的姑娘送去，她好又转到这个叫她的客人那里去），男人就做理发、擦背、修脚、擦皮鞋、餐馆做菜和跑堂等工作。
明天的｛成都故事｝，Go君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成都扬州台基的各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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